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爱德华·米德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dward Meade)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dward Meade,1907-1995），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米德生于1907年6月23日，在英国的巴士市长大，曾受教于兰伯路克学校1917～1921年）和马尔沃恩学院（1917～1926年）， 1926～193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1930年被选为牛津赫特福学院的院友；1930～1931年，他在剑桥三一学院受教于但尼斯·罗伯逊。在此期间，他成为“凯恩斯周围团体的成员”，并且是最早将凯恩斯的理论写进教科书的人之一。这是他“一生中学术上最紧要的一年”。 1931～1937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师，他的工作是教经济学理论的全部内容，但有两个问题他特别感兴趣，就是大量失业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1933年，他和玛格丽·威尔逊结婚，她是国际联盟同志会在牛津支部的秘书，婚后他们有四个子女。1936年他的《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牛津出版社，1936年）出版，仅比凯恩斯的《通论》晚几个月。

　　1937年末。米德暂时中断了学术生涯，赴日内瓦国际联盟经济部工作，任《世界经济概览》的编辑，出版了1937～1938年和1938～1939年的两期《世界经济概览》（第7、8期）。米德在该机构工作至1940年。

　　二战爆发后，米德于1940年返回英国，成为战时英国内阁秘书处经济部的一员，1946年升任该部的主任。这是一个重要部门，当年曾为英国战时经济提供政策建议，接着又为英国政府应付战后的经济困难出谋划策。在这段时期，米德与经济部的同事理查德·斯通编制了第一部凯恩斯式的英国国民收入帐户，这促成了他们的成果《国民收入与支出》一书的出版，该书被视为研究国民收入核算的开创性著作。

　　1947年，米德重返学术界，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商学教授，主要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直到1957年。这是米德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因为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国际经济政策理论》，该书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全书分为两大卷，十大部分，第一卷题为《国际收支》（1951年），在该卷中，他以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系统地探讨了一个国家的国内平衡与国外平衡的关系。第二卷题为《贸易与福利》（1955年），该书重新考察了贸易管制问题的论据：并从中发现了“次优理论”，这是对福利经济学文献的重要补充。

　　米德在构建上述著作体系过程中，还获得了两项理论上的副产品：一是1952年出版的《国际贸易几何学》，全书有50个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几何图解。二是 1955年出版的《关税同盟理论》，西方学术界认为这是在范纳（J.Viner）《关税同盟问题》（1950年）一书基础上的重要发展。上述著作完整系统地反映了米德对国际经济学的贡献。

　　1957年米德转入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同年担任英国科学进步协会F部主任，是1962年美国经济协会的名誉会员，1964～1966年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协会会长。到1967年，他不再任教，成为剑桥基督学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1974年退休。此后，在1975～1977年，他担任了政府有关改革国内税制的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主持起草了题为《直接税的结构与改良》的报告。在1957年以后的时间里，米德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通货膨胀的控制》（1958年）；《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理论》（1961年）；此外，他还在1976年，完成了四卷本的《政治经济原理》，其中包括《静态经济》（1965年）、《增长经济》（1968年）、《管制经济》（1971）年和《公正经济》（1976年），上述著作被认为是米德经济思想在经济学的不同侧面连续展开的成果。米德一生著述颇丰，他一生出版著作和小册子34部（本），发表文章60多篇，故评论家认为米德是经济学界的多产作家。由于米德对经济学界的巨大贡献，他获得了英国几所著名大学如牛津和瑞士巴塞尔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他也是英国学士院的院士；英国女王还授予他“巴施勋位”。

　　1977年由于与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 OHLIN）共同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出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德的主要贡献是其两卷本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其第一卷《国际收行》讨论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深入涉及了一个“开放经济”（指大量依存于国际贸易的社会经济）的社会如何制订政策稳定经济的问题。该书主要提出了一国双重的政策目标，即国内平衡和国外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用大量篇幅阐明了两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经常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和如何协调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

　　《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二卷《贸易和福利》，是在假定各国已经实现了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前提上，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世界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为价值尺度，讨论在实现世界实际收入的合理分配和促进世界经济效率时，是否要实行直接控制的问题。他在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判了为保护主义辩护的主论点，主张以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实现世界经济效率，以各国政府间的直接援助来实现世界实际收入在国际上的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