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效率

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

　　一般来讲，效率在经济上指的就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金融效率就是指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也就是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间的关系。金融效率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按照不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三种。金融宏观效率包括货币政策效率、货币量与经济成果的比例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上的效率等几个方面。根据金融压制论的观点,资金外逃是一个国家宏观金融效率不高的重要标志。微观金融效率主要指市场微观主体即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指标体系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金融机构的资本创利水平、金融机构资产盈利水平、金融机构人均资产持有量、金融机构人均资本（一级资本）持有量、金融机构人均利润水平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资产质量。金融市场效率包括货币市场效率和证券市场效率。对金融市场效率的考察可以从市场的规模、市场的结构和市场的成熟程度多个角度来分析。

　　1.现代金融监管必须兼顾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而不能顾此失彼

　　众所周知，金融安全首要追求的是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它要求对任何可能危及安全的因素加以排斥，包括金融创新等，而金融效率更注重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种最优化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二者的对立就体现于安全取向与效率价值取向的不同。但其实，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都是金融发展的两个方面，其目的都在于通过金融资源的合理运用，服务于资金融通，服务于社会经济整体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因此，只有兼顾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金融监管才能有效应对金融全球化的挑战，实现金融业快速、稳健的发展。

　　2.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是经济转轨时期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首要选择和先行目标

　　作为与市场自发运动相对应的政府管制行为，金融监管行为是国家行政权力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和实施，是金融监管机关依法利用行政权力对金融机构及其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的行为，是行政行为。由此决定，因金融监管权的行使而形成或者引发的金融监管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以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提高行政行为的效率，也就成为包括金融监管体制在内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3.金融效率优先，是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国际发展趋势

　　兼顾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平衡。据学界对金融发展史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监管的价值目标，是随着金融交易的规模和实现金融交易的速度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自应有不同的监管理念。综观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金融业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本地金融市场阶段、本地金融市场让位于国际金融市场阶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让位于全球化的“无疆界市场”、国际金融中心交易让位于“无时空限制”的全球交易阶段。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终极追求的监管理念，再到以增强本国金融机构竞争力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现代监管价值取向，而一国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提高，必须在立足于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兼顾金融安全。正是基于这样的现代监管理念，不少国家开始把改善金融运行效率、增强金融机构竞争力，作为金融监管优先考虑的目标。

　　所以，金融效率的基础在于金融安全，而金融安全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实现金融效率。面对全球金融业的激烈竞争和金融全球化的不可逆转趋势，只有秉承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的金融监管才能在保持金融秩序安全稳定的基础上，提高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实现金融监管的现代化。

　　金融工程是市场对更高的金融效率不断追求的产物。而金融工程一经产生，便迅速发展成为金融市场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并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工程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是经济、金融环境的转变，经济主体内在需求的变化，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向金融领域的渗透四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深层次上看，这四方面都从本质上反映了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金融工程的产生是市场追求效率的结果，而在其产生之后，其存在和发展确实有力地促进了金融效率的提高，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微观效率

　　金融工程鼓励了竞争,促进了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金融工程的核心要素,如对金融的创新程度、技术含量的高低、信息技术的优劣以及收益、风险的配套,已成为金融机构体现其经营实力与地位的竞争热点。这种竞争性具有充分的相互替代作用:

　　一方面在资产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基础上不断创新金融工具,以增强自身竞争能力;

　　另一方面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运用现代技术和先进通讯技术,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提高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

　　通过金融工程开发新的金融产品,获取新的收益来源,使得金融机构的持续增长、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如,西方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占收入的40%～60%,可见金融工程对金融机构收益增长的明显作用。

　　2.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首先，金融创新极大丰富了金融市场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提高了金融效率。通过金融工程开发的金融工具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在合同性质、期限、支付要求、市场化能力、收益、规避风险等方面各具特点，加快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壮大了金融市场规模，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应该为绝大多数理性投资者提供能够方便构建被他们自认为有效投资组合的机会。金融工程正是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其次，金融工程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程度。利用金融工程设计开发出的金融市场组织形式、资金流通网络和支付清算系统等，能够从技术上和物质条件上满足市场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无纸化交易与远程终端联网交易方式加快了资金流通速度，节约了交易时间和费用，使投融资活动更加方便快捷，金融市场效率大幅度提高。

　　3.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

　　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创造性地解决众多经济金融问题，实现风险管理。金融工程为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了规范和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如1990年春、秋季，德国政府通过非公开销售方式发行了一种特殊的10年期债券，它实际上是标准的10年期政府债券与以其为标准的看跌期权的综合，这种特殊产品非常出色地自动实现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功能，从而大大削减了传统公开市场操作人为判断入市时机所带来的误差和交易成本。可见金融工程为新型金融监管体系、调控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运用金融工程方法可以增强金融市场的完备性,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切实创造新价值,最终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总之,提高金融效率是金融工程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金融工程是金融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提高自身效率的结果。而金融工程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目前，国内外金融效率研究大都尚处于定性和指标列举阶段，对金融效率进行系统的量化研究不多，一些研究试图通过设定单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效率的大小，如存差比、资本资产比率，但运用单指标衡量时需假设其他相关变量不发生变动，否则结果会出现系统偏差，而这些前提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即使通过多指标加权计算总体效率也存在如何设定权重的问题。韩立岩,潘文卿分别通过经验分析方法研究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发展的相关度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他们对我国金融配置效率的度量上均采用单方程回归的方法，得出我资本配置效率处于低水平的结论。但采用的经验方法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首先，采用单方程模型进行回归检验时，模型参数的估计对模型的选择，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设定反映灵敏，不同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会得出不同的参数估计。而且金融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和非线性，因此，很难从金融效率指标和其他解释变量之间找出显著的函数关系。其次，采用面板数据时，要求地区之间的外部环境具有同一性，即人口、技术、制度相同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可比性，但这些条件往往不存在。最后，在研究中几乎都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我们知道采用该方法一个基础假设是经济变量的平稳性，然而几乎所有的绝对变量经济指标都是非平稳的，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

　　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复杂网络系统，金融系统的主体金融中介(银行、证券公司等)充分动员国民储蓄资源，广泛吸收和积聚社会储蓄，通过自身金融体系的中间运作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速度，把资金配置到资本边际效率最高的项目中去，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金融系统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 性、风险性和非线性的特征，存在“门槛效应”，是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系统。因此，要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客观评价和分析必须采用新的可行方法，运筹学中最近提出的数据包络(DEA)分析方法,是比较适合分析的一种方法。

　　DEA方法是美国著名的运筹学家查恩斯(A．Chames)和库珀(Cooper)等学者于1978年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该方法是一种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的有效性综合评价方法，主要用来评价同类型单位之间的相对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