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East Asian Model)

　　东亚模式是指战后日本首创，继而由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其他国家模仿并加以发展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若干基本原则和方式的总称。用一句话来概括可表述为：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外向型发展的经济模式。

　　1．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无论是亚洲“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都实行赶超型的发展战略。目标明确、干劲十足是它的优点。缺点是大多实行拿来主义，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不足，本国和本地区的技术创新少。

　　2．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战略。积极促进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对东亚经济的迅速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3．较强的政府干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东亚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方面，政府积极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调整宏观经济，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政府积极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支持，企业则与政府协调一致，积极参与市场活动。正因为有了政府的作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因为有了强政府的作用，总体竞争能力还处在较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这就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决策的质量，如果政府宏观决策错误就会影响全局，造成的损失决非微观决策错误可比。

　　4．内部积累和积极引进外资相结合。东亚地区的储蓄率长期以来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数国家一直保持在40％左右。吸引外资的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为1290亿美元，其中，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达到800亿美元以上。

　　5．重视科技和教育。这是东亚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保证，也是今后经济继续增长的基础。儒家文化圈内的地区在历史上就很重视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经济起飞以后；富裕家庭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东亚地区若不改变基础研究薄弱的状况，要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很困难的。

　　①政府主导干预经济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

　　在经济发展所需资源有限、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活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选择确定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及示范效应的产业部门，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影响要素投入与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提高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东亚模式”实质上就是后进国家的“赶超模式”。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即使市场机制完善，国际经济秩序井然，后进国家缩短与先进国家的距离或赶上先进国家也绝非易事，更何况并不存在如此理想的外部环境。政府干预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支高效精干的经济官僚队伍，抑制了腐败和寻租现象，从而有效地贯彻落实了经济发展政策，并使民众对政府保持信心。

　　②立足于国内资源，有效利用外部资源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两缺口”，即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储蓄缺口和进口大于出口造成的外汇缺口。要想增加储蓄以满足投资增长的需要，又不影响出口以满足进口所需外汇，解决方法就是引进外部资源，尤其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两缺口”所带来的双重压力。从长期看，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利用，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实力及出口竞争力，从而提高国内储蓄率，扩大出口。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即使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也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不足部分依靠外部资源补充。外资主要用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有生产能力的项目上。

　　③掌握时机，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带来的各种机遇转换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也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关键所在

　　经过进口替代产业发展阶段奠定的基础，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及时地转变战略，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充分利用了当时国际贸易自由化倾向以及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良机，既解决了国内市场狭小造成的对进口替代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又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1．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

　　东亚模式的产生，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政治体制上都实行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但实际上在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中央集权的色彩浓厚。这种混合体制是战前的殖民体制或战争的军事体制的沿袭，以及对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模仿的产物。它不仅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有规则的政治竞技场”，把东亚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纳入了法制的轨道，而且保证了统治阶级统一意志的形成和有效执行及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能力，从而实现了社会和政治的长期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2．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把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政治上对峙、军事上对抗，东亚各国和地区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边缘地位，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同时，美国从政治角度出发，把东亚看做是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一个堡垒，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美国的支持，得以迅速发展。如从1946年开始，美国积极援助日本的经济复兴和韩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掀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风起云涌，随着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一些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就随着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化而被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速度很快，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对进口的限制，出现了贸易自由化倾向。此外，国际贸易组织机构和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组织的成立，也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东亚各国和地区由于结合资本主义体系，赢得了天时和地利，从而使其能够在一个较为稳定和相互合作的国际贸易环境中顺利地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发展。

　　4．儒家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儒家传统文化因素、西方价值观念、殖民地宗主国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儒家的传统文化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却最为突出和深远。如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文化和由此产生的服从权威的社会秩序观被认为是东亚工业化启动和发展速度快于欧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家文化具有的尚贤、重教的优秀传统，“学而优则仕”等思想影响深远，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重要位置，为工业化发展培养了所需的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儒家文化提倡勤劳、节俭，使东亚各国和地区具有较高的储蓄率，成为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是东亚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政府统制型经济时期。这一时期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但终止的时间在“四小龙”和东盟四国又各不相同，大致在发展以替代进口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的早期。

　　战后，这些国家或地区面临的问题：一是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香港、新加坡是转口贸易这种单一型经济)；二是逐步解决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三是改变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依附地位，特别要改变长期贸易逆差、经济脆弱的局面；四是调整自身内部在殖民统治瓦解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必须建立有权威的政府来保证社会稳定，摆脱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东亚各国或地区最初建立的制度体系是政府统制型经济，其内容是：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选择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即通过发展替代进口工业来改善经济结构，并由政府确定一国经济战略目标，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国内稚嫩的工业，同时在农业上发展多种经营，创造外汇支持工业发展所需的进口。可见，这是一种政府统制型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内外经济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与此相关，则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大，这是市场经济极为脆弱的情况下所作的选择，是经济集权主义。

　　二是通过政府力量来进行最初的工业化，兴办国营工业，确立国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进行农业资源再配置(如土地改革等)。

　　三是建立有效的国家经济计划。

　　四是对替代进口部门实行高度保护，以政府经济集权来保证人力、物力、财力相对集中于替代进口部门，并实行利率管制和价格控制(特别是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以保证农业部门的大量利润转移到替代工业部门)，以保证集权式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开发。

　　2．政府放松统制，给市场机制让出一部分空间的时期。这一时期约相当于替代进口工业成效显著的时期。政府统制型经济，形成了政府垄断的工业部门的生产与市场，为各国改善经济结构和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在经济发展中，其弊端日益显现。如：国营工业缺乏效率，形成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国内外私人资本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没有调动起来。因此，仅通过国家力量和国家强力干预来进行经济发展，难以达到希望的目标。所以，东亚各国或地区开始采用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工业的一些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放松政府的经济统制，培育独立的市场主体，给市场机制让出部分空间，而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则没有做多大的调整。

　　3．政府主导型时期。这一时期约起始于面向出口的新经济发展战略推行之初。替代进口工业的发展，改善了过去的单一型经济结构，建立了最初的工业基础，有了较完整的工业部门体系。私人资本在政府的优惠政策扶持下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其实力不断壮大，出现了一些能直面市场竞争的工业集团。国内供求体系逐步完备，国内市场活跃。但是政府统制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形成起来后，其弊端也逐渐显露，面临新的抉择：(1)国有经济依赖政府保护，缺乏效率，规模又过分庞大，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挤占了公共事业投资和农业发展资源，并形成对私人投资的不平等竞争，对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因此国家资本已经完成了其部分使命，到了进行消肿、给私营经济让出空间的时候了；(2)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强力干预也因此失去了经济的基础，政府的强力干预与私营经济对市场自由的要求是相悖的；(3)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国内企业形成依赖，缺乏竞争力，因而也就缺少提高生产营运效率的压力；(4)进口替代战略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首先，进口替代工业是建立在有限的国内市场上的。而国内市场有限，容易饱和，难以提供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其次，由于原来工业基础薄弱，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原材料、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上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不但起不到节约外汇的作用，反而扩大了外汇缺口；再次，内循环经济使这些国家或地区劳动力低廉，劳动力丰实的比较优势得不到发挥，而又得不到发达国家过剩资本这种国内稀缺的资源；最后，西方国家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向劳动成本低的区域转移，如果接手这些部门，将会大大带动东亚各国或地区工业的发展与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以上背景下，东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开始由政府统制型经济向政府主导型经济过渡，其内容包括：(1)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政府将投资重点转向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这使政府从过去直接扮演经济建设主角中解脱出来，致力于经济硬环境的建设；(2)逐步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自由企业制度，推行市场自由化，放松对内外私人资本的市场准入；(3)政府在税制、金融、价格、贸易政策等经济杠杆上尽力放松，由统制型强力干预到政府主导型一般干预，政府还继续按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对企业实行优惠，同时建立和健全法制，使政府干预与微观运行在法律、规则下进行；(4)实行向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移，并通过政府干预和优惠政策保证出口型战略的实施。这种模式的变化，是适应内外经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的，其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的结合。所谓政府主导，就是政府的干预强度弱于统制型而又大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选择型干预，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大为增强。

　　4．高自由度经济的尝试。到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人们所熟知的东亚奇迹已经显现出来。在海外投资狂潮刺激推动下，东亚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市场体系克服了内部市场不足和资源缺乏的约束，实现了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综合国力与国际经济地位明显上升，泰国仅在1987年至1993年7年间就实现产值翻番，人均GDP从810美元上升至1980美元，而通货膨胀率却未超过6％。连续的高增长低通胀，使东亚诸国或地区开始进行高自由度经济尝试，主要的对策是金融的自由化与国际化，即通过政府完全放开对金融业的保护、干预，通过金融先行，充分动员国内储蓄和国外资金，来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其内容包括放松金融管制，实行存贷款自由化，允许资金在国内外自由流动，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储备金限制等等。

　　东亚模式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外部环境在实践中创造种经济发展模式。它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不容否作用，其功劳是主要的。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东亚模式也有其局。

　　第一，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使经济增长具有脆弱性。出口导向是东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到中国、越南，经济体一直对外部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东亚绝大多数经济体内部市场规模都比较狭小，“出口导向”在相当程度上看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依靠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是脆弱的，它非常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吸纳能力。当世界经济出现衰退时，出口便会受阻，东亚经济体就会普遍受到冲击。并且，由于技术力量有限，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只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互相竞争，降低了出口的效益。另外，长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影响了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升级，拉大了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从今后来看，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来带动增长的这种方式将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一是因为除东亚外，其他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在走这条路子，如南亚、拉美等国家，而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吸纳能力总有一定的限度，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化生产过剩，这条路子必然越走越窄；二是因为各地自由贸易区的崛起，特别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欧盟一体化的加快，将使东亚产品进入美、欧市场更加困难。

　　第二，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有损于经济自主性。如果说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早期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走的是“出口主导型”道路，那么东盟、中国、越南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走的则是“外资主导型”道路。

　　例如，泰国在1987—1990年所谓的“新的腾飞”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年均递增率高达74．6％，贷款等其他外国投资的年均递增率则高达122％。正是这些规模庞大的外国投资，维持着泰国每年40％以上的高投资率，支撑起高估的汇率和高价位的股市及房地产。这使得泰国经济繁华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当金融危机来临，外资纷纷撤出之后，泰国经济便变得满目疮痍，一片衰败。这种缺乏经济自主性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第三，严重依赖外国技术，缺乏创新意识。从东亚的发展来看，引进技术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科技力量薄弱，资金匮乏，无力自主开发新技术，不得不依靠技术引进。日本依赖于美欧的技术，而亚洲“四小龙”、东盟则主要依赖于日本的技术，尤其在制造业方面，受日本技术的影响非常深。其结果是造成制造业的过度发展，而对新兴产业的开发严重不足。由于日本在信息技术开发上大大滞后于美国，导致整个东亚在信息技术上都处于落后状态。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技术上长期跟着日本亦步亦趋，缺乏创新意识，必然会削弱产品的竞争力。

　　第四，过分追求高增长，忽视了可持续发展。落后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很有必要的。没有高增长，就创造不了东亚奇迹。但是，东亚维持这种高增长模式的代价也相当沉重，它牺牲了环境、生态的平衡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显然，这种高增长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东亚模式没有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正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在。这也是今天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①减少技术依赖度

　　随着专利保护制度的完善，一国产业升级赖以支撑的技术进步只能主要源于本国的知识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一国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忽视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来实现应用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双重跃进，但它迟早要遇到基础研究落后的制约，并在结构升级上陷入缓慢的状态。人口素质较低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普遍现象，对来自发达国家新技术领域的挑战，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科技人才明显匮乏，已形成了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瓶颈。因此，“科技立国”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措施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纷纷出台。

　　②多层面和多方位开拓国内外市场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国内市场因大力提倡外向型经济而相对受到忽视，而开拓国内市场对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应付对外贸易环境条件的变动、稳定本国经济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对国外市场则应该在继续重视扩展欧美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俄罗斯、东欧、非洲、南亚、南美等地区的市场。

　　③打造企业的“双头鹰结构”或“鼎形结构”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知识经济日趋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东亚各国和地区必须突破日本——雁领头的“雁形结构”，尽快形成由日本和中国领先的“双头鹰结构”，或由日本、中国和韩国三足鼎立的“鼎形结构”，提高产业调整速度，共同实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

　　④区域合作进一步紧密化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消除美国和日本等右翼的反和平思潮，就可以在投资、技术、货币、品牌、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更紧密的有效合作。如“东盟+中国+日本+韩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组织的不断完善、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都将为东亚和整个亚洲经济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

　　1．实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东亚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

　　东亚模式相对于拉美模式来说是较为成功的，它为其他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经验。东亚模式是一种“权威政府+市场经济”式的体制，这种独特的“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是介于计划体制与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之间的一种体制，是二者的综合，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一方面有可能避免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低效率，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在东亚各国和地区，市场竞争是充分的，政府的势力是强大的，政府的力量与市场力量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均衡。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而政府在完成启动、培育市场，把本国和地区经济推入快车道的使命之后，又及时让位于逐渐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正如世界银行《1997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

　　2．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适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东亚模式成功的关键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现代化起步之初大都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这种战略的不足之处很快就显露出来：一是市场很快趋于饱和，限制了生产的扩大；二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不快，影响了竞争力的发挥。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各国和地区适时地调整了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大力实施对外开放，扩大出口，推进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此外，东亚各国和地区非常注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它们强调的是“贸易立国”；80年代以后又不失时机地从劳动密集型发展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商品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90年代以后，它们又相继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适时调整与升级，赋予了东亚各国和地区极大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东亚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3．坚持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其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精华，是东亚模式成功的精神支柱

　　儒家文化不仅贯穿于东亚各国和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而且贯穿于他们的经济活动之中。前文已经提到，儒家文化倡导的集体主义文化和由此产生的重家族、重国家、服从权威的社会秩序观和轻个人的伦理观念与道德规范，儒家伦理强调的勤奋工作，敬业乐群，和睦相处，协调配合，团结合作，爱国兴邦，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精神美德，儒家文化的尚贤、重教的优秀传统，是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力量源泉。可以说，儒家文化的一些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与现代工业精神、市民精神和合理化的世俗经济伦理具有亲和性，是东亚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东亚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重要推动力，也是东亚模式有别于其他模式的重要根源之一。

　　4．大力发展和普及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东亚模式成功的强有力因素

　　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归根到底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实施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各国和地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认识到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提出了诸如“约40％的成人识字率和同样比重的小学入学率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恰当的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发展教育是促进现代化的最强有力的因素”等观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将智力投资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采取各种措施筹集资金，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对教育投入增加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素质，进而对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世界银行对5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0--1985年间影响GDP增长的因素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可使GDP增长率提高3％，而在东亚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可使GDP增长率提高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