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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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诺斯“始终如一地站在近些年来席卷经济史学界的新浪潮的最前沿,而这股浪潮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悬而未决的经济史问题”(马克•布劳格语)。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诺斯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已经变成了新经济史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新政治学派的学术中心。
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作了充分的反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
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