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又译为海耶克),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他被广泛视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对于法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哈耶克在1974年和他理论的对手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在1991年,哈耶克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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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早年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和计算单位,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行没有影响,但要保持货币的这种性质,必须使货币流通总量不变。他以此来反对调节通货以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造成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投资过度,货币供给不足,但只要听其自然,经济萧条所引起的物价下跌就会改变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从而货币供给不足的状况就会扭转,经济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复苏。由此断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弊无利的。
哈耶克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稳定的论点无非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传统庸俗经济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论调,早已被经济危机的史实所粉碎。但他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调节政策的矛盾。
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他认为,经济效率来自利己的动力,有效的决策来自充分的市场信息。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利己的动力受到限制,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不能象自由市场的分散决策那样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哈耶克还认为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种制度,计划经济导致政治上的极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甚至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理论家所主张的“收入均等化”、“福利国家”之类的社会改良主义措施,认为这种措施不仅损害效率,而且最终仍会导致政治的极权化。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界把他的理论称为“保守的”、“右翼的”理论。
1931年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因素是促使生产结构失调的决定性原因。以没有闲置的生产资源为前提,在经济扩张阶段,资本市场上对于投资资金的需求将超过储蓄,生产者将会利用银行膨胀的信用,扩大资本物的生产,这导致部分先用于制造消费品的土地和劳动要素转用于资本物的生产,但是,当银行扩大的信贷经过生产者转手变成人们的货币收入后,按哈耶克的假定,人们将把他们的消费恢复到正常比例,这就引起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生产要素又转用于生产消费品。一旦信用扩张被迫停止,危机就会爆发。这时或表现为高涨阶段利用银行信用正在进行的投资(新建厂房设备等),由于资本缺乏而萎缩或中止;或者表现为已生产出来的机器原材料等,由于其他资本家缺乏资本而销路不好,价格猛跌。哈耶克认为危机所引起的物价下跌会自动改变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一旦资本供给恢复和增加,经济也就自然地走向复苏,无须国家干预。也就产生了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是20世纪学术界对于集体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哈耶克相信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即使是那些在理论上根基于自愿合作的集体主义形式亦然)最终都只有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机构加以维持。在他的著名著作《通向奴役之路》(1944)和其他作品里,他主张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
根基于早期米塞斯和其他人的著作,哈耶克主张道:在中央计划经济里,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必须决定资源的分配,但这些计划者永远都不会获取足够的资讯以正确的分配资源,这种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哈耶克认为有效的资源交换和使用只有可能经由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加以维持。而在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书中哈耶克主张价格机制可以用以交流和协调个人的知识,使社会的成员能够达成多样化,藉由自发性的自我组织原则来解决复杂的难题。他创造了交易经济学一词来称呼“自我组织的自愿合作制度”。
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而这正是凯恩斯学派所极力避免的。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著抹灭经济的自由。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哈耶克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试著以政策来控制个人的自由(如凯恩斯和罗斯福主张的新政),相同的极权主义后果也可能发生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
哈耶克认为自由价格机制并不是经过刻意介入产生的(亦即事先由人们刻意加以设计),而是由自愿性的秩序—或者称之为“由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产生的秩序所领导。也因此,哈耶克将价格机制的重要性提升至和语言同等重要。这样的思考使他开始推测人类的脑袋如何容纳这些行为。在1952年的The Sensory Order中,他主张是联结主义的假设形成了神经网络和许多现代神经生理学的基础。
哈耶克在The Fatal Conceit(1988)一书中主张人类文明的诞生是起源于私人财产的制度。依据他的说法,价格是唯一一种能使经济决策者们透过隐性知识和分散知识互相沟通的方式,如此一来才能解决经济计算问题。
哈耶克对于资本、货币、和商业周期的著作被广泛视为是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更早时的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一书里已解释了货币和银行业务的理论,将边际效益的货币价值原则套用至新的产业波动理论上。哈耶克以这本书为基础进一步的解释商业周期,这个理论在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在他的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和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中,他解释商业周期的起源是政府中央银行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刻意压低利率导致资本被错误分配而造成的。
“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被许多理性预期理论的支持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批评。哈耶克在1939年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一书中将他的理论与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如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等人作出区隔,首先他避免以货币理论作为商业周期的全盘解释,并提出一个根基于利润而非利息上的特殊解释方式。哈耶克明确指出大多数正确的商业周期解释方式都是注重于现实上,而非数据上的波动。他也注意到这种特殊的商业周期解释方式无法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完全吻合。
虽然哈耶克最知名的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但在哈耶克的职业生涯后期他也对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作出许多贡献,大多是从他认为人类知识有限的理论上衍生而来,以及在他理论中自发性秩序社会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他主张一个以市场秩序为轴心组织的社会(之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仅只限于保护必要的市场和个人运作安全),这便是从他对于人类知识有限的道德哲学理论所衍生的。在他的科学哲学理论中,哈耶克大力的批评所谓的科学万能主义— 错误的将科学研究方式强加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上,导致在实践上产生相反的结果。通常这牵涉到在哲学上强行要求明确验证,错误的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可以简单的用二维的线形图表进行。哈耶克指出大多数科学都牵涉到复杂的多线形和多变量,而经济学和非设计秩序的复杂性则有如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一般,强加一般的科学研究方式只会造成错误的结果(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 1952)。在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一书中他则发展出一套“赫比学习法”(Hebbian learning)的学习和记忆方式,哈耶克在1920年便已经构思出这个概念,甚至还早在他学习经济学之前。哈耶克延伸的“赫比突触”(Hebbian synapse)则对全球的人脑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并且持续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界发挥影响力直到今日。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柴契尔)的保守派政府崛起后,哈耶克的理论获得了更多注意力。在1979年至1990年间担任英国保守派首相的柴契尔便是哈耶克理论的著名支持者。在柴契尔得知自己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久,她“从她的公事包里取出一本书。那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著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她打断了台上演讲者的演讲,高举这本书让大家看见。‘这本书’她坚定的说道‘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并且重重的将书敲击讲桌上。”在赢得1979年的大选后,柴契尔指派了哈耶克派的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担任贸易及工业大臣,以矫正长期以来低迷不振的英国经济政策。同样的,许多隆纳·里根的经济顾问也都是哈耶克的朋友。[2]
不过,哈耶克写下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的论文,在文中他批评保守主义无能面对人类不断改变的现实、而且无法提出积极性的政策计划。他的批评首先是针对欧洲风格的保守主义,也就是长期以来基于社会稳定和传统价值理由而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哈耶克自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也注意到他在美国几乎不可能以“自由派”一词自称,因为这一词在美国早已因罗斯福的新政而被大众与社会自由主义混淆。因此,在美国哈耶克通常被描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他自己则倾向于自称为“老辉格”(Old Whig)。
在1947年,哈耶克和其他人一同创办了培勒林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由一群在各种学术领域反对社会主义的学者所组成。在他于1974年获颁诺贝尔奖的演讲上,哈耶克指出人类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的出错性之高,并称他对于经济学经常被误导为是和物理学、化学、和医学一般的精密科学感到忧虑,因为强加精密科学的研究方式在经济学上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灾难性结果。
尽管对于这段关系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哈耶克一生中与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保持了长期的友谊关系,两人也都是来自维也纳。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波普尔写道:“我想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超过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Hacohen, 2000)波普尔将他的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献给哈耶克,而哈耶克也将他的论文集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献给波普尔,并在1982年说道:“…自从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在1934年出版以来,我彻底成为他的方法论理论的支持者。”(Weimer and Palermo, 1982)波普尔也参加了培勒林山学会的开幕集会。尽管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互相赏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两人在理论上的重大差异(Birner, 2001)。
除了深刻影响柴契尔的经济政策、以及隆纳·里根的经济顾问之外,哈耶克在1990年代于东欧成为最受敬重的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对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预测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完全获得证实,他也因此在前共产政权的东欧国家大为出名。
哈耶克的著作影响相当广泛,包含了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举例而言,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对于极权主义制度的真相和谬误的讨论也影响了后来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Wolin 2004)。
即使是在他死后,哈耶克的理论依然持续发挥影响力,尤其是在那些他曾经任教的大学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以及弗莱堡大学。许多在他去世后才发表的著作也进一步发挥影响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个由学生组织的团体哈耶克社会便以他为名。在牛津大学也有哈耶克社会组织。而美国华盛顿特区影响力最大的智囊团之一的卡托研究所则将所内的一个演讲厅以哈耶克为名。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纲纳·缪达尔教授(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教授。授奖是因为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并且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
科学院有这样的意见,除了他们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外,纲纳·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如此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所以他们的联合贡献应当被授予经济学奖。”
自从设立经济学奖以来,研究工作已超过纯经济学范围的两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始终在提议的获奖人名单之上:纲纳·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们都曾以纯经济理论领城中的重要工作开始他们的研究事业。他们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领城之内:经济波动理论和货币理论。从那时以来,两位经济学家已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包括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宽广方面。
主要由于他们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指向最宽广意义上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美国黑人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缪达尔寻求把经济分析联系到社会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条件。哈耶克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像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架之类的因素,以及有关个人、组织和不同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的问题。两人都对经济政策问题深感兴趣,并且因此也研究了我们社会中组织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条件的变化。
缪达尔和哈耶克共同具备的一种品质是一种为文献充分证明了的才能,发现思考问题和对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这个特点常常使他们有些引起争议。当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经济学家们通常视为当然或忽视的因素及关系时,这完全是自然的。
在他的科学事业的早期,缪达尔显示了他在经济学中兴趣的广阔。他的书,《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冶因素》(1930),是对政治价值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如何被插进经济分析中。科学院在作出它的对重大著作《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赋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这个学术巨著中,缪达尔用文献证明了他把经济分析与一种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合起来的才能。缪达尔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广泛研究,性质和《美国的两难》非常一致。这也是最宽广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其中对政冶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赋予很重要性。
哈耶克在经济理论领域内的贡献,既深刻又有创造性。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书籍和文章,引起广泛而活跃的的辩论。特别是他的商业循环理论和他对货币和信用政策的效应的概念,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并且引起热烈的讨论。他没法比那时习见的更加深刻地分析商业循环机制。或许部分地由于这种更深刻的分析,他是在1929年秋天大危机到来之前,警告一次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说明,超过志愿储蓄离率的伴有贷款的货币膨胀如何能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特别是影响资本的结构。这种联系货币货币膨胀的商业循环理论与战后货币讨论有共同的基本特点。科学院有这样的意见,哈耶克对不同经济制度功能效率的分析,是他对较广意义上的经济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致力于集中计划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同哈耶克曾进行研究的一切领域一样,他对这个领域中学说和意见的历史,作出了深刻的历史阐述。他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中的基本困难的新思想,并且研究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分散的 “市场社会主义”达到有效结果的可能性。他在比较不同制度时的指导原理是研究分散在各个人和各企业的所有识识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如何。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深远的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
哈耶克关于经济制度的思想和他的分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发表在一著作中,并且无疑对广泛和正在发展的“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显著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