彼得·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彼得·费迪南·德鲁克,1909-2005),也译作“彼得·杜拉克”:现代管理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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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对世人有卓越贡献及深远影响,被尊为“管理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以他建立于广泛实践基础之上的30余部著作,奠定了其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的地位,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1909年11月19日,彼得·德鲁克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祖籍荷兰。其家族在17世纪时就从事书籍出版工作。父亲是奥国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曾创办萨尔斯堡音乐节;他的母亲是奥国率先学习医科的妇女之一。彼得·德鲁克从小生长在富裕文化的环境之中。
彼得·德鲁克先后在奥地利和德国受教育,1929年后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于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1937年移民美国,曾在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跨国公司任经济学家与管理顾问,1943年加入美国籍。彼得·德鲁克曾在贝宁顿学院任哲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并在纽约大学研究生院担任了20多年的管理学教授。尽管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但彼得·德鲁克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作家和老师。
1942年,受聘为当时世界最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对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进行研究。
1946年,将心得写成《公司概念》,“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该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彼得·德鲁克首次提出“组织”的概念,并且奠定了组织学的基础。
1954年,出版《管理实践》,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从此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从而奠定管理大师的地位。
1966年,出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告知读者:不是只有管理别人的人才称得上是管理者,在当今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即为管理者,管理者的工作必须卓有成效。成为高级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之作。
影响世界进程的100位管理大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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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出版巨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是一本给企业经营者的系统化管理手册,为学习管理学的学生提供的系统化教科书,告诉管理人员付诸实践的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不是计量方法,不是行为科学。 该世书被誉为“管理学”的“圣经”。
1982年,出版《巨变时代的管理》,探讨了有关管理者的一些问题,管理者角色内涵的变化,他们的任务和使命,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以及他们的发展趋势。
1985年,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被誉为《管理的实践》推出后德鲁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强调目前的经济已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
1999年,出版《21世纪的管理挑战》,彼得·德鲁克将“新经济”的挑战清楚地定义为: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力。
在欧洲经历了二战的残酷,并目睹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彼得·德鲁克感到那些优秀的领导者才是那个世纪的英雄。德鲁克在他那本发人深省的自传《旁观者的冒险》中写道:“我和其他维也纳的小孩一样,都是胡佛总统救活的。他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提供学校每天一顿午餐。这顿午餐的菜式,清一色是麦片粥与可可粉冲泡的饮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两样东西倒胃口。不过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这个组织救活的。”一个“组织”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功用!从德鲁克活生生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德鲁克强调“透过组织这种工具,尽量发挥人类创造力”观念的根源。
此外,彼得·德鲁克在预测商业和经济的变化趋势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例如,早在1969年彼得·德鲁克就预言将有一种新的类型的劳动者出现———知识员工,他们的职业将由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决定,不再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仅10月19日一天,美国全国损失股票市值5000亿美元。对此,彼得·德鲁克说,他早就预料到了,“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基于审美和道德。”彼得·德鲁克将当时的华尔街股票经纪人称为“完全不具有生产力的一群,但又能很轻易地大把捞钱。”
德鲁克先生在《旁观者》一书中曾深情回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们。“伟大的心灵必然遭遇不凡的际遇。”早年的德鲁克就与熊彼得、弗洛伊德等精英知识分子多有交往,并对他以后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他一生经历了一战、二战,从事过的职业包括记者、金融分析师、作家、咨询顾问和大学教授。丰富的人生阅历、渊博的学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领袖,令他在世界管理学界拥有不可超越的崇高地位。
2005年11月11日,彼得·德鲁克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家中逝世,享年95岁。
作为第一个提出“管理学”概念的人,当今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比德鲁克更能引领时代的思考者:1950年代初,他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1990年代,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
德鲁克先生一生著书和授课未曾间断。自1971年起,一直任教于克莱蒙特大学的彼德·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院以他的名字命名。1990年,为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由弗朗西斯·赫塞尔本等人发起,以德鲁克的声望,在美国成立了“德鲁克非营利基金会”。该基金会十余年来选拔优秀的非营利组织,举办研讨会、出版教材、书籍及刊物多种,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德鲁克先生已出版超过30本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传播及130多个国家,甚至在前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国也极为畅销。其中最受推崇的是他的原则概念及发明,包括:“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是管理哲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满足顾客、企业的基本功能是行销与创新、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策略中的角色、成效比效率更重要、分权化、民营化、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以知识和资讯为基础的社会。”至2004年,德鲁克先生还有新书问世。
2002年6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无论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还是通用电气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他们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都受到了彼得·德鲁克的启发和影响。“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这是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对彼得·德鲁克的评价。
下列是德鲁克的写作中数个经常提到的观点:
曾经有一位美国公司的经理写信向彼得·德鲁克报告说,他的经理班子对德鲁克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要进行反复的探讨,并总结本企业可以从中得到的教益。对于管理学家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奖赏了,毫无疑问,坚持这种作法的绝不仅限于上面提到的企业和它的经理班子。事实上,自从40年代管理学学术研究兴起以来,德鲁克的文章从来都是企业界,特别是一线经理们关注的焦点和对比学习的标尺,他也因此而被誉为“美国公司总裁的导师”。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要想取得上述成就必须在本专业内做到以下三点:(1)正确地提出问题;(2)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3)与时俱进,在社会进步的背景下重复前两个步骤。
德鲁克本人的工作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满足上述条件的典范。不仅如此,在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这一工作流程也是德鲁克本人所极力提倡的。
例如,当大公司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往往会出现突然的停滞,甚至衰退 。这样的例子在企业界里可谓比比皆是。人们的最初反应往往是企业的僵化、官僚主义 ,甚至员工的怠情等等。治疗的方法则是战略规则、重组、团队激励等。但是,是不是可以让思维再发散一些呢?
德鲁克在分析上述问题时独蹊径,提出了他的事业论观点。一个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顺利地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所独具的事业理论。它以企业自觉的使命力核心,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基本假设以及实现使命的一般手段。成功的事业理论将把企业提升为行业发展的领头人和主导者。然而,当事业理论实现后,这类企业往往却会迷失方向,作出有悖于时势的行为。
20年代,AT&T为自己的组织规定的使命是“让每一个美国家庭和公司都装上电话” ,在这一使命的激励下,公司积极调动资源,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然而,当它在50年代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公司却开始陷入危机,其原因既非官僚主义 ,也非技术优势的丧失。这些说法固然并非空穴来风,但却不足以解释公司遭受的挫折 ,关键的问题是未能调整和提出新的事业理论,公司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反应却是任何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今天,这种危机同样潜伏在像{微软这样的处于事业巅峰的企业中。我们都知道微软的口号是“让每个办公室和每个家庭的桌上都摆上一台电脑”,这一口号正是取自 AT&T 50年前为自己规定的使命。当这一目标正在迅速接近时,微软如何调整自己的事业理论将是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举措。
在这一问题上,也许另一家美国大企业的选择可资参考。通用电气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发布以来硕果仅存的成份股,在其强悍的CEO杰克·韦尔奇的领导下,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成功的时期,但他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缨,引人了新的事业理论。现在,整个公司正在为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进行准备和调整。韦尔奇由于不遗余力地推动他的巨型企业转向电子商务时代而获赠E-Jack的雅号。
德鲁克在论文中为这种情况开了两个药方,第一个就是主动放弃,第二个是追随自己的顾客。 GE的选择与德鲁克的理论不谋而合。对照德鲁克的论文和GE的行动,CEO们不难悟出自己的企业目前处于什么位置,甚至连工作的流程都可以设计出来。德鲁克谈论的仿佛是最一般的情况,但你几乎可以毫无障碍将它引伸到自己的企业,并且知道应该怎样操作。这正是一位卓越的管理学家独特魅力之所在。
关注企业面临的一般性经营问题固然是管理学家的职责,但如果管理学家仅仅从企业经营的微观层次上,而不能从社会和时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出发,对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中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作出敏锐的反应,那么他所培养的只能是“解决问题 ”的经理而不是发现机会、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的“企业家”。这可不是德鲁克的风格。作为“企业家的导师”,这意味着他必须将先知的荆冠戴到自己的头上,必须以高度的敏感觉察和分析时代变迁向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向社会、向企业界报告他的发现,向一线的CEO们发出警报,提醒他们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在竞争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危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从未放弃过这种努力,其成就即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一大批作品如《断裂的时代》、《经济人的末日》、《企业人的未来》、《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之道》、《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理》等。单从名字上看,它们更像是社会学的文献 ,而不是管理学的著作。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资本主义的预言家”的称号。
尽管如此,德鲁克毕竟是管理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他对社会变化的兴趣最终还是落实在企业层面。众所周知,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提法最早就出自德鲁克的笔下(60年代),他在论文中使用了“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概念,而他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则集中于企业内部授权、信息流向、知识工作者的业绩考核等等。
在另一篇题为“新生产力的挑战”中,德鲁克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知识经济背景下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是什么?在回顾了历史上提高物品生产和移动的工作效率的努力之 后,德鲁克将传统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作了精彩至极的划分:前者可以归结为如何正确地做事,后者则提炼为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在传统经济工作中,管理者不得不教会工人怎样操作才能提高效率,以泰罗的翻砂工动作分解研究为代表。但是,在知识经济中,受过专业训练的(其专业水准早已超出管理者的水平,从而谈不到辅导和培训) 知识工作者们面临的真正考验却是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
提高知识生产力的关键是规定正确的工作内容,而不是告诉知识工作者怎样完成其工作。
“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用纯粹操作层面的语言界走两大时代的区别, 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人做得比德鲁克更出色的了。
正如他的同事乔治•哈里斯所说,德鲁克“一向善于将抽象的理论还原为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可以领悟到的思想观念”。在阅读德鲁克的论文中,你将不断享受到这种 思维的乐趣。这正是德鲁克所希望的。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德鲁克则补充道,分享的知识才是有力量的。
德鲁克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管理的看法一脉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
再多活8天,彼得·德鲁克就能迎来他的96岁生日了。但以他的睿智,似乎早已无意玩这种和时间“较劲”的游戏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拥有一个年轻的心灵和头脑。
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思想几乎涉及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熟知的许多管理理论的概念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如营销、目标管理和知识工作者等。菲利浦·科特勒说:“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
但德鲁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管理学者,实际上他和管理的学院派一直格格不入。他在谈到自己的职业时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诸多范畴,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恒久的穿透力。
1950年元旦,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他的老师约瑟夫·熊彼特,过了8天熊彼特就去世了。在这次见面中,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这句话成了德鲁克后来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也是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法则,还是他和学术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正是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文风格,也成了他区别于别的管理学者的重要特征。
他曾经拒绝了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教职员工每星期最多只能做一次咨询工作。而在他看来,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从业者必须要参与实践。在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之前,他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和观察了两年。
在写作之前,德鲁克通常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在咨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观察和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什么“管理模型”和“数据分析”,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直指人心的观点和故事,成文风格简单、清晰而有力。
这种研究方法在管理学术中被称之为“管理经验学派”,与老子《道德经》相似,这种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属主流。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很难在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一位留学欧洲的博士告诉记者,他当时为了写博士论文,看过几百篇学术论文,没有一篇引用德鲁克的话语。他唯一一次听到德鲁克的名字是在一次午餐会上,几位管理学博士在讨论德鲁克和一个助教谁的贡献大,那位年轻的助教做了一个合资企业盈利模式的调查研究。
德鲁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从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边缘人”。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便顺理成章了。”
2002年6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当时德鲁克已经93岁了。幸亏他活得足够久,给了美国政府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1971年秋天,德鲁克离开了曾经任教20多年的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到洛杉矶的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这所大学不仅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便是现在的美国商学院排行榜中,它的排名也在50名之外。
这个选择反映了他对当时的管理学研究和教学的日益不满。他相信管理学应该是一门综合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一些细分学科的组合。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也遵从了他的管理哲学,在这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和管理,而且要学习历史、社会学、法律和自然科学。
这种学术训练方式沿袭了欧洲的大学传统,也反映了管理的本质要求。那就是管理不应该只是一些技能的训练,而是一个对人类、社会和企业的整体认识。管理不应该只是一些理论和学术研究,而是应该用来解决社会和企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这个缘故,德鲁克的作品赢得了许多企业家的高度评价。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崇拜之情。“彼得·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中独树一帜。”杰克·韦尔奇也将其重要的企业决策归功于德鲁克,他认为1981年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第一第二”的原则便来自彼得·德鲁克。
幸好有像安迪·格鲁夫、比尔·盖茨这样伟大的企业家和杰克·韦尔奇、张瑞敏这样伟大的经理人积极实践他的理论,从而不容辩驳证明了他的理论的价值。而这些成就也符合德鲁克的一贯看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
虽然是德鲁克创建了现代管理学,但恐怕连他自己当初也没想到如今的管理学已经走入了这种高度分工的学术研究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学副教授告诉记者,当前的大多数管理学学术论文虽然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其价值却不为企业界所认同,没有什么实践的价值。
追随德鲁克的其他管理大师在管理学界也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其中包括《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彼得斯和《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以彼得·圣吉为例,他现在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资深讲师”!
1994年冬天,吉姆·柯林斯完成了他在管理学上的重要著作《基业长青》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到加州的克莱蒙特去拜访德鲁克。时年36岁的柯林斯在管理学界还属于“无名小辈”,和85岁的德鲁克在一起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柯林斯对生活的看法。
柯林斯说:“别人都在问‘我如何成功?’而德鲁克却在问‘我如何贡献?’别人都在追问‘我怎么做才能使自己有价值?’德鲁克却在问:‘我怎么做才能对别人有价值?’”
“走出去,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临行之前,德鲁克告诉柯林斯。柯林斯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德鲁克却告诉他:“把才华应用于实践之中——才能本身毫无用处。许多有才华的人一生碌碌无为,通常是因为他们把才华本身看作是一种结果。”
德鲁克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管理的看法一脉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
德鲁克早年在德国留学,晚上经常去歌剧院听歌剧。有一次他被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的美感深深地震撼了,更让他震撼的是他发现这是威尔第80岁时谱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威尔第在谈到创作《福斯塔》时说:“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极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
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他一生写了39本书,仅从85岁到95岁这10年中就出版了10本著作。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将于明年1月份正式出版。
正是这种超常的勤奋,使他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头脑。他兴趣广泛,对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都造诣颇深,并每隔三四年就会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在2002年的《福布斯》封面文章中,称德鲁克“依然是最年轻的头脑”。
在他9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每5年重读一遍莎士比亚!”
德鲁克的“五项主要习惯”是领导特质论的主要流派。
德鲁克指出,有效的管理者具有不同的类型,缺少有效性的管理者也同样有不同类型。因此,有效的管理者与无效的管理者之间,在类型方面、性格方面及才智方面,是很难加以区别的。有效性是一种后天的习惯,既然是一种习惯,便可以学会,而且必须靠学习才能获得。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具备以下五项主要习惯。
1、善于利用有限的时间
他认为,时间是最稀有的资源,丝毫没有弹性,无法调节、无法贮存、无法替代。时间一去不复返,因而永远是最短缺的。而任何工作又都要耗费时间,因此,一个有效的管理者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珍惜并善于利用有限的时间,做到“智者不博,博者不智”。这包括三个步骤:记录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时间,集中自己的时间,减少非生产性工作所占用的时间。这是管理的有效性的基础。
2、注重贡献和工作绩效
重视贡献是有效性的关键。“贡献”是指对外界、社会和服务对象的贡献。一个单位,无论是工商企业、政府部门,还是医疗卫生单位,只有重视贡献,才会凡事想到顾客、想到服务对象、想到病人,其所作所为都考虑是否为服务对象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效的管理者重视组织成员的贡献,并以取得整体的绩效为己任。
每一个组织都必须有三个主要方面的绩效:直接成果、价值的实现和未来的人才开发。企业的直接成果是销售额和利润,医院的直接成果是治好病人;价值的实现指的是社会效益,如企业应为社会提供最好的商品和服务;未来的人才开发可以保证企业后继有人。一个组织如果仅能维持今天的成就,而忽视明天,那它必将丧失其适应能力,不能在变动的明天生存。
3、善于发挥人之所长
德鲁克认为,有效的管理者应注重用人之长处,因“德”而用,而不介意其缺点。对人从来不问“他能跟我合得来吗?”而问“他贡献了些什么?”也不问“他不能做什么?”而问:“他能做些什么?”有效的管理者择人任事和升迁,都以一个人能做些什么为基础。
4、集中精力于少数主要领域,建立有效的工作秩序
他认为,有效性的秘诀在于“专心”,在于“抱一为天下式”,有效的管理者做事必“先其所当先”,而且“专一不二”。因为要做的事很多,而时间毕竟有限,而且总有许多时间非本人所能控制。因此,有效的管理者要善于设计有效的工作秩序,为自己设计优先秩序,并集中精力坚持这种秩序。
5、有效的决策
他认为,管理者的任务繁多,“决策”是管理者特有的任务。有效的管理者,做的是有效的决策。决策是一套系统化的程序,有明确的要素和一定的步骤。一项有效的决策必然是在“议论纷纷”的基础上做成的,而不是在“众口一词”的基础上做成的。有效的管理者并不做太多的决策,而做出的决策都是重大的决策。
验证:当今所有的国际大企业全都是依照「分权、授权」而壮大的。
验证:「数据、e化、科学分析、考评稽核」已成为一切管理的基石。
验证:Bill Gates、Google……已替「全球知识经济凌驾政府权力」做出批注。
验证:「创新」已成为本世纪所有企业生存发展的马达,墨守成规的公司纵使没做错事,也都活不了了。
验证:「以客为尊,顾客至上,客人第一,以消费者为导师……」已成为企业成功的第一信条。
验证:「利己利人之后,还有社会责任」正是当今倡导最兴盛的「公益、环保、慈善、教育、文化」等五大使命。
验证:「永续经营」是现代所有企业绞尽脑汁在追求的宝典。
验证:「化社会问题为商机」的卓见,让所有企业的领域创新了,不但茁壮了自己,也方便了社会。
验证:形而下是管理,形而上是领导,彼得·德鲁克从实务的管理到组织的领导,都创立了典范。
验证:这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的理论滥觞。这个兵法让天下「有才却无财」的能人,能够找到发展舞台,创下荣景的二十一世纪。
2009年10月16日上午9点,“2009纪念德鲁克诞辰100周年暨德鲁克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楼报告厅隆重开幕。
2009年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德鲁克先生对现代管理学的巨大贡献,同时进一步在中国研究和推广德鲁克管理思想,南京大学商学院于10月16日成功举行“纪念德鲁克诞辰100周年暨德鲁克学术思想研讨会”,为国内外从事德鲁克学术思想研究、管理思想史研究、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和管理学实践的高层管理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沟通、研讨的机会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