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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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由于学科起源的历史背景,经济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看待经济现象的角度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的分歧。 社会学的早期奠基者如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齐美尔、涂尔干,皆各自提出对功利主义、边际效益、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思想的检讨与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一方面援引当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但却也提出劳动价值理论跟阶级生产关系等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学默认的理性市场观点。韦伯强调“理性地追求利益”这种“经济人”的理念型虽然是理解现代人各种行动的重要社会学工具,但是其他的行动理念型-如传统、惯习、价值理性-也同等重要,在观察分析实际的经济行为跟现象时,不能只单独地考虑理性利益;而且经济制度以外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跟经济活动总是交互影响。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提出使用货币这一经济行为包含了现代生活主观价值与客观条件的变迁。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基本上就是在批判功利主义的理性社会契约学说。
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有人将它概括为主要由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组成。经济行动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的主体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行动所追求的目标并非获得最大利润,而是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互相提供功能满足,使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工业化引起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重组是普遍的现象,由此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在社会经济变迁的理论构建上,集中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由此产生了后工业社会论、富裕社会论和社会指标运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延伸。它从长远的观点研究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在摸清资源、认清国力的前提下,提出发展的对策。
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各国有所不同,大体可归纳为5个方面:
(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群体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不同类型群体结构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起着不同的影响。
(2)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发生作用的社会条件,如政治、文化、教育、人口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研究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
(4)对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各经济集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
(5)研究经济政策实施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涵盖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缘地带,它的发展既需要经济学理论基础,又需要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长期以来,由于学科主义的严重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拥有社会科学“皇后”地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学家及其所从事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往往不屑一顾。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不关心社会学问题,但在众多的经济学流派当中,我们仍能发现有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马克思、熊彼特、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
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是他确立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范畴。虽然他的研究方法仍然属于经济学方法,即用经济学观点分析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但强调经济关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研究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本身也是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马克思之后,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在德国盛极一时,并对美国的制度学派和法国的社会学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历史学派的罗雪尔、施穆勒和桑巴特等人都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而许多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社会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门研究经济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学科(Swedbe~, 1998)。对经济制度的关注意昧着经济学家不再是就经济发展所受的限制条件本身,比如生产、技术、资本等微观条件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对经济条件之外的民族思想、社会意识和文化特征等社会条件加以考虑。因此,德国历史学派传递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综合考察的经济社会学方法论的传统。
以凡勃伦、米契尔和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广泛地讨论了“制度”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三位代表人物在研究方法和具体观点上各有特色:米契尔是经验统计学派的代表,主张把制度研究建立在经济统计的基础上;康芒斯是法律学派的代表,认为在一切制度因素当中法律制度最重要,法律制度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三人之中唯有凡勃伦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最直接,因为他是制度学派当中的社会学派的代表,他的成名作《有闲阶级论》可以看作是经济社会学的早期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凡勃伦把制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组织制度,另一类是拥有私有财产或展示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阶级)制度。前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或生存需要,受自然人的本能驱使;后者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或社会需要,受人的本能驱使。凡勃伦的分析表明,经济生活严重地受制于社会力量,甚至可以认为是社会力量控制了经济的发展方向。比如显示消费、显示有闲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动力,同时,能够显示有闲或有条件显示有闲又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正是这些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结构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方向。
20世纪7O年代之后,以科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展了经济制度分析方法,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新旧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更重视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更依赖有限理性假设前提。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和合作博奕理论等都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和有限理性假设对经济制度和经济社会关系加以科学解释的新制度经济学核心理论。
如果说上述经济学家的贡献仅仅是因其研究内容或研究方法对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有所裨益的话,那么熊彼特的作用则与众不同:他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不仅多次强调社会学方法的重要性,而且直接提出并使用“经济社会学”概念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熊被特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必须拥有4类分析技术或工具,依其重要程度分别为:
(1)经济史。熊被特认为,经济学所考察的对象,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历史,他就不能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同时,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经济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事实怎样联系在一起,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
(2)统计。熊彼特认为统计数字极为重要,这一观点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传统,毋宁说是社会学的方法论特点;
(3)理论。从提出假设、推论命题(证明定理)、得出结论到理论应用 (实证分析),这一理论构建过程正是经济学发展的固定格式。从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来看,经济学家沿着这条轨迹已经走得太远了;
(4)经济社会学。熊彼特认为,如果我们把人类行为的定义下得广泛一些,使人类行为不仅包括动机、行动、偏好等,而且包括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社会制度,比如财产制度、政治制度、契约制度等,那么我们就需要引入经济社会学分析工具。因为经济学所关注的是人们在何时何地会发生何种行为以及会产生何种后果,而经济社会学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预防和控制这种行为。自18世纪以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各自的领域内独自前进,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而且关心得更少,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经济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因此,熊彼特呼吁经济学家多关心一些社会学问题,因为与经济学相邻最近的学科就是社会学。
社会学家研究经济社会学的历史没有专门记载。但斯维德伯格认为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Swedberg,1998)。第一阶段是在19世纪末加世纪初,以韦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为代表;第二阶段是20世纪5O年代,以帕森斯、斯梅尔瑟和波兰尼为代表;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后,被称为新经济社会学时期,代表人物有H.怀特、M.格兰诺维特和v.泽利泽等人。
社会学建于1890--1920年期间。韦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这三位奠基人中的每一位都在经济学领域做过大量研究(Swedberg,1998)。齐美尔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是于1900年问世的《货币哲学》。在这部著作中,齐美尔敏锐地分析了货币在现代文化中的特殊作用。除此之外,齐美尔还以创建各种经济类型而闻名,剖析了挥霍者和守财奴。这两种经济类型的行为特征等等。
迪尔凯姆的职业生涯始于他批判斯密的分工思想。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唯一功能是生产财富、便于交换。迪尔凯姆认为斯密忽视了分工的另一重要功能,即分工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促使人们更加团结,因而提供了“有机团结”的潜力;另一方面,迪尔凯姆发现现代经济的某些力量可能会破坏社会的内聚力,因而出现。社会的反常状态”或者是缺乏行为规则。在把经济社会学确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方面,迪尔凯姆比齐美尔更积极,他不仅自己笔耕不辍,而且鼓励其门生投身于这一事业。其得意弟子、法国社会学家、著名的社会学年鉴学振代表人物M.莫斯的极富想像力的研究成果《礼物》就是在迪尔凯姆的影响下完成的。在本书中,莫斯改变以往学者只用经济理性分析“礼物交换”,而把这一现象放到社会整体中去探讨,阐明这一现象既是经济的,也是法律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社会现象。莫斯的分析方法为后来的新经济社会学所倡导的 “经济嵌人于社会”确立了最初的学说理念。《礼物》因其独特的分析视角一直被视为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礼物交换的经典之作,莫斯因而也被视为人类学家。
M.韦伯是为建立经济社会学作出最持久努力和最出色贡献的社会学家。虽然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文化熏陶,但韦伯仍然积极地接受门格尔学派(即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经济学思想。与憎恨经济学并想用经济社会学取而代之的迪尔凯姆相反,韦伯把经济社会学视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补充。在韦伯的许多著作中,有三部与经济社会学特别相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经济与社会》(1921-1922);《经济史大纲》(1923)。《经济与社会》一般被视为经济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在本书中——准确地说,是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章中,韦伯勾画了经济社会学的基本轮廓。韦伯首先从个人开始讨论“经济行为” 及“行为的经济取向”,然后探讨了“经济组织及其分类”、“经济的形式台理性和实际合理性”,最后分析了“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各种“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经济与社会》是古典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经济社会学初步建立的标志性成果。
20世纪3O一50年代是凯恩斯经济学时代,它以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为起点标志,以50---60年代凯恩斯政策主张在各国实践为顶峰,以7O 年代“滞胀”所代表的凯恩斯灵丹妙药失灵为终点。
1956年,帕森斯与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出版了一部重量级理论著作《经济与社会》,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刨立。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运用结构一功能主义分析手法,把社会定义为一个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经济只是其中个子系统。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所有子系统在维持社会大系统运行过程中都发挥重要功能。斯梅尔瑟随后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并出版了经济社会学的第一部教科书《经济社会学》。
70年代末,8O年代初是经济社会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新经济社会学诞生和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把社会学应用于市场研究的先驱是哈佛的H.怀特。到80年代中期,怀特的许多学生开始发表经济社会学著作,尤其是借助于在他指导下所使用的网络研究方法,波特、贝克和M.格兰诺维特等人的成果尤为}1人注目。其中M.格兰诺维特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文章《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人性问题》,开创了利用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的经济社会学新纪元。格兰诺维特同时对新制度经济学展开了正面攻击,认为采用非社会学方法分析经济制度的威廉姆森等人是“学术森林中的社会学的婴儿”。
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假设体现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关键特征,即认为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社会建构”。格氏认为经济制度是通过网络丽产生的,然后被凝结到更坚固的社会结构当中。
新经济社会学吸引了大批出色的社会学家,他们主要分布在美国,但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也有志同道台者。新经济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和文化社会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许多创造性研究成果。比如v.泽利泽分析了上个世纪儿童经济价值的变化方式;N.毕加特分析了女性直销组织的结构及其演变;N.福里格斯坦从社会学角度重新阚释了美国现代合作史。1992年格兰诺维特和斯维德伯格出版了一部经济社会学新文选,1994年斯梅尔瑟和斯维德伯格出版了一部巨著《经济社会学手册》。这部巨著收录了许多新经济社会学最知名的人物,并用3o多章的篇幅分析了经济生活的全部领域。
斯梅尔瑟和斯维德伯格在《经济社会学手册》当中,首次对经济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比较的标准包括7个方面,见下表。为了选出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和最有代表性的成果,美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分别推选出在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是最权威的三种重要刊物。
经济学领域的有:(1)《美国经济评论》;(2)《政治经济杂志》;(3)《经济研究评论》。
社会学领域的有:(1)《美国社会学评论》;(2)《美国社会学杂志》;(3)《社会力量》。
经济学和社会学发展到今天,两大学科均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回首两大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同属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但在多数情况下两大学科都在强调各自的“个性”,而很少讨论两者之间的“共性”。经济学家热衷于建立数学模型,致使经济理论越来越脱离现实,甚至使经济学被人戏称为“黑板经济学”。而社会学家则热衷于脱离理论描述现象,然后把人们熟知的现象冠以人们陌生的学术名称,致使社会学发展缺乏统一的规范体系,甚至使社会学被人戏称为“庸俗社会学。把两大学科联合起来共同解释经济社会现象,是高度发展的专业化分工日细、各种现象之间内在联系日深、从而学科之间联系日密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社会需求而言,经济学与社会学两大学科联手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供给”存在严重不足。
因此,经济社会学的产生既是为了弥补社会学理论性的不足,又是为了转变格兰诺维特所说的“经济学失败的方向”,以一种新的视角—— 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从新经济社会学角度来看,考察经济生活的新视角就是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8O年代末期以后,新经济社会学又把研究范畴具体化为社会资本,并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阐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功能,社会资本问题因而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最佳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