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和通讯技术

信息和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它是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技术领域。以往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通信技术着重于消息传播的传送技术，而信息技术着重于信息的编码或解码，以及在通信载体的传输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两种技术慢慢变得密不可分，从而渐渐融合成为一个范畴。

　　21世纪初，八国集团在冲绳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中认为：“信息通讯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动力之一，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信息和通讯技术是人类社会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在此期间，不仅ICT的开发、制造及服务得到迅猛发展，而且ICT的应用越来越广泛。ICT已经渗透到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对ICT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了ICT的发展。

　　人类通信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代的烽火台到现代的多媒体通信，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人类通信的革命性变化是从把电作为信息载体后发生的，其显著性标志是 1844年莫尔斯发明电报和1876年贝尔取得电话发明专利。电话、电报从其发明的时候起，就开始改变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但是，只有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入商业化以后，特别是互联网技术进入商业化以后，才完成了近代通信技术向现代通信技术的转变，通信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增强。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问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即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主机时代、80年代的小型机时代、90年的PC时代、以及90年代中期开始的网络时代。

　　正是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ICT时代。

　　今天，ICT已经广泛溶入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随着ICT应用不断扩大，ICT已经不仅局限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本身，还包括了消费电子、测量和控制仪器设备以及电子元器件等产品、技术及其关联服务。

　　ICT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192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杰耶夫（NikolaiDmitrijewitschKondratieff,1892–1938）在其发表的《论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为期50至60年一次的经济周期。而每一次经济繁荣，都是由关键的技术革新推动的。依据康德拉杰耶夫的这一周期（Kondratieff Cycle）理论为基础，欧洲人将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经济发展分成5个阶段，每一阶段的经济复苏和繁荣，都有关键的技术革新引领或推动经济的发展。

• 1800年至1850年，蒸汽机和棉花阶段
• 1850年至1900年，钢铁和铁路阶段
• 1900年至1950年，电器工程和化工阶段
• 1950年至1990年，石化和汽车阶段
• 1990年至今，ICT阶段

　　也许在如何准确划分经济周期的具体年限上有很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后的200多年里，蒸汽机和棉纺技术、钢铁和铁路技术、电气化和化工技术、石油化工和汽车技术、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确实先后引领了各个时代的经济发展。

　　根据上述周期划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ICT是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且至少在未来20年内，还将继续引领或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ICT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在ICT产业的自身发展，即ICT产品和服务部门的生产率首先增长；其次，表现在ICT产品在各个行业的应用，促进了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企业的ICT投资；第三，ICT产业的发展和ICT技术的广泛应用，改进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结构；第四，ICT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作为互联网应用的电子商务，改进了市场交易的效率；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组织监督与管理成本；这些都提高了企业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2000年，全球ICT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6.4%；预计2005年全球ICT市场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将攀升至7.7%。2000年至2005年全球ICT市场年复合增长率约为7.44%，而同期全球GDP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3.5%。

　　ICT产业已成全球最具活力、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在一些发达国家，ICT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高达30％——40％。虽然目前中国ICT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其增长速度则是全球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根据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据，2000年，中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4%， “十五”期间，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上升，预计2005年将超过7.5%。

　　尽管对ICT产业的统计定义各个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各研究机构的统计数字也存在差异，但是下列结论基本上得到业内人士和机构的共同认可：

• 1ICT产业正在飞速发展；
• 1ICT市场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
• 1ICT产业在全球及中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而且地位在逐渐增强；
• 1ICT正在改变国民经济部门结构；
• 1ICT促进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1ICT是全球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首先我们看国际的环境，国际ICT的发展现在进入了扩散期和成熟期。从我个人来看新一轮技术发展的高潮，进入90年代末期信息技术发展高潮以后新的高潮很难出现。进入本世纪以后我们看ICT这个领域，技术创新在逐步递减，它逐步让位于市场垄断的定位。从研发的投入、专利的注册来看ICT这个领域都在被生物技术所替代。这点我们可以用数据证明。ICT它孕育新的技术高峰可能需要时间，它今后的方向可能也跟生物技术整合，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第二，国际ICT发展的重点是追求高性能的产品也在逐步转向高性能与普及化方向发展。怎么普及化呢？就是降低成本，美国现在在信息普及上正在做很多研发，包括计算机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现在说100美元就可以买计算机。

　　第三，国际ICT的发展正在进入平稳期，特别是2000年网络泡沫以后信息技术企业的利润率有一个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可能是创新的利润处于递减，产品的利润还维持一定的水平。有的企业利润的水平小于传统企业，这是国际上看，当然中国不一样，中国因为信息化处在扩展期。信息产业增长速度在回落。再看看我们国内，信息化面临着什么新的发展环境？从ICT的发展，从信息技术管理体制来看它都有些变化。IT是第一大制造业，行业特点来说它还是重硬、轻软。硬件发展很快，软件有起步了，但是发展还是很慢的。硬件是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大量的是是组装，现在我们强调自主研发了，这方面在加强，但是从总体来说我们在国际上还处于低段。在国际产业链中我们是处在加工组装的环节，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覆盖最多的，技术比较现代的，先进的这样一个通信网络，这个网络国际上甚至比美国都先进。但是我们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明显不够，网络我们发展了但是怎么利用这个网络，怎么开发信息资源？我们还是落后的。因为我们的网络需求大，我们的固话和移动电话总量已经超过7亿用户，互联网发展也很快，现在网民已经1.1亿了占世界第二。我们有这么大的网络，怎么样把它充分利用好？怎么样开发中文资源在线数据库，包括发展数字内容产业等等，这些我们还是落后的。

　　第三，企业的信息化、社会公共领域信息化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发展都很快但是还是条块分割，就是互联和资源共享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我们政府网站这几天发展非常快，但是纵向很发达，就是部门间的资源共享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这也涉及到标准问题。

　　第四，我们老强调信息化多动工业化，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方面已经作用已经有所显现但是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它的切入点、突破点在什么地方？这也是需要长期讨论的问题，怎么带动？它是一种流程再造？还是传统流程的数字化，显然是前者。实际流程再造就涉及到整个工艺的变化，包括电子政务如果涉及到流程再造，就涉及到管理、理念的创新。这个我们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还有很多问题。

　　第五，信息管理体制和政策环境明显改善了。这几年出台了很多法律、条规，规范信息产业化。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怎么样提高信息的安全，包括个人的隐私权？有很多事要做，这方面我们的研发投入还不够，还有知识产权方面相关的法规还需要完善。

　　第六，推进信息化的经济基础在趋于成熟。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我们居民这几年经济收入水平上去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我们受教育的程度随着教育的普及也在迅速提高。这为信息化推进创造了很好的社会基础。但是企业和居民应用信息技术的成本依然偏高，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软件，我们的应用成本我们的居民收入水平相比还是高的。所以说如何利用国际低成本？我们中国怎么走低成本道路？怎么样开辟新的市场空间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当然一方面信息技术在提高，但是还是有数字鸿沟，这也是我们十一五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看看我们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国际信息技术进入扩散期、成熟期，这有利于我们低成本的引进和利用国外的这些资源。这也利于我们较短时间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异。

　　第二，技术发展重点专项普及化也有利于我们大众更大程度的去分享信息技术，ICT带来的好处。

　　第三大规模经济越来越明显。这种经济规模有它的实际意义，第一是能够标准。我们这么大的市场规模，这么大的用户量，对标准是有实实在在的影响，谁也不能忽视，只要被中国所接受它就是国际标准。

　　第二，它对企业增长非常有利这么庞大的经济体足够形成一个大规模体，而不像一个小国，稍微讲到面向国际市场就完了。所以这么大的市场任何一个企业要去垄断是很困难的，这必然会增强竞争性逼迫你往这方面走。再一个我们的成本优势会长期保持的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包括研发成本。为什么国际研发机构向中国转移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低成本。我们的资本供给非常充分，我们现在银行存款有足够的资本，我们的产业链逐步完善。

　　当然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首先成本偏高，我们的普及率还比较低，所以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不强，因为普及率偏低。

　　第二，人才队伍建设，人力资本供给也跟不上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我们现在无论是生产好，还是服务企业，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感到最最紧缺的就是人才。从国内来看我们的人才队伍和人力资本供给各方面还是比较短缺的。我们自主技术贡献度也小，除了一部分企业以外，相当企业研发的投入也好，能力也好都是不够的。

　　再一个就是硬件发达，但是信息资源共享滞后，还有就是数字鸿沟还继续存在，也有加大的趋势。大众从信息化获利还不是很充分。

　　接下来讨论一下战略。首先要把好几个感到，就是国际信息化的发展与中国信息化的发展关系。我们不可能完全跟国际发展同步，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很好的结合起来。

　　第二，怎么样处理好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

　　第三，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应用的感到；

　　第四，网络系统建设与信息资源开发的关系。

　　从战略取向来说，我们怎么样以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为目标，走低成本的发展目标。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领域要有所突破，代表重点领域要有信心走到国际上去。我们要立足与开发能力，提高产品开发的能力，在各个领域普及信息技术的应用维加快工业化推进信息化创造条件。

　　一个就是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核心知识的研发能力。如果自主都上不去就不我们自主的信息产业体系。我们的技术平台比如CPU操作系统这样的大平台往往具有行业的垄断性，在垄断行业下进行自主创新必须有国家的支持。包括大家讨论很多比如银行的信息处理系统，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难在这个领域打开缺口。自主创新不是鼓励从头做起，而是要集成创。就是怎么样最大程度的集成国内外的技术资源，来获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和产品开发能力，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包括微电子、海量信息处理、流媒体信息技术等等。

　　我们要改造信息技术提成传统产业的发展。利用嵌入式技术提升装备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它的国际竞争能力。我们要用信息技术降低能耗，提高重大工业资源的利用效率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更多的利用自己知识产权的技术推进这方面的发展，还有在农业信息网络，利用信息网络向农村传播知识，向农民拓展信息等等。为农民提供一个市场营销的网络平台。

　　第三，我们要培育、发展支撑信息产业的发展。比如信息内容产业，包括一些新型的信息服务产业，也包括信息产业里我们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

　　第四，在各个领域普及。我们的普及任务远没有完成，怎么样推广在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系统加快普及的程度，只有普及带动效应才会出来。

　　最后，从战略措施上还要强调几点。一个就是走低成本的信息化发展道路，通过降低信息化的成本并与低劳动力成本进行有效的整合来培育我们的信息产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能够继续坚持集群式的发展模式来做强我们的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我们已经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比较有规模的集群，所以怎么样做强，在国际上产业连续中有它的特别意义。

　　第三还是要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加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提升。开始说了，这方面好象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尽管我们做了积极的探索，在管理上、营销上都有探索，但是整体来说它的功效怎么样发挥的更好。

　　第四加快信息化的水平。我们现在企业信息化有很多实践，从设计、生产、管理到供需面客户管理等等都有实践。但是有些领域并不是很成功，怎么样要跟流程再造有效结合起来还是欧很多值得研究的范畴。

　　第五就是电子商务，怎么样改善电子商务的环境，网上的交易平台。政府采购怎么样更多的在网上实现等等。比如通过政府网上采购的带动进一步推动电信产业的发展。

　　加快农村的信息化开始已经说了。再一个就是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建设核心是横向整合，我们现在纵向网现在比较发达，核心就是怎么促进横向的整合这是我们需要继续突然的。

　　第八要完善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信息资源构想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要继续完善。

　　第九要加强开发信息资源。发展培育信息内容产业最大程度的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第十，我们要继续研究一些政策。比如优先采购，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首次、首台、首部”。，这追产品采购的时候政府要给予扶持。还有研发的税负问题；还有怎么样降低行业门槛等等。

　　许多西方学者已经研究讨论过ICT基础设施（ICT's infrastructure）在GVTs中的作用（Malhotraetal.,2001;May&Carter,2001;Suchan&Hayzak,2001）。一般而言，GVTs在团队成员居住国家的限制下，以及技术基础设施能力制约下进行工作。Suchan&Hayzak（2001）强认为ICT技术基础设施的可靠性对于虚拟团队的成功与否极为关键。

　　系统的基础设施可以是一项像LotusNotes那样的合作技术（Suchan&Hayzak,2001），或者是一项像互联网笔记本项目库那种专门为团队开发的技术（Malhotraetal.,2001），或者是一个团队演示员（TEAMdemonstrator）（May&Carter,2001）。因此，对于任何特定的GVT来说，团队基础设施的性质决定了技术采用问题的重要性。当一个GVT依赖于标准的、已被广泛接受的技术时，技术采用问题就不再必要了。技术基础设施为GVT成员提供了多种沟通渠道，并制定了规范（Malhotraetal.,2001）。

　　（1）技术采用是许多全球虚拟团队研究关心的主要问题。

　　技术采用（technologyappropriation），也就是虚拟团队对技术的采纳和使用，是许多全球虚拟团队研究关心的主要问题。调适性结构化理论（DeSanctis&Poole,1994）也许是团体和组织背景下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技术采用理论。该模型在Majchrzaketal（2000）、Maznevski&Choduba（2000）以及Quareshi（1998;2000）

　　技术采用模型的建立源于对一个成功的虚拟团队案例分析（Majchrzaketal.,2000b）。这个模型反映的是一种结构上的调整，在调整中，通过组群的技术应用，三种结构来源（技术、组群和组织环境）的结合过程从既

　　存结构演变为突现结构。这种结合过程并不是完全线性的，而是牵涉到许多无法予以论证的事件，这往往使失调现象暂时有所增加。但是，在这种的情况下，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技术采用模型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通过采用过程和三种结构的失调，致使团队增加对技术的使用。随着时间的增长，团队将适度地使用技术，在项目过程中，使用水平有高峰也有低谷，但是却从未显示出一贯的增长趋势（Majchrzaketal.,2000）。这种理论融合了另外两个采用模型：一致性模型和调适性结构化理论（DeSanctis&Poole,1994）。而Qureshi（1998）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适应过程：技术适应、工作适应和社会适应。技术适应是关于技术使用方法学习的。工作适应涉及到各种组织所接受的各种规范和观念，这些组织与新的行为方式一起进入电子社会空间，而这些新的行为方式是伴随着相比FTF环境下更加正式的相互影响，以及政治色彩更弱的非正式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当价值观念、规范和观念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产生出来，并且人们学会了依此而行动，社会适应就产生了。

　　（2）媒体选择是全球虚拟团队应用ICT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

　　媒体选择（mediaselection）是GVT成员应用ICT的另一个问题。如Pauleen&Yoong（2001）发现，电子邮件充当了虚拟团队的基础沟通方式，但是，为了方便起见，虚拟团队在更加非正式的沟通中使用聊天（ICQ）作为会话的一种方式。Suchan&Hayzak（2001）发现，声音邮件和Lotus数据库是团队用来进行沟通的主要技术。对视频会议的回避可以用缺少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来部分地予以解释，另外一部分的解释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团队成员感到“我们对彼此已经足够了解，以至于我们不再需要视频。当珍妮为某事而犹豫不决时，我没有必要看见她的脸”（Suchan&Hayzak,2001）。媒体选择在这个团队中被视为是一项工作；因此，在每一天开始时都要制定媒体战略。Majchrzaketal.

　　（2000a）对不同任务下的技术使用作了研究，他假设“当一个分散的虚拟团队在执行高度模糊的任务时，成员们将更多地使用个人媒体而不是CT媒体（CT-basedMedia）；但是当任务模糊程度降低时，成员们却将更多地使用CT”（Majchrzaketal.,2000）。他们发现，就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对于比较含糊的工作，团队成员倾向于使用面对面媒体和电话，而对于比较常规性的工作，他们更加倾向于使用同步合作技术。然而，团队成员显然也有能力适应模糊任务所需要的技术，如在他们工作的第一阶段，头脑风暴是在FTF会议中进行的，而以后却是通过使用合作技术来实现的。Robeyetal.（2000）在一项对使用各种媒体（包括电话、声音邮件、传真、电子邮件、视频会议和FTF会议）的虚拟团队的研究中，分析了虚拟团队内远程沟通媒体的选择，该研究并没有使用专用群件。媒体选择建立在紧急性强、个人偏好、文件管理以及使用便利的基础上，但是个人的选择并不相同。然而，FTF会议对团队成员的社会联系的影响更大。

　　Maznevski&Chudoba（2000）对媒体选择行为的观测与媒体丰富性理论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讯息特征和媒体选择之间的确切的一致性，这意味着社会环境在媒体选择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团队结构特征的影响也非常重要。这些结构特征是决定组群过程的结构因素。案例分析中的三个团队显示出的结构特征是：技术（可得性、丰富性、社会存在性、可接受性）、任务（必要的互相依赖性、复杂性）、组织（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组群（所跨界限、成员经历、成员背景）。他们强调，任务的相互依赖性越高，可能发生的沟通事件就越多。另外，他们认为，由于讯息的复杂性增加了边界、文化、组织和所跨专业的数量，在跨越上述界限时，需要运用更加丰富的媒体。有一项实证研究涉及到64个团队，其重点在于技术对于团队绩效的影响（Barker,2002）。四个团队使用不同的同步合作技术：仅文本（text-only）、仅音频（audio-only）、文本加视频（textwithvideo）以及音频加视频（audiowithvideo）。结果发现，文本组群和音频组群的任务完成质量不相上下，视频与音频的结合却提高了团队绩效。

　　GVTs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ICT应用的理论

　　下面阐述以沟通和信息共享为目的的ICT应用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能更好地理解GVTs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于团队成员间以沟通为目的的计算机使用的理论包括媒体丰富性理论（mediarichnesstheory）（Daft&Lengel1986;Daftetal.,1987;Lengel&Daft,1988）、社会影响理论（socialinfluencetheory）（Schmitz&Fulk,1991）、社会存在理论（socialpresencetheory）（Sproull&Keisler,1986）以及社会行为理论（socialactionframework）（Ngwenyama&Lyytinen1997）。Fulk&Boyd（1991）对个人和团体应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进行沟通的理论作了研究。这些理论并不把ICTs看成是一种用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任务技术，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沟通技术，这种技术为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服务，并且是团队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就像沟通一样，ICTs对于过程收益和过程损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团队效能也起着明显的作用。

　　（1）媒体丰富性理论

　　媒体丰富性理论认为，一个媒体传达的信息越多，沟通就将变得越丰富（Daft&Lengel1986;Daftetal.,1987;Lengel&Daft,1988）。该理论还认为，从本质上讲，媒体具有从最贫乏的到最丰富的等级性质：面对面、电话、书面的有特定对象的文件、无特定对象的文件（Daft&Lengel1986;Daftetal.,1987;Lengel&Daft,1988）。信息渠道容量受四个标准的影响：（1）同时处理多种信号的能力，包括实体存在、声音的感染力、肢体手势、语言、数字和图表符号；（2）建立双向沟通和接收即时反馈的能力；（3）建立个人焦点的能力；（4）使用多种语言的能力。Daft&Lengel（1986）以及Daftetal. （1987）在传统媒体渠道的基础上建立了这一理论，并且他们没有将ICTs包括进媒体渠道。但是，他们声称，运用相同的标准，根据渠道的丰富性，视频会议、电视会议以及电子邮件都是可替代的。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们在模糊沟通中偏好丰富型媒体，但是倾向于使用贫瘠型媒体来传达明确信息（Daftetal.,1987），不过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与这一理论却并不完全一致（Hollingsheadetal.,1993;Ngwenyama&Lyytinen1997;Suh,1999）。

　　Hollingsheadetal.（1993）修正了该理论框架，并且对任务－技术适配性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述。他们的任务技术适配性矩阵有两条轴：第一条代表任务类型；第二条代表媒体渠道类型。在媒体的信息丰富型和任务需求的信息丰富型之间存在多种类型。如果媒体对于眼下的任务来说过于丰富或者过于贫瘠，团体的效率就会降低。这一理论已经部分地经受了实证检验，但是修正后的媒体丰富性理论和任务适配性理论却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Suh,1999）。

　　媒体丰富性理论是个体层面上的理性选择行为的解释，但是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与媒体丰富性理论却并不相符（Ngwenyama&Lyytinen1997）。Lee（1994）认为，丰富性和贫瘠性并不是电子邮件媒体的内在属性。虽然一些研究人员并不赞同媒体丰富性理论，但是媒体丰富性理论还是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2）技术应用的社会影响模型

　　技术应用的社会影响模型的提出，是为了纠正媒体丰富性理论的研究结果偏差（Schmitz&Fulk,1991）。该模型认为，媒体观念部分是由社会形成，除渠道自身的特点以外，媒体渠道观念也影响着媒体选择。该理论预测，媒体选择将被个人偏好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仍然被限制在在社会进程的一定范围之内。如媒体选择可能与团体或者组织的类型相一致，就可能被合作者的声明，以及组织和团队的技术使用标准所影响。因此，媒体选择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相反，要受到社会准则和进程的影响（Fulk&Boyd,1991）。该模型将主要在特定的团队成员中间得到高度同质的应用，在各种团队中间也会得到多种不同的应用。新成员将被社会化，并适应团队的技术使用规范，这是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

　　（3）社会存在理论

　　社会存在理论是对媒体丰富性理论进行扩展的又一理论。该理论认为，媒体传达视觉和非语言讯号的能力越强，个人的社会存在性就越高（Sproull&Keisler,1986）。社会存在指的是在沟通事件中人们相互影响的真实性，它是个人对于沟通渠道的主观感受。根据每种渠道传达的社会存在性，各种沟通渠道联系成一个闭联集。这里，类似媒体丰富性理论，闭联集的一边是FTF，另外一边是书信。

　　Sproull&Keisler（1986）着重强调了情景线索的缺乏，尤其是在沟通过程中使用电子邮件的时候。社会存在性理论认为，电子媒介渠道相比传统的FTF和电话渠道来说更为狭窄。社会情景线索的缺乏、背景（自然环境）的缺乏以及非语言行为的缺乏将同时减少沟通的静态线索和动态线索。使用电子邮件时，相互作用将变得更加非个性化，更加以任务为导向。为了缓和这种非个性化特征，运用字符图释可以帮助表达感觉和感情，并且有助于增加动态线索。Sproull&Keisler（1986）还发现，减弱社会讯号对于沟通会起到一种解除管制的作用。确切地说，研究对象高估了它们的作用，也高估了它们所接受的信息的数量。减弱社会讯号带来的另外一个效应是地位平等化。不过，该研究中也出现了恣意行为（如欺骗、传达坏消息和违反社会传统等）。

　　（4）社会行为理论

　　社会行为理论是Ngwenyama&Lyytinen（1997）提出的，他们对群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群件所支持的四种行为；通过ICTs进行沟通仅仅是群件的应用之一。他们认为，在群件中存在下述四种社会行为：工具行为、沟通行为、论证行为以及战略行为。工具行为通过控制、操纵和改造实物造物（如在共享数据库中生成新的文件），作用于最后结果。沟通行为对成员间共识的达成和维持提供支持，计算机媒介沟通（CMC）为该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论证行为通过诸如投票系统或者匿名投诉的方式，对目标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评估，使团队在价值观念和规范上达成共识。战略行为通过影响组群行为来达到共同目标，例如对共享数据空间设置准入限制。在工作过程中，群件在上述社会行为中发挥功用。

　　（四）ICT应用和基础设施在全球虚拟组织中的地位

　　虽然组建GVTs能带来明显的收益，然而这些团队在沟通中却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具体而言，传统的交流机制将会消失或者遭至扭曲，有声的或者非语言的交流讯号也将被改变（Kayworth&Leidner,2001）。另外，由于团队成员分布在多个时区，后勤工作将更加繁杂；会议和行程的安排将非常困难，这使得GVT成员之间信任感的建立（Jarvenpaa、Knoll&Leidner,1998），以及由虚拟的团队协作所带来的孤独感与冷漠感的克服，成为了GVTs面临的又一难题（Kirkmanetal.,2002）。比较而言，虚拟团队的另外一个中心问题是互知（mutualknowledge）的建立（Cramton,2001）。与保持互知相联系的问题包括：交流失败和情景信息保存失败；团队成员间经常性的信息分配不均，这种不均给认识信息重要性和理解信息价值制造了困难。另外一些困难还包括：过程收益最大化和过程损耗最小化，以确保团队成员同时掌握技术上的和人际沟通的技巧，以及虚拟团队绩效的评估与确认（Kirmanetal.,2002）。在组织背景下，应用ICTs所带来的好处之一是产生更为强大的跨地域和跨组织边界的合作能力，不过在全球性组织中应用ICT却增加了团队协作的复杂性，并且可能对团队效能造成影响。

　　普通人每天都与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各种现象、或者说这种“全球化”接触，如购物、看电视、使用移动设备、浏览互联网等。这场革命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共享金融、经济、科学的成果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一些专家认为，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有利于各民族团结，有利于国际关系更紧密的结合。国际社会开始采取运输、可视联络技术的多种新形式联系，为民族教育开创了一种新形式。但仍有专家质疑这种全球化对于国际关系的积极影响，以及如何以正确合适的形式推动其发展。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家在其政治计划中宣布反对全球化。这一点意味着：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其作为一种积极事物，接受全球化，尽管彼此持有不同观点。

　　信息通讯技术革命对各国加强经济、安全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大深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与各国利益重点，改变了外交政策执行手段。这场革命改变了“综合国力”这一概念，使得它不再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依靠一国的金融、经济、信息、观念等。此外，国际舞台也不再是军事或政治的联盟或联合，而是地区或国际的贸易、经济联盟或联合，如欧盟、亚太经济组织、亚欧经济组织、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等，八国集团更是其突出代表，这意味着世界政治与外交朝着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说：这场波及生活所有领域的革命也同时带来了风险和消极影响，对人口少、国土面积小的民族而言，经济和安全上的紧密联系可能对其国民意识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其独立自主的要求，甚至导致种族与边境冲突升级，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作用与国内民族特性削弱。同时，这也可能使得以联合国为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作用减退，非政府组织影响加强。

　　与我们相关的是，全球化自二十一世纪伊始对国际关系和外交工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尤其是军事政治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危机、高层会晤不再占据首位，取而代之的是外贸、金融、环保、国际媒体交流等问题。

　　信息通讯技术革命对于外交关系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这场革命意味着不同专业领域、多种语言的知识大爆炸，各领域知识产品]成倍增长。如何最大限度地掌握大量信息，在最短时间内提供给研究人员与决策者，如何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要通过信息管理的最新手段实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依靠计算机、运用包括电视、卫星、光纤、移动电话、互联网等有线无线等多种通讯技术。这场革命对于如何制定信息管理政策起着指导作用，也就是说信息电子空间已经变成了一种媒介，从而使得各大项目可实现跨国操作，国际市场实现远程运作，新闻媒体实现跨国交流。另外，这种媒介也是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手段。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通讯领域差距扩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流动自由，由信息中心向其周边或多边国家之间，超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2）由于具备在文化和技术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新闻机构，西方面对相对落后的其他国家，掌握了通讯与信息的霸权。

　　（3）为应对全球化趋势，发展人力与物质资源，发达国家采取政治经济政策，跨国贸易使得商品与服务不断加速流通。

　　谈及信息通讯技术对国际关系的作用与影响，我们必须承认：它使得世界联系更紧密，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地缘政治的距离，国际关系的核心变成了知识主权与科技进步。信息与知识不再根据政治主权边界来确定，国际关系对这方面非常重视，受到各种方式影响，不受冷战以来起主导作用的各种国际条件约束，各国要实现新闻独立、控制信息向国内的涌入、促进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保证国民完全忠实祖国，但是，目前尚不能控制信息的质量与数量，从而导致在外交事务处理、与他国关系处理上仍然相对软弱。

　　科技对国家的重要性，既能使其国民在世界民族中被边缘化，也能使其经济生活被边缘化。对其经济生活的影响体现在：导致其贫困化、收益低下倒退，在履行保证国民安全、捍卫国家的义务上软弱无能。有些国际强权势力对新的国际局势控制野心日益膨胀，用高额物质来换取替代某些国家发挥作用，另外，还极力加强其世界霸权主义的影响，保障其国际利益。这样，所谓的卫星新闻外交日渐抬头，这种外交策略主要靠播送新闻、图片，用形状、色彩、刺激、欺骗，来中伤其他国家的官方电视，干涉其内部事务。这种卫星媒介使得一些国家担心自己不能进行宣传与内部新闻控制，担心国民倾向于刺激的外族文化，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已经深入了主权国家的诸多方面，如国家行政、立法、地理边界、一些国家在颁布立法、实施权利中的作用开始减弱，与此相对的是，覆盖诸多规则规定的国际条约与制度日益增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解释：

　　（1）有一些为多个领域确定规范的国际法规，这些法规成为了一种对付各国的借口，不能允许与它相异的东西，即便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

　　（2）在国际组织中，我们有一个体系来进行国际监督、监管，起到调查、检查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的人权协议、核军备，以及类似的国际劳务法。

　　（3）对于国家无法靠宪法或国内立法来解决的问题，必须确定国际法律与国际裁决，达成国际规则。此类规则可以采取协议性质，或采用通行的国际法律规定，或者具有立法性质的国际体系，即便某些国家未能批准或尚未加入。

　　这种工作理念给国家、主权两个概念都带来了改变，给国际关系、国际社会也带了新的理念，它们迎来了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即信息通讯外交，或者正如专业人士所期望的，将此称为“全面外交”。这种外交政策旨在创造一种比过去更宽松、更多样化的国际环境。这样，各种问题的处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外交人员工作涉及面进一步扩大，形成了日常工作日程化、工作公开化，并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与民主机构、公众舆论的影响。

　　外交人员不仅仅限于其例行工作如庆祝会、晚餐会、午餐会、迎来送往，或者写报告、作分析预测，而是包括了管理、协调更广泛的活动领域，对其所驻国家保持广泛关注。可以说，现在的外交人员应该会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人类社会所有的事情都已变得更密切，具有国际意义，这使得曾经简单的外交工作变得复杂，不仅仅是因为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困难、复杂、盘根错节的问题越来越多，也是因为国家也越来越多。

　　同时，这样的全方位外交具有相互牵制的特点，而这种牵制是由于地区和国际集团不断发展产生的，是这些集团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向，远比政治、经济、贸易战略关系更牢固，这种方向在以往成立的集团扩大和深化中明显展示出来，如欧洲共同市场（EEC）扩大，成为欧盟（EU），在亚洲有东南亚国家联盟（ASIAN），亚太国家经济合作论坛（APEC），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 NAFTA组织，此外在阿拉伯国家还有一些组织，如海湾国家的组织——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GCC），马格里布国家的组织——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在非洲国家有西非国家组织（ECAWAS），南部非洲组织（SA-DAC）。

　　也许新的外交环境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受到新闻媒体的影响。见证外交风云的人物们如今发现：旧的外交制度开始与之冲突，外交工作曾经保密、特殊的特点开始削弱，尤其是在谈判上。

　　信息通讯革命的出现，催生了外交关系从形式到内容的质变，为进行远距离联系、以电报、传真、首脑联系热线为手段的商谈提供了手段，从而能够实现通过有线、无线、卫星等手段进行的会议与对话，这使得在谈判桌上的各国谈判者能与自己的政府进行沟通，得到决策者们的指示，信息革命、网络电视传达速度的快捷对于外交人员的工作有着决定性变化，提供给他的消息、信息、各种观点大量涌入，这使得他即便在办公室，也能身处国际形势的中心，能与时间赛跑，跟随形势而不落后。

　　总的来说，这场革命或者说全球化，使得国际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而已迈向更深远的意义。例如由于外部干涉方式的多样化，干涉别国内政的可能性更复杂，如人道意义上的干涉、人权保护上的干涉、少数种族权利的干涉、以国际反恐怖为名进行的干涉等等。

　　当代外交政策尽管有了显著发展，但是仍不足以全面覆盖社会、经济、艺术等不同问题，或者目前被称为全球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迫切关心的重中之重，一个国家不论能力如何，很难单独应对这些问题，因此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各国统一行动来寻找成功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包括环境与污染、能源、水资源、干旱、沙漠化、失业、贫困、粮食短缺、恐怖主义、政治暴力、诸如艾滋病、吸食毒品、有组织犯罪等。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面对最近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新任务使得外交机构必须调整工作重心，处理这类问题的部门比其他管理政治问题的传统部门变得更为重要，主管这些任务的人员也受此影响，外交部门中出现了竞争。这些需要新知识、高素质的新活动在日常运作与专业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国际会议即便探讨的问题无论从国际参与、组织安排、必要人才的培训上，与传统意义以上的政治问题相去甚远，然而如何安排会议、确定议题、进行管理与技术组织，对于负责主办这些国际会议的各国外交部门来说，已成为工作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