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引力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of Trade)

目录

  • 1 贸易引力模型的概述
  • 2 贸易引力模型的由来[1]
  • 3 丁伯根的贸易引力模型
  • 4 贸易引力模型的解释效力[2]
  • 5 贸易引力模型的运用

贸易引力模型的概述

  引力模型是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为了解释与预期人类在地理空间上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性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方式,利用经典力学中牛顿万有引力公式建立的一种理论假说。引力模型的最早引入,可追溯至凯瑞(Carey,1858)其所著的《社会科学原理》直接应用万有引力原理解释社会现象。自上世纪40 年代,地理学家、经济学家才大规模在理论分析与经验检验方面引入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上,丁伯根(Jinbergen,1962)为了说明在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贸易流量的不对称现象,即大国的贸易量占其GNP的比重小于小国的建立了贸易引力模型。80年代,经济学家用类似的贸易引力模型说明部门内贸易的流量与流向的决定问题。

贸易引力模型的由来

  这里将借助引力模型来分析特惠贸易政策和地缘相近孰轻孰重。引力模型(GravityModel)最初仅是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因其方程式与牛顿(Newton)先生发现的物理学上的引力法则相似而得名。早年该模型在国际经济学界一直扮演“丑小鸭”(uglyduckling)的角色,但现在引力模型蔚成流行,原因有三:一是其在预测各种变量(国家经济规模、地理位置远近等)对于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大获成功。比如,经过引力模型的验证,确实可以说明地理因素与贸易路径有其相关性,两国之间的贸易与两国的经济大小(Economic size,以产出与人口来衡量)成正比关系,与两国之间的地理上或文化上距离则成反比关系。据此,为对外贸易的拓展,提供了更佳的论点;第二是理论体系日趋成熟,在诸多教授如Tinbergen、Anderson,Thursby and Thursby、Bergstrand、Deardorff以及Krugman等学者的经营下,理论基础越见稳固。今引力模型已成功运用于两个不同位置间流量变化的分析,诸如移民、通关、区域内贸易、国际贸易等;第三就是经济学家对于地理和贸易关系产生了新兴趣:即国家或地区“爹娘给的、无法更改”地理位置对于贸易是否是毫无意义的因素。

  简单说,引力模型的基本观点就是论证了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往来中,地理因素、贸易成员经济规模、人口等自然因素(natural incentives)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他拟制因素,包括特惠政策在内。亚当·史密斯《国富论》的第三章即明白指出:“劳动分工专业化的程度由市场大小(ex—tent)所决定,而市场大小由运输成本(效率)所决定”。这样的说法,其实也隐含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丁伯根的贸易引力模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贸易引力模型,首先写出牛顿万有引力公式:

  

  在方程中,Fij为物体i与j之间的引力,mi,mj是物体i与j各自的质量dij为物体i与j之间的距离,k为常数,它可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该公式表明,引力的大小与物体i与j各自的质量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经济学家利用万有引力公式及其基本思想,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贸易引力模型。在这里,我们介绍丁伯根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

  

  在方程中,Xij是 i国向j 国的总出口;YiYj分别为i国与j 国的GNP, Dij为i国与j 国之间的距离,K,e 为常数,a、b为参数。该公式表明,i国向j 国出口总量的大小或者i国与j 国之间的贸易量的大小与i国与j 国的国民收入的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贸易引力模型的解释效力

  贸易引力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现代贸易中地区(国家)间贸易与地区(国家集团)内贸易的高度的地理集中现象,这可由下图所示的流程图显示出来。

  【说明】

  1.方框内数字为占世界贸易的百分比,为100;框外数字为两国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若假设两国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则该数字总和应乘以2,即33×2=66,两组数字之差:100—66=34,表明34%左右的贸易为地区内贸易及其他比重不到1%(图中未标出)的贸易。
  2.“其他”指北欧及大洋洲各国。
  3.世界贸易的大部分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最少的是非洲和拉丁美洲。
  资料来源:根据WTO《国际贸易统计》计算得出。

  从上图可以看出,各国家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基本上与其各自的GNP或经济实力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当然,各国家、经济体或地区间的贸易还与很多其他因素有关。

贸易引力模型的运用

  最早贸易引力模型是运用在双边贸易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和贸易发展的关联研究中,后来经过Frankel等教授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分析国际间区域贸易协议经济影响最常用的两类方法之一。已经公布的关于某地区间经济整合的影响总体经济福利产业结构等的影响几乎都使用了这一模型,似乎不使用不足以表明自己结沦的科学性。遗憾的是,我们认为该理论模型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其经验性,其只是基于现有的数字来做事后诸葛亮,而“要她再跨一步,哪怕是一小步,真理也成了谬误”,这些模型认为国家间的贸易交往必与他们的经济总量(GDPs)成正比,而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当把这个结论套用来预测某一区域贸易集团的未来发展,却似乎并不令人信服,以下同样也是基于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似乎反映出贸易引力模型的力不从心。

  套用贸易引力模型来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这一RTA的贸易创造贸易转移效果。在该模型几乎完全经验主义地应用中,那些集中于NAFTA的分析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结论。一份公布于1999年由安妮·克鲁格(AnneKrueger,目前是IMF第一副理事)完成的论文在NAFTA内部找到了贸易创造的证据,但同时也发现了从欧洲进口的大幅度下降。一份由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ReserveBank。{St.Louis)在2000年进行的研究发现,在NAFTA成员国中,加拿大与欧洲和亚洲的贸易减少了,但墨西哥与亚洲的贸易有所增加: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使得贸易引力模型颇为尴尬。

  再注意到贸易与投资的紧密关联,这里以StoneandJeon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来检测亚太地区双边海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 lnvestment)流量为例,来说明该理论的基本实践运作。通过对亚太地区双边海外直接投资受何原因影响进行分析,以求得对如下问题的答案:第一、外国直接投资是受投资者母国还是东道国因素影响更大?第二、外国直接投资是因贸易而产生的活动吗?第三、地理上的距离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吗?与之同时,一并考量亚太地区区域集团化(如:ASEANAPEC、DAE)对于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这次检测共采用了200个观测值,观测时间从1987年至1993年。检测结果显示,投资者母国GDP、人口与贸易三变量对海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影响:而东道国GDP、人口均不显著,表示东道国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区域集团效果也人微言轻。

  由此,StoneandJeon更进一步探讨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两者之间为互补或替代关系,应再度检视区域变量的影响程度。经由实证结果得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距离变量与贸易之间为反向关系,与外国直接投资关联不大。简单说,区域经济整合对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外国直接投资不明显。这样的结论显然许多读者都不能接受,起码将其套用到中国的对外投资情况时,就很不具信服力。这种“雾里看花”看不清楚的感觉应该来自于该理论本身的局限性:直接了当地说就是该理论只适合对于双边、区域贸易流量的分析。而对于因素更为复杂的国际投资而言,似乎有点力不从心。当然不能因为有缺陷就全盘否定贸易引力模型的意义。

  综上,抽象的用理论模型来分析区域贸易集团的贸易正负效应本身也囿于经验的局限。因此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区域贸易集团对于多边贸易体制是创造抑或转移,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和思路。接下来几节通过引证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家们对于区域贸易主义发生的政治、经济原因分析,论证了贸易区域主义的源流及其合理性;当然也展示了这种基于地理位置相近、拟制特惠政策所不可避免的内在“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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