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活存量

　　盘活存量，就是采取各种方式，整合资产，利用好现有的资产，防止资产的闲置浪费。其目的在于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能从两方面去制止货币超发的问题，控制货币发行和规模。

• 一是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主要是要通过再贴现、再贷款和差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动态调整机制进行引导；

• 二是创新外汇储备的应用，主要是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

• 三是探索发行企业优先股；

• 四是定向开展重组企业的并购贷款，并且适当延长并购贷款期限；

• 五是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

• 六是扩大不良贷款的自主处置权，让银行可以把存量的不良贷款用拨备核销掉或者卖出去；

• 七是逐步推进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特别是把一些收益率比较稳定、期限比较长的优质贷款证券化，把存量变成新的增量；

• 八是拓宽保险资金的应用化；

• 九是引导银行理财产品对接实体经济，让银行理财成为债权融资、直接融资的重要工具；

• 十是扩大民间资本进入，让民间资本焕发青春。

　　然而，“盘活存量”知易行难，“盘活存量”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把流向虚拟经济领域，以及沉淀于不良资产及产能过剩领域的存量资产盘活。一方面，受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质量波动、房地产贷款质量波动影响，部分银行拨备压力逐渐增大，资产质量波动反过来又影响银行的利润留存能力，在外部筹资环境不宽松的情况下，部分银行短期内无法筹到必需的资本数额，加剧了潜在不良贷款的攀升。

　　存量能不能盘活根本取决于实体。近年来，由于要素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中国“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中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越来越薄，这也是大量资本之所以沉淀于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影子银行体系的深层次原因。因此，“盘活存量”不能只动金融不动实体，须加快不良资产清理，淘汰落后产能，在市场机制的倒逼下，加快企业技术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真正把“实业立国”上升到国家的战略层面。只有实体经济活了，金融资源错配的局面才可能被扭转，存量才可能真正被盘活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还需盘活国库资金。3万亿元左右的国库资金余额，仅有少数进行了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效率较低。盘活常规余额资金，很可能意味着资金需要从履行国库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流出。资金大出大进，容易干预货币政策的独立运行。为此，应结合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深入研究国库管理制度改革问题，在科学测算用款需求的前提下，保证最低库款余额，进行国库现金管理操作，进一步提高财政存量资金效率。鉴于预测用款需求最有信息优势的是财政部门，应进一步增强财政部门在国库资金管理中的主动权。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将导致某些财政资金归属权的变化，导致国库资金支配权的调整。显然，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已不可避免，这需要相关配套改革的积极跟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盘活存量给财政改革注入了新动力。

　　盘活存量，实际上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换一种说法，但长期以来，有关结构调整的口号和措施层出不穷，但成效不大，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2004年就开始研究方案，但到今年3月份才推出，历时九年，而从内容看，实际操作层面的力度不大，因此，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明显改善。再如，中国的个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6%-7%，而美国达到50%，可见，中国个税的高税率并不能有效征税。尽管中国早已明确要把企业代扣代缴的单一个税，改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但这方面迄今没有进展，由此带来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不公是惊人的。

　　此外，还有一些目标如政府职能转型、国退民进、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实际上也迟迟不能实现。这就值得反思了：一个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至少取决于三大因素：执行者的意愿、可操作性和实现难度。比如办奥运和世博，都是投资行为，既有树立国际形象的强烈意愿，又可动用全国资源来操作，且不考核盈亏，实现难度较小，故目标容易实现。而对于其他目标，则在意愿、操作和实现难度上可能就大相径庭了。

　　因此，盘活存量必须采取更现实的方式来推进，需要接地气，寻找突破口，而不能以顶层设计为借口，推迟改革进程。比如，国退民进是早已确定的政策目标，但让国有企业以转让、拍卖的方式退出很难，事实上，国有企业退出的两个最佳时间窗口都已经错过，一个是2007年，另一个是2010年，目前退出，基本卖不出好价了。但可以先选择“民进”，开放垄断性行业，如金融、电信、天然气、文化传媒、医疗卫生、航空等领域，由于民企的效率高于国企，这就会最终逼迫大部分低效国企通过并购、拍卖等方式逐步退出。即民进是因，国退是果，其结果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并带动行业良性发展。

　　另一个可以盘活存量的突破口，就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如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这也是一个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有效举措。例如，过去不少国企可以获得优惠贷款利率，可以雇佣大量廉价的劳务合同工，如果改革能够实现市场化利率和同工同酬，则目前不少国企占很大比重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逐步去产能。

　　总体上看，广谱式的改革举措更容易推进，而个性化的、直接触动利益的改革举措容易遭到抵触，这应该是决策者应该考虑到的。而且，历史证明，理性、全面和系统性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推进不下去的，最有效的改革还是靠倒逼来推进。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主导的大力度改革，其背景就是大批国企亏损，中央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这就迫使他进行物价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而这一次经济步入下行轨道，又会出现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类似的情况，因此，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大力度、大规模的改革，还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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