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萧条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 Big Depression)

　　经济大萧条（英语：Great Depression），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大萧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大萧条的开始时间依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绝大多数在1930年起，持续到30年代末，甚至是40年代末。大萧条是二十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经济衰退。

　　在二十一世纪，大萧条常被立为世界经济衰退的标杆。大萧条从美国开始，以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下跌开始，到10月29日成为1929年华尔街股灾，并席卷了全世界。大萧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人均收入、税收、盈利、价格全面下挫，国际贸易锐减50%，美国失业率飙升到25%，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33%。

　　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全部遭到重创，特别是依赖重工业的地区。许多国家的建筑工程在实际上无法进行。农产品价格下降约60%，重击农业。由于没有可替代的工种，第一产业中的经济作物、采矿、伐木等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有的经济体在3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大多数国家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喘了过气来。

　　经济历史学家常将大萧条的开始定位在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的突然崩盘，即黑色星期二；有的则表示反对，认为股市崩盘自己就是一个症状，而不是简单的导火索。即便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一些乐观人士依然坚持己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笑道：“这些日子里人们垂头丧气。在我有生的93年中，衰退来来去去。好日子总是会最终到来的。”在1930年早期，股市小幅上扬，但到4月是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该水平几乎比1929年9月最高点低了约30%。

　　政府、商业组织在1930年上一起增加了支出。然而，受到打击的消费者则勒紧了口袋，减少了10%的消费。与此同时，在1930年中，一场凶狠的干旱席卷了美国中部的农业心脏地带。

　　到1930中期，利率已经降至新低，但预期通货紧缩和不愿借贷情绪的持续表示消费者开支和投资依然低迷。到1930年5月，汽车销量下降到1928年水平之下。价格总体下滑，虽然工资维持不变。1931年，紧缩螺旋开始。农业地区情况更加恶劣，商品价格一落千丈；在矿业和伐木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没有其它替代工作可供人们找寻。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

　　美国经济拖了其它国家的后腿，各国自身经济的强弱导致衰退情况有所不同。贸易保护主义者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疯狂地寻求自保，导致其它国家以报复性关税作为回应；很遗憾，这加剧了全球贸易的崩溃。到1930年底，全球经济衰退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并在1933年达到底谷。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萧条期间约有200－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在美国各城市，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英国则有500-700万人失业，不得不排著更长的队伍等候在劳务交易市场内。不少人认为，大萧条造成的灾难比大清洗，大跃进更大。堪称一场屠杀。

1929–32经济指数变化

　　这包括结构性缺点和具体因素。就1929衰退而言，历史学家强调结构性因素，如大银行的失策、股市的崩盘。与之相对的是货币主义者，他们认为货币因素与之相关，如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不列颠回归战前金本位制（US$4.86:£1）。

　　衰退和商业周期被认为是供需不对称所导致的正常周期性规律。正常的衰退或“普通”的商业周期是如何演变成为危机则被广泛讨论、辩驳。学者们对此看法不一，而对问题探究的初衷则集中在如何避免未来的经济危机。一个与大萧条相关的议题是结症到底是源自自由市场的弊病，还是源自政府监管不力。

　　对此，目前有两大主要观点，以及一些其它派系的分析。供需驱动理论主要由凯恩斯主义构成，但也包涵了国际贸易崩溃，消费不足，投资过度，银行、工业家的渎职，政府监管的不力。供需驱动理论一致认为信心的大幅度降低，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瞬间下降；他認為市場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当恐慌和通货紧缩出现，许多人认为回避市场是万全之举。持有货币，等候物价下跌，然后赚得便宜的想法，进一步恶化了需求。因而提出由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策略來刺激需求，從而帶旺經濟。這一點成為了五、六、七十年代時人們普遍的看法。

　　货币主义认为，大萧条之初不过是简单的经济衰退，但货币的政策制定机构，特别是美联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紧缩了货币的供给，恶化了经济环境，将衰退推向了大萧条。与解释相关的是消費借貸所致。持續性的借款終使美國人個人債務日增，而所造成的消費熱潮也就在大蕭條時期結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則認為是當時美國政府在大蕭條前對經濟做了很多管制所致，尤其是對銀行的管制，使銀行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在通貨緊縮下導致經濟大恐慌。债务紧缩导致人们借的越多、欠的越多。但這两大主要观点都沒有考慮到工資（工農的購買力）的重要影響。

　　其它派系的分析淡化了上述理论，或是对此全然否决。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不同的劳动市场政策在起初就是欺骗性的，恶化了大萧条的时长和力度。奥地利学派则关注货币供给，以及中央银行的决定是如何导致投资过度等等。

　　凯恩斯主义

　　不列颠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辩称经济总支出的下跌导致收入、就业大规模降低，跌至平均值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到达了相对较低的平衡点，失业率则到达了相对较高的平衡点上。

　　凯恩斯的办法很简单：由于私营部门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将生产维持在正常水平，为了让人们都得到工作，政府必须在此时举赤字运行。凯恩斯主义者呼吁政府在危机时刻必须增加支出，或大幅减税。

在大萧条的日子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主持了公共事业，进行了農業補貼，尝试了多重方式来振兴美国经济。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消灭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主义，这些手段都有改良作用。但罗斯福从未将经济拉出泥潭，直至第二次战争爆发为止。

　　国际贸易坍塌

　　许多经济学家辩称国际贸易在1930年后的坠落加剧了衰退，特别是过分依赖外贸的国家受到的打击尤甚。许多历史、经济学家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打压了国际贸易，招致别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形式恶化。虽然美国经济在对外贸易上依赖的并不算多，只是集中在一些领域如农业等，但这对其它国家来说则另当别论。從價稅的平均税率在1921–1925年间是25.9%，但新法则将其飙升至1931–1935年的50%。

　　就美元而言，美国出口由1929年的52亿元下降至1933年的17亿，但价格也随之下跌，也就是说实际出口只下降了一半。最大的打击对象是农业产品，如谷物、棉花、烟草、木材。根据该理论，农业出口的垮塌导致许多美国农民拖欠贷款，导致小农业银行出现挤兑，成为大萧条早期的特征。

　　债务紧缩

　　欧文·费雪认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因素是过度欠债和通货紧缩。费雪将宽松信贷与过度负债联系了起来，认为其鼓励抄风、吹起资产泡沫。就欠债与通货紧缩的环境下所导致的兴盛与衰败，他给出了9条相互关联的要素。该链式过程是如此的：

1. 债务清算和廉价抛售。
2. 货币供给收缩，银行贷款清付。
3. 资产价格下降。
4. 商务资本净值下跌，导致破产。
5. 利润下滑。
6. 生产、贸易、就业率下跌。
7. 悲观、失去信心。
8. 囤积货币。
9. 名义利率下跌，通缩调整利率攀升。

　　在大萧条前夕的股市崩盘时，法定保证金仅要求10%。换句话来说，投资人每存$1，经纪公司就会借出$9。当行情下跌时，经纪人要求征收保证金，但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债务方拖欠债务，存款人集体取款，使得挤兑现象频发，导致银行倒闭。政府担保和美联储的监管则要么无力，要么干脆没有被启用。银行倒闭导致了数亿美元的资产损失。

　　未偿还的债务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价格和收入下降了20–50%，但债务却依然保持不变。在1929年恐慌后，在1930年的前10个月，美国有744家银行倒闭（30年代总计有约9,000家银行倒闭）。到了1933年4月，倒闭的、吊销营业许可的银行产生了约70亿美元的呆死坏账。

　　银行倒闭滚了雪球，绝望的银行家们试图收回债款，但借款人无以还债。未来的盈利看起来十分渺茫，投资和工程要么减缓进度，要么干脆完全停工。在呆死坏账和黯淡的前景面前，苟延残喘的银行们在贷款上个个谨慎到家。银行堆积了准备金，结果却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恶性循环开始了，螺旋式下降加速了。

　　债务清算跟不上物价低落。相对于资产控股价值的下降而言，大量清算导致所欠美元的价值提升。人们试图还债，却适得其反。这是自相矛盾的，债务方越是还债，他们所欠的就越多。这种自我恶化的过程将1930年的衰退演化成为1933年的大萧条。

　　包括米爾頓·佛利民在内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货币紧缩，是美国联邦贮备系统的失策和银行业的持续危机所导致的。根据这一理论，美联储的不作为导致货币供给的M2政策在1929-1933年间缩减了1/3，将普通的衰退推入大萧条。

　　美联储允许一些大型对公银行倒闭——特别是美国纽约银行（New York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倒闭——导致恐慌和地方银行的大范围挤兑。而在此期间，美联储竟然呆坐在一旁隔岸观火。他认为，如果美联储提供应急借贷，或是简单地在自由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以提供流动资产，在主要银行倒台后增加货币供给，那么其它银行就不会跟着大型银行一道倒闭了，这样货币供给就不会紧张到如此的地步。由于货币极端稀缺，商人拿不到新贷款，也不能为旧贷款延期，导致许多投资停滞。这样的解释将责任归咎于美联储的不作为，特别是在纽约分行问题上。

　　美联储不作为的一个原因是监管。在此期间，美联储提供的信用额度被《联邦储备条例》（Federal Reserve Act）制约，要求联邦储备卷背后应有40%的黄金支持。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美联储几乎在信用额度上达到了持有黄金的许可上限。这个信用额度是美联储即期票据的一种形式。

　　“黄金的承诺”不如“到手的黄金”好，特别是联邦储备券在未尝贷款上只有40%的黄金可用。在恐慌期间，即期票据的一部分是由联邦储蓄黄金来偿还的。由于美联储已经在许可信用上达到了上限，所有库内黄金的减少都会伴随着信用的大幅降低。在1933年4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布《6102号行政命令》，取消了金卷、金币、金锭私有制的合法性，减少了美联储黄金储备的压力。

　　新古典学派的最近研究着重于生产力的衰退所导致的出产下滑，以及政策对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持久影响。吉欧（Timothy J. Kehoe）和普莱斯考特（Prescott）在研究中将经济衰退分解为劳动力、股本的衰退，以及使用前者的生产力的下滑。这项研究认为大萧条的理论必须解释生产力在最初急剧的衰退和之后的迅速恢复，前者与股本之间微弱的关联，以及劳动力市场长时间的低迷。这项分析否定了存贷的作用，提出了股本衰退的假设。

　　另一种解释来自奥地利经济学派。它对大萧条的经济理论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美国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后者于1963年著书《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他们的观点与货币主义者类似，认为诞生于1913年的美联储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与货币主义不同，他们辩称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十世纪20年代货币供给的大量扩充，导致信用驱动膨胀的不稳定。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的膨胀导致资产价格（如股票和债券）和资本财的不稳定。美联储在1928年过迟地紧缩了通货，以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太迟了，经济大幅度紧缩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认为，在大萧条之前对经济的干预是个灾难，在1929年之后的干预则是火上添油。

　　罗斯巴德（Rothbard）认为，政府干预延缓了市场调节，导致复苏之路变得更加艰难。然而，不同于罗斯巴德，哈耶克和货币主义者也相信美联储在大萧条早期允许货币供给紧缩使得问题更加恶化。

　　卡尔·马克思认为衰退和萧条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所无法避免的，因为除了市场以外，没有对资本积累的相关干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会导致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引发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繁荣与萧条是一个常态，用马克思术语就是资本主义“混乱”的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危机是因為通過歷史剖釋，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經存在著當時被人忽視或漠視的若干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趨向。而農業一直沒有從戰後蕭條中完全恢復過來，農民在這個時期始終貧困。此外，所謂工業部門工資水平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這十年內，新機器的應用把大批工人排擠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業總產值幾乎增加了50%，而工業工人人數卻沒有增多，交通運輸業職工實際上還有所減少。在工資水平很低的服務行業，工人增加最多，所以大多數工人的工資只增長了2%。其中毫無疑問也包括了許多因技術進步而失業的技術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資略有提高的統計數字，看來沒有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由於工農群眾是基本消費者，這兩類人遇到經濟困難對消費品市場一定會有影響。

　　二十年代的两位经济学家瓦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将一理论通俗化，影响了许多政策制定者，包括赫伯特·胡佛、亨利·阿加德·华莱士、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该理论认为经济体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以至于消费不完，这是因为消费者收入太少的缘故。他们认为，二十年代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大萧条的缘故。

　　根据这一理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全球范围内对重工业投资过剩，而独立经济，如农业等，在工资和收入上普遍落后。解决方案是政府必须给消费者发钱。换句话说，必须重新分配消费力，维护工业基础，但再膨胀的价格和工资迫使更多的通胀将购买力转化为消费支出。经济的建设过多，新工厂是不需要的。福斯特和卡钦斯建议联邦和州政府主持大型工程，这一政策被胡佛和罗斯福采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1920～1921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首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后逐渐趋于繁荣，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1923~1929年秋天，美国每年的生产率增幅达4%，此时，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财致富成了人们最大的梦想，投机活动备受青睐，享乐之风盛行，精神生活愈发浮躁和粗鄙，政治极端腐败，人们把这时的美国称为精神上的“饥饿时代”或“疯狂的2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曾说，美国20年代的实利主义使人最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

　　尽管这一繁荣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这一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农业一直都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农村购买力不足，农场主纷纷破产。此外，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极端不均衡，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而采矿、造船等老工业部门都开工不足，纺织、皮革等行业还出现了减产危机，大批工人因此而失业。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人却并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这一时期兼并之风盛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全美1/3的国民收入被5%的最富有者占有；60%的家庭年收入为仅够温饱的 2000美元水平；还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

　　由于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社会购买力明显不足，导致美国经济运行中商品增加和资本输出困难，这进一步引发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虽然金融巨头在投机行为中都获得了高额利润，但大量资金并没有被投入到再生产过程，而是被投向了能获得更高回报的证券投资领域。

　　此外，国际收支中的潜在危机也加深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危机，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同供给力大大超过了国内外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危机的到来。

　　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经济前景的自信集中地体现在股票市场，耶鲁大学的教授欧文·费希尔在1929年秋天还宣布：“股票价格所已达到的高度看起来好像是持久的。”道·琼斯指数从1921年的75点升到1929年顶峰时的363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8%——一个让人恐怖的数字。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1921年是合理水平而且这些年的利率水平基本不变，如果363点在1929年也是合理水平的话，那么包括在道·琼斯指数中的公司利润的增长速度应该约为每年21.8%，而且是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少出现的。历史上金融危机前的欣欣向荣景象出现了。

　　1929年初，狂热的美国股市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9月26日，为制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英格兰银行将再贴现率和银行利率提高了 6.5%；30日，伦敦又从纽约撤资数亿美元，从而诱发美国股市大幅下跌。10月24日，纽约证券市场突然崩盘，股票价格下降得连场内的自动行情收录机都赶不上！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众财团和总统纷纷为救市出招。28日，也就是总统胡佛发表文告的第三天，股市再次惨跌；29日，美国股市又一次出现大幅崩盘。此后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竟高达100亿美元！到11月中旬，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下降40%以上，证券持有人的损失高达260亿美元，成千上万普通美国人辛劳一生的血汗钱化为乌有。

　　这场持续到1933年的“大萧条”比以往任何一次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都要深远得多。在这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美元下降到22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美元降到8美元，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了95%，1929年，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量从1929年的550万辆下降到了1931年的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占全国劳工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这是当时伦敦《泰晤士报》针对大萧条对英国产生的影响而写的一篇社论中的一部分。

　　大萧条还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影响。由于经济大萧条，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在国外的短期贷款，在它的影响下，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从而在欧洲大陆引起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这样做了，随后两天，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2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

　　在大萧条的影响下，世界国际贸易也急剧衰退，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 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算算看，这些个数据会让你吓一跳。

　　事实上，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它一举摧毁了众人的希望：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再也不可能重返20世纪的旧日美好时光。1929~1932年无疑是一道深谷，从此之后，重回1923年的美好，不但根本不可能，连想都不必想。

　　关于这次大萧条产生的原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对于这场大萧条，美联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政策责任。在大萧条时期，一些银行的倒闭非常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联储本应及时干预，恢复公众的信心，但美联储偏偏默许了银行的倒闭，未采取任何强有力的行动，终于酿成了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倒闭—挤兑—倒闭的恶性循环。由于流通现金―存款比率和准备金―存款比率的增加，降低了货币乘数，因而急剧地使货币存量减缩。所以，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的产生与美联储的政策直接相关，因此应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大萧条的问题。这种解释后来成为了大萧条的主流解释。

　　大萧条不仅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在美国，有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有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有发展为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运动……政治动荡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到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这主要是由于“新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罗斯福的第二个“百日新政”结束后，政府至少提供了600多万个工作岗位，失业人数比1933年初减少了400万。1935年农民的全部现金收入从1932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近70亿美元；1936年工商业界倒闭数目只有1932年的三分之一；各保险公司资产总额增加了30多亿美元，银行业早已渡过了难关，道·琼斯股票指数上升了80％。

　　在英国，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的工党马上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奖中奖的机会多些”。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种种压力，解散了他的工党政府。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短期内，总理相继换人。更引人注目、更决定人类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由于希特勒能解决人们的失业问题，所以众多的德国人在开始都拥护他，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元首会将他们带往另外一条道路。在以后一个又一个危机中，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就占了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从1935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

　　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

　　在谈论全球化时，常常注意到一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即，全球化虽然会带来两极分化，但却能使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全球化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然而，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

　　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 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 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

　　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 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 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 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

　　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在大萧条期间，银行家们名声狼藉，以至于江湖大盗如邦妮和克莱德成为了传奇英雄。 大萧条的普遍影响导致了：提高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参与性，如罗斯福新政时期实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及建立的一些监管机构。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激起了作为共产主义替代物的浪漫-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如德国纳粹）。大萧条相对于其他单一原因来说是最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逐渐右翼化。独裁者的崛起（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极权统治的盛行，间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德国魏玛共和国受到了大萧条极大的重击，其中美国对德国的援助贷款因衰退而停止供给。失业率飙升，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政治转向了极端主义。1932年，失业率逼近了30%，民众疯狂地支持这纳粹党和共产党，两党在当年7月的选举中共同占据了国会的多数席位。1932年的洛桑会议上，德国的战争赔款一案被搁置。此时，德国支付了赔款中的1/8。1933年1月，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执政，建立了独裁政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垫了道路，该冲突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性灾难。

　　大萧条并没有严重影响日本经济。在1929-1931年间，日本经济衰退了8%。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是第一个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官员：第一，通过大量财政政策，包括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第二，将日元贬值。高桥是清通过日本央行进行赤字开支，并将随之而来的通胀压力最小化。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这些财政刺激十分有效。

　　货币的贬值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日本纺织品在出口市场上取代了英国纺织品成为了第一。赤字开支的影响深远。这些支出被用来购买武器军备。在1933年，日本已经摆脱了萧条。到1934年，高桥是清意识到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危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他削减了武器军备上的赤字开支。

　　这个做法导致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负面反应，特别是军队的意见强烈，并导致了二二六事件的爆发，高桥是清的遇刺。这引发了日本文职官僚中的寒蝉效应。自1934年起，军队对政府的控制持续加强。政府非但没有削减赤字开支，反而进行了物价控制和配给方案，没有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这一问题一直遗留到二战结束以后。

　　赤字开支对日本产生了改革效果。日本工业产值在30年代翻倍。不但如此，在1929年，日本的上榜企业中，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占据了主流（丰田公司是以纺织起家的）。到1940年轻工业取代了重工业，在日本经济中的规模最大。

　　政治影响

　　危机带来了许多政治影响，其中一个是结束了经济自由主义，罗斯福新政用凯恩斯主义将其取而代之。新政扩大了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在1933年到1939年间，联邦开销翻了三倍，而罗斯福的批评家则攻击他将美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

　　大萧条则导致了二战后欧洲列国普遍实施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计划经济（参见马歇尔计划）。虽然奥地利学派在20年代就开始挑战凯恩斯主义，但直到70年代，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之下，凯恩斯主义才被政治所质疑。

　　文学

　　二十世纪20年代被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了自己吝啬的大门。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1929年10月24日的美国股灾在黑色星期二开始（或Black Tuesday）。这一天，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在大萧条中，当时的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汽笛，胡佛敲车钟。华尔街发信号，美国往地狱冲！”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

　　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著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