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学

比较经济学(Comparative Economics)

　　比较经济学是对比研究不同社会制度或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的经济理论、制度的学科。它通过比较分析，衡量优劣，判明利弊，总结经验，作为一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依据。它的着重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但也涉及许多与应用经济学有关的问题。

　　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比较经济学的性质、历史和方法论、经济制度比较理论、经济结构比较理论、经济政策比较理论、经济增长比较理论、经济机制与模式比较理论等。

　　比较经济学早期着重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比，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康芒斯和英国的庇古，代表作是庇古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1937）。20世纪70年代后，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的系统分析。

　　主要著作有：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格鲁斯曼的《经济制度》（1967），奥塔·锡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等。70年代从宏观扩大到微观经济研究，如雷诺兹的《经济学中的三个世界》（1971）、布鲁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等。

　　首先应该指出，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是几乎所有经济学流派和所有经济学者都会采用的方法，而比较经济学则是专门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探究的一个经济学派或一种经济学理论。

　　(一)比较经济学的萌芽与初步发展阶段

　　虽然许多有关比较经济学的著作，在其绪论中介绍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时，往往会追溯到20世纪以前人们对经济体制进行的一些分析研究，但在真正意义上对经济体制进行初步的比较，则萌芽于20世纪初。最早对不同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的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同点的比较开始的，例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社会主义体系》(1903)和《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中，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帕累托的学生，另一位意大利学者巴罗尼在其1909年发表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一文中，则更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了比较，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够做到经济的合理运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实现福利最大化的观点。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为比较经济体制提供了新的、现实的研究对象，也引起了不同流派、不同立场的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论。20世纪20—30年代，在经济学者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经济体制的大辩论。一方以自由主义观点为主，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可能做到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好、更合理地配置资源，从而达到更好的经济效果。前一方的代表是20年代这场争论的发起者，奥地利学者米塞斯，他192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引发了这场大辩论。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没有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制度，也就没有了一个评价经济活动的客观尺度，从而不可能达到所谓的经济计算，也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支持他的观点的主要有哈耶克、罗宾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观点是否科学姑且不论，其政治立场的反社会主义性则是无疑的。当时作为这场论战另一方的是兰格、勒纳等人，他们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与自由主义者对阵，说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不但可以做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且可以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做得更好。这场大辩论可以看做是经济体制比较的一个大演练。

　　30—4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大危机，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罗斯福新政和为国家干预作理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时，对不同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也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美国制度学派，在由旧制度学派向新制度学派的过渡中，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谓制度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剖析和研究，使得以往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成一种既定的、无可讨论的、无可置疑的理想模式的主流论断受到一定的挑战，这实际上也为后来比较经济学研究同一经济制度下不同经济体制的问题开了先河。

　　不过，无论是帕累托、米塞斯还是制度学派的经济学者，抑或是其他涉及经济体制研究的理论家，都还只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家，而不是专门的比较经济学者。例如：康蒙斯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中，就有专门研究不同经济制度的章节；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则对这三种经济制度进行了更深人和更全面的比较研究。但他们都不是专门的比较经济体制学者。所以，直到50年代，虽然已有不少关于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成果，甚至也出版了某些名为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如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W．劳克斯和J．胡特就出版了以《比较经济制度》为名的教科书。但总的说来，经济体制比较仍然只是一般理论经济学家的一个研究课题，而未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

　　(二)比较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对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应该说这是现实生活中经济体制日益丰富多彩的必然反映。1917年十月革命后，世界上还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几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一个地球上共同存在，为经济体制的比较提供了现实基础和丰富的资料。尤其到了6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战后的资本主义也有了许多变化，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这也给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了舞台。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从以前的主要是“主义”的比较，即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较为笼统的比较，进入到对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以及一种经济体制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详细的、专题的比较。1967—1968年，西方经济学界召开了专门讨论比较经济学对象与方法的讨论会。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要打破只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笼统的研究方法，要把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与对根本经济制度的研讨区分开来，不同经济体制模式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一些东欧的经济学家也加入到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研究的行列中。这时，比较经济学成为一门重要的理论经济学，进入了各国大学的经济学课堂，成为学习经济理论的人们的必修课。

　　1971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雷诺兹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译本)，是后来同类比较经济学著作中较早也较经典的一种。书中对各种经济体制做了较全面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在70年代和80年代，比较经济学在西方理论界和大学中较为盛行，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教科书，较著名的有：美国的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合著的《比较经济制度学》(70年代初版、80年代再版，1988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同年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另一个中译本，名为《比较经济体制》)，格鲁奇的《比较经济制度》(70年代初版，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纽伯格和达菲的《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1976年出版，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译本)，伯恩斯坦的《比较经济体制》(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普瑞尔的《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1985年出版，1989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等。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了政治巨变，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政治剧变后，相继走上了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之路，中国等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也逐渐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经济学也面临转变，原来习惯于进行“主义”比较的学者，认为苏东剧变已经证明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什么可比较的了。而另一些原来较为关注社会主义改革的比较经济学者，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经济理论界，比较经济学似乎衰微了。但是，在新形势下对不同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无疑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课题，特别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经济学家普遍认识到，经济体制有各种不同模式，不同模式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不同经济体制的比较不但必要，而且有许多新的领域有待开拓。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比较经济学研究中，运用系统论、信息论等新的研究方法，利用不断丰富、更加翔实、更加全面的新资料，对各种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某些专题进行深入的、实证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很多有用的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20年来比较经济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如前所述，80年代中国理论界先是翻译了一批国外比较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和教科书，在借鉴他人经验的基础上，从80年代末起，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出版自己的比较经济学著作和教科书，十余年来已出版了十多个版本，并有《社会经济体制比较》等较有影响的、专门探讨有关经济体制问题的杂志。这些有中国特色的比较经济学论著一般都不是对西方教科书的简单介绍，而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和帮助为目的进行研究和论述。

　　比较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以各国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从中探讨不同国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规律。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众多，但往往着重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而比较经济学则越出了以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界限，注重对各类经济制度和现象进行理论比较、评价和实证研究，以达到对经济政策进行择优的目标。但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进行比较，结果也是五花八门的。

　　在比较经济学形成以前，早期的比较研究局限于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方面，评价经济制度的标准也着重于看它是否合乎“理性”和“正义”，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或“平等”。比较经济学产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研究对象和论证的主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照比较。《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该条目的解释是：探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不同方法”。但在评价两种经济制度时，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的“不合理性”。另外，还有人突出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内容所造成的后果，把研究重点放在所有制关系上，把它看作是区别经济制度的关键因素。

　　1971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雷诺兹发表的《经济学中的三个世界》一书使比较经济学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雷诺兹扩大了该学科的研究范围，把第三世界经济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雷诺兹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很不发达，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同时，这些国家的计划经济也不发达，这又与社会主义不一样。鉴于第三世界国家约有一百多个，人口也占地球总人口的多数，所以，很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特征、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进行比较研究。继雷诺兹之后，西方不少经济学者开始从南南对比转向南北对比，即经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一时，所谓“南北问题”成了比较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南北问题”热还进而导致一些西方比较经济学家把研究对象，从不发达国家集中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专门比较研究中国、印度和巴西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效果等等。

　　随着比较经济学研究范畴的扩大，该学科的应用性也不断加强。研究内容由探讨宏观经济政策而拓宽到以微观经济领域中某个部门或专题为研究对象，对某一专门领域的经济现象作比较，如对不同国别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企业管理、金融和外贸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范尼克撰写的《工人管理的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一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范尼克根据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管理经济的模式，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工人参加管理经济的特征，并考察了工人参加管理经济运转中的竞争、劳工关系、就业、物价、收入分配、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等问题。范尼克的结论是，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非经济角度来看，工人参加管理经济的制度是优越的。目前，西方经济理论界把范尼克的这种理论称为范尼克模式。而英国伦敦中心科技大学经济学讲师沙克尔顿在探讨工人参加管理经济的理论时，则得出了与范尼克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一个由工人自治的企业组织的经济运转中可能产生失业、通货膨胀等弊病。

　　从范尼克和沙克尔顿的研究课题可明显看出，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涉及企业经济管理领域，而且，不仅注重理论探讨，还加强了实例考察和阐述。1979年，美国比较经济学家伯恩斯坦在《经济制度比较》一书中所写的《比较经济制度综述》一文明确指出，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着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或比较分析各个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还应加强比较研究经济部门的某些组成部分，比如劳动市场、大企业的性质和运转、农业组织以及外贸经营等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西方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又从对经济部门的某个组成部分的探索转向经济体制本身的比较

　　研究。因而，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形成为该学科的研究中心课题。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比较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体制时，对具体内容的看法也不一致。著名比较经济学家马斯登在1980年出版的《比较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指出，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分析各种类型的社会经济体制在解决资源稀缺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优缺点。而以纽伯格等为代表的比较经济学家则强调应把学科的分析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本身的内部特征上，即放在研究经济体制的决策、信息和动力结构上。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评价经济体制的运行结果上，如比较不同经济体制在人均消费水平、人均产量或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国家实力的保持和发展、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价格的稳定性和充分就业水平等方面的成就，等等。可见，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并不统一。相比之下，格鲁奇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所论述的观点倒有些归纳性的见解。格鲁奇认为：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是该学科的研究主题。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既可以是空问的，也可以是时间的。空间的比较，既研究总的经济制度，也同时研究这些制度的特定部分或成分。例如，既可以对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比较评价，也可以把这两种制度的工业企业、农业部门、劳动市场等特殊成分进行比较。时间的比较，是指分析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既可研究不同时期的同一经济制度，如1928年与1968年的前苏联经济状况；又可研究相同时期的不同经济制度，如1970年的苏美经济制度；也可研究不同时期的相似经济状况，如把1970年的苏联经济增长水平与194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水平进行比较，等等。

　　综上所述，西方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广义上看是指经济制度的比较，即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狭义上说，则是指不同经济制度或同一经济制度下，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的结构和运行成效的比较。目前，西方比较经济学家一般都把经济体制、经济政策比较作为研究对象。

　　比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新学科，有它独特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该学科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既有宏观经济探索，又有微观经济对比，所以，研究方法相当丰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比较法

　　比较法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思维方法，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手段，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作出对比，以辨明其异同和特点的方法。当然，这首先取决于客观事物之间既要有相似的一面，又要有相异的一面。两个事物，如果完全一样只有相似的一面，就用不着比较了，或者只能作数量和大小上的比较。两个事物，如果完全不同，没有相似之点，那即使加以比较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为了衡量和说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在各国经济的比较研究中，系统地运用比较法，以鉴别其共性与个性、优点和缺点、经验和教训。质量上的定性分析，也要求被比较的各种对象具有可比性。在进行经济制度比较时，西方经济学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性质不同的社会，但又强调，它们有互相联系的一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都带有旧社会的烙印，而且还继承了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规律，如价值规律等等。因此，他们认为，两者虽不一样，却并非毫无共同之处，不少地方仍然适合比较法中可比性的要求。但是，不论是纵向比较、横向比较、静态比较、动态比较，都得注重客观性和实证性。西方经济学界在研究各类经济制度时，特别强调比较法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一再指出，在当今世界各种经济体制如此复杂化的情况下，只有将经济体制按照一定原则分门别类地进行比较和对照，才能从理论上加以理解。由此可见，比较法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

　　二、ISM法(主义法)

　　这是比较经济学早期开始采用的研究方法，故又被比较经济学家们称为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该方法的特点是，从整体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制度的异同。它以建立诸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经济制度模型为比较框架，故又称“主义”法。1933年，洛克斯和霍特合写的第一本比较经济制度的教科书，就使用了这种方法。他们在书中把世界各国经济制度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四种类型来加以研究和比较分析。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西方经济学家对法西斯主义经济制度模式的研究兴趣渐趋淡漠，仅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类型经济制度的研究。由于西欧的一些国家，如挪威和瑞典的工党政府自30年代初期以来几乎一直控制着政府，所以，一些比较经济学家还把社会主义模式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种类型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一点在格鲁奇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有详细阐述。近年来，比较经济学家往往只着重于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研究。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还强调要求废除长期以来按照“主义”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并提出代之以对特殊经济职能的组织分类进行比较。但是，迄今“主义”法仍为部分比较经济学家所应用。因为，该方法在宏观经济比较研究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

　　三、DIM法(决策法)

　　这是比较经济学从传统的ISM(主义)方法，向现代方法过渡期间产生的新型研究方法。该方法的创始者是著名比较经济学家纽伯格和达菲。他们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库普曼和蒙泰斯提出的理论。库普曼和蒙泰斯在1971年发表的《论经济制度的描述和比较》一文中批评了ISM方法的局限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经济制度的原型内部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各种原型互相借用了对方的若干策略和方式。因而，应该重视经济体制的组织、结构和职能方面的比较。DIM方法把所有制看作是区别经济体制的关键因素和形成经济决策权威的主要根源。所谓DIM方法，即认为经济体制是由下列三种关键结构组成的：决策(Decision，making)、信息(Information)、动力(Motivation)。它们的第一字母组成了该方法的名称——DIM法。对于该方法的比较完整的论述，是由芒夏斯在1976年发表的《经济体制的结构》一书中作出的。同年，纽伯格和达菲在《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中，又作了较为通俗的阐述，他们所指的决策就是，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何时生产以及为谁生产。要作出合理的决策，就要有信息。要实现决策，还要有动力和促使决策得以实现的机制和形式。目前决策法正成为西方比较经济学的最流行的分析研究方法。

　　四、模型法和案例法

　　这两种方法和决策法一样，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比较经济学的“现代”研究方法。所谓模型法，就是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作理论分析时，人为地制定各种模型。这些模型的内容比较抽象，往往是建立在许多简单化的假定之上，所以，被认为是带有静态性质的。例如，美国伯恩斯坦教授在《比较经济体制——模式与案例》一书中指出，有些比较经济学者往往试图用数学模式或图式来研究经济制度。他们设计的经济制度模型一般包括进行管理或对计划活动的控制和进行市场活动的生产两个方面。而无论是控制方面，还是生产方面，都力图使自己的活动达到最佳化。为此，就得用情报交流网、决策准则和反应机能把所有经济组织单位及个别成员连在一起。这种人为设计出来的经济模型，被认为既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显然，这是不现实的。鉴于这些人为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很远，所以不少学者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持怀疑和批评态度。

　　案例法是以认定几种实例在具有共同特征的国家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西方经济学家经常选择美国为市场经济样板，前苏联为集权经济样板。案例法虽然是一定的实体经济的反映，但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各种纯粹模式的特征，而是由各种复杂的外界和内生因素在起影响作用。所以，不能把某一案例的特征错误地认为是整个经济集团的特点。为了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一味追求模型分析或案例分析的倾向，伯恩斯坦提出，模型法和案例法应该互相补充。模型为选择和比较案例提供一个框架，反过来把案例同模型相比较，又可以修订和改进模型。这方面，艾登姆和威奥弟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这种把模型法和案例法结合起来研究和分析比较各类经济体制的方法，正在广泛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

　　五、综合研究法

　　西方经济学家为了阐述比较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还运用了传统经济学的综合研究法：静态法和动态法。静态比较法的研究前提，是设想被比较对象的各种经济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均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和条件。例如，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时，为了比较各类经济体制的异同及其发展趋势，一些比较经济学家往往主观地、静止不变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分为“保守”的、“妥协”的、“进步”的三类；有的经济学家则把社会主义国家，分为“动员”的、“集中”的、“分散”的和“市场社会主义”四种基本类型。动态比较法则注重经济时空的变化，强调影响经济成长的各种因素在时间过程中的作用，它适宜对中、长期经济发展作比较考察。面对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西方比较经济学界倾向于撷取静态与动态比较研究之长的综合研究方法。

　　除了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外，也有一些比较经济学家主张从经济和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多角度来分析影响经济体制运行成效的各种因素。其中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信仰、思想意识、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生活水平、风俗习惯等问题。1984年在美国发表的《比较经济体制：知识、理论和方法的评述》一书作者津巴利斯特明确提出，应采取政治经济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体制。

　　(1)比较经济发展方面

　　①资本形成理论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着手于比较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雷格纳·讷克斯(Ragner Nurkse)是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讷克斯认为，穷国经济发展难题是贫穷的恶性循环。这是指一个国家越穷，即实际收入水平越低，储蓄能力越低，其结果，这个国家只能陷于继续贫穷的境地。在西方国家，可以由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来带动投资热潮，从而打破这种循环；但是在企业家缺乏的国家和地区，只能由国家来充当创新者，由政府投资来克服经济发展的最初障碍，如日本就是如此。只是到后来，当主要的障碍被克服以后，国家在许多情况下就能够把它最初创办的许多企业转交给私人经营。在资本不足时设法利用外资的问题上，讷克斯不否认这方面的作用，但是他认为由于穷国国内市场太小、富国对穷国的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所以与19世纪相比，外资的利用范围租程度都有可能受到局限。

　　②“起飞”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Walt Whitman)经济思想中影响较大的是经济成长阶段论。他用历史的和经验统计的方法，将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经济自我持续成长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主要的是“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突变阶段”。起飞是现代生活中的大分水岭，是一国经济成长的起点，相当于工业革命。起飞的条件有三个：国民收入中有10％以上的投资率；创造了主导部门综合体系；配合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同时还应辅之以防止消费早熟、控制人口、推广新技术、吸收外资、重视人才、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等政策。

　　③“落后紧张”和“大冲刺”理论

　　在经济发展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结合方面，格辛克隆(A，Gerschenkron)所提出的“落后紧张”理论是自成一家的。他强调每个国家的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又与各个国家的不同程度的落后有关。他认为，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就越强烈地呈现这种趋势。对工厂和企业规模的强调就越明显，工业化中就越明显地把重点放在生产资料上，而不是放在消费资料上，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压制就越重。格辛克隆进一步指出，先进国家工业化时期的许多因素(或“必要的前提”)在落后国家中根本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只是十分轻微地起作用。尽管在落后国家中并不存在工业化的“必要的前提”，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却可以通过“大冲刺”的形式而进行，不能把它们的经济发展纳入一般公式中。

　　(2)比较经济制度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比较庞杂。按照经济制度的类型，西方经济学家通常作如下区分：中央集权型的经济；市场型(即分散决策型)的经济；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型(即集权与分散决策相结合)的经济。比较经济制度的重点在于比较这些不同类型的经济的利弊，研究如何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研究如何协调社会收入分配等等。在这一领域，莫里斯·博恩斯坦(Moms Bornstein)主编的《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和阿兰·G·格鲁奇(Allan G．Gruchy)著的仉匕较经济制度》，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也把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央集权型经济和市场型经济各有利弊得失，但考虑到各国的经济体制都是各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反映了各国中央决策机构所要达到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不宜简单地否定这一种经济体制或肯定另一种经济体制。

　　(3)比较经济政策方面

　　尽管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漫长时期内，西方经济学家曾对各国的经济政策进行过比较研究，但是比较经济政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产生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1956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所著《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被认为是比较经济政策学的开创性著作。在这本书里，丁伯根按照经济政策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经济政策设计的原则，把经济政策分成若干类别，探讨了各自的适用范围。这本书不仅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指导性作品，而且也被他们看成是比较经济政策研究的重要依据。70和80年代，美国的莫里斯·博恩斯坦(Morris Bomstein)、瑞典的林德贝克(A．Lindbeck)、日本的小宫隆太朗等人都曾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从70年代以来，在西方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尽管已经出现了如 L.G. 雷诺兹（1910～ ）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这样一本比较有影响的著作，但总的说来，比较经济学这门学科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主要是由于比较经济学研究中遇到了下述困难：

　　1、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要受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指导，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一般理论，这样，一般理论上有分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比较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很难综合到一起，难以形成一种比较完整而又具有综合性的比较经济学理论体系。

　　2、比较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各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发展道路、各种不同的国民经济管理和调节手段的比较，属于宏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厂商活动和消费行为的比较，属于微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和价值判断准则的比较，则又属于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要从理论上把宏观的、微观的、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综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比较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经济学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只有对有关科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才能取得较有系统的成果。例如,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就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有关。又如，关于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决策形式的比较，除涉及政治、法律、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而外，还与各国文化史、宗教史、思想史的研究有密切关系。

　　4、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较多的困难。其一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即使不同的国家以同一种核算体系（如联合国颁布的国民核算体系或经互会国家实行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作为依据，但由于各国经济的产品结构不同，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不同,商品经济与自给经济所占比重不同等原因,以同一种核算体系为依据而计算出来的各国国民收入的比较，仍是有争议的。在对各国经济中所遵循的价值判断准则、各国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进行比较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

　　上述这些困难，使比较经济学至今仍然处在需要继续充实内容和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之中。

　　马克思主义历来是重视比较经济研究的。《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作为典型来进行研究。K.马克思认为，把英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F.恩格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分析，对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分析，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开展的不平衡性的分析等等，也是建立在广泛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列宁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分析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上的特点，以及阐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表现等等。可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因此，对资产阶级比较经济学中庸俗的部分,固然要加以分析、批判，而对其中比较有用的部分，则应借鉴吸收。但更为有意义的是，应该建立对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经济管理方式等进行比较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