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增长理论

　　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因此，正如Metcalfe和Foster（2010）指出，对于演化增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题。经济增长不仅仅表现在要素积累或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还涉及到整个资源配置模式（包括生产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费模式等）的变化，它最终体现为一个经济体能够满足人们各种不断变化和增长的需求的能力的提升。

　　演化增长理论从三个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起点上开始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演化增长理论：有的强调技术变迁，有的强调制度变迁，最新进展则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一)20世纪80年代至今：从技术变迁来研究经济增长

　　演化增长模型最早是由Nelson和Winter(1982)创建的。他们的模型反映了产出、投人等要素随着时间演化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其基本原理是：假设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存在许多厂商，每一厂商都使用一定资本存量和技术，生产仅有两个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厂商充分利用资本，资本的增长是内生的。市场上存在不同技术，技术是里昂惕夫类型的。企业搜寻最赢利的技术，并把不赢利技术驱出市场。企业对技术的搜寻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模型的长期动态由两个搜寻的随机过程决定。第一个过程产生新奇性或发明作为暂时的私人知识，第二个过程中私人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并最终变成公共信息。通过这些过程，厂商发现它比现用技术更赢利，并立即无成本地改变其资本去利用。在Nelson和Winter先驱性工作的基础之上，Dosi、Silverberg、Verspagen、Fagiolo等人从微观和宏观经济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演化增长模型。演化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主要有四种：Chiaromonte和Dosi(1993)，Dosi等(1994)，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1996)，Fagiolo和Dosi(2002)；演化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也主要有四种：Conlisk(1989)，Met．calfe(1988)，Verspagen(1993)，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6)。Nelson(1995)、Silverberg和Verspagen(2003)对这些模型作了详细的评述。这些新发展的演化模型都传承了Nelson Winter模型的思想：强调了经济增长中技术变迁的作用；在模仿者方程的基础模拟选择过程，选择过程持续地变更技术，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尽管这些新发展的理论模型立足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但仍然具有四个共同的观点：第一，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一个演化的过程，而非新古典主义所说是向平稳状态增长路径的收敛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转化涉及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因素如科学、技术与制度的相互作用。第二，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类似，都赞同技术是形成经济增长以及增长率变动的关键因素。但演化增长理论的特殊性在于用技术变迁解释了增长率变化的趋势。为此，演化增长理论作了两点强调，一是区别激进创新与增量创新，二是区别创新与模仿。第三，关于激进创新和增量创新的作用。这些演化增长模型都赞同激进创新和增量创新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激进创新常常开启新的经济活动的可能，创造新的产业，或者摧毁现存产业。增量创新是这些产业背后的驱动力。经济增长过程的特征是结构变革，解释新产业的增长和老产业的衰退是演化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关于经济选择和竞争。演化模型都把竞争看成一个重要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长期趋势。选择的动态过程形成了经济增长。据此观点，分析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市场份额的变化需要采纳群体动态的观点。

　　(二)20世纪90年代至今：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强调技术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能够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这种理论所具有的魅力。但是，为什么同样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增长却有差异?经济史学家在对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制度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是DouglassNorth。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制度变迁的演化角度开辟了演化增长理论研究的另一条途径。North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导致其缺乏解释力的关键。在新古典理论以及演化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含有两个错误的假设：一是制度不起作用；二是时间不起作用。因此，这两者对“为什么经济走上持长的繁荣之路，或处于持续的停滞状态?”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North把演化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以及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考虑。由于经济增长存在制度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持续的繁荣，出现持续的贫困也是可能的。这将取决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当经济进人一种好的市场机制时，由于经济的外部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等形成有力的反馈机制，强化了这一轨迹，最终把经济通向长期繁荣；相反，如果进人一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经济将在这条路径上滑下去，陷人长期混乱与萧条。影响经济绩效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特点的混合体，它们都处于不断的演化中，随着时间变化而显示不同的绩效。据此，North提出，政治制度对经济绩效有着极大影响，将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各种正式的政治和经济规则转接到第三世界和东欧的经济上，并不是取得良好经济成效的充分条件。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改变了新古典主义忽视制度的作用，在理论上具有进步意义。在实践上，对于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国家，进行制度创新，避免陷于不良制度陷阱的路径依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制度重于技术，而忽视经济变迁的全过程中制度、技术和人口统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把各个要素的演化都整合起来。这是它的缺陷所在。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演化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论及何种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时，都有不同的兴趣点。前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的过程，后者则定位于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大学派相互之间很少交换思想，以致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局限。Nelson等人试图从新的角度统一这两种理论。他们提出技术与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协同演化，这种协同演化应该被看作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而不应该被看作各自独立发展。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Douglass North最近也采取了一种演化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形成和变迁。两个学派之所以能够相互靠近，主张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变，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在形式上是同源的。两学派的行为假设都认为，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需要被理解为行为和思想共有的习惯的结果。人们在面临复杂环境时，具有“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拒绝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

　　第二，对技术、制度等研究对象的共同关注。现代演化理论主要关注“技术”。对他们而言，一个国家的技术竞争能力是约束生产率的基本要素，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现在出现了新的倾向，演化经济学逐渐把“制度”看成由社会、技术变迁本身铸造的技术。不过他们还未能把制度纳人正式分析之中。另一方面，虽然制度经济学家明显倾向于制度，他们也承认国家制度对于运用提升技术能力的影响是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主要方式。但是，迄今为止，制度学家还没有把技术和技术变迁明确地包括在制度分析中。

　　第三，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在理论上已经可行，Nelson等人已经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使之作为两大理论的连接点。其中，“惯例”可以作为一个联合的概念。虽然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把“物质”技术作为惯例，然而，Nelson认为，惯例这一概念更适合于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化。如果把制度界定为广泛运用的“社会”技术，那么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演化理论的一个成分就自然了。Sampat和Nelson提出形成惯例的项目通常涉及两个不同方面，他们称之为“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对于后者，许多学者称之为“制度”，如North称之为“游戏规则”，威廉姆森称之为“治理模式”。把制度作为社会技术可更好地与增长的演化理论相协调。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非常必要的。物质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地起着领导性作用。社会技术的作用在于它确保物质技术的执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适当的制度，驱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将不能以它们应有的方式出现，取得应有的效力。当前的协同演化理论还很不成熟，如何以一个“正规的”或者“准正规的”模型表述这一协同演化的过程，则有待探索。

　　以上分析说明影响演化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不同的因素随时间而演化变迁，在某一时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另一时间可能会变得很不重要，并会为其他因素所代替。这是演化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方面。另外，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演化增长也有很大作用。Fagerberg(1988)，Freeman和Soete(1987)。Dosi，Pavitt和Soete(1990)等人认为，解释经济增长时，很难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作出有益的区别，任何模型都不能仅限于某一因素的狭隘视野中，强调单一的因素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因素是不合理的。总之，演化增长理论还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按笔者看来，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考虑技术与制度的具体协同演化规律。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要强调技术创新，建立国家创新系统，同时又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产权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创新，使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根据不同情况作相互搭配，协同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既不是自然资源或简劳动，也不是资本积累，它只存在于人类永无止境的知识探索和创新能力之中。由创新引发的报酬递增，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现象。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方式进而导致经济总量增加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又使经济增长表现为动态的循环累计因果过程。正是对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才导致了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增长奇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根本上是各国知识创造能力鸿沟的必然结果。演化经济学在内容上的独特性受到其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

　　（一）强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满意假说与演化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强调，强不确定性是技术创新，尤其是像蒸汽机、汽车、电子计算机等对人类历史影响重大的根本性创新的基本特征。这种不确定性是基础性的，人们无法事先通过概率对其进行计算。正是不确定性、专家间的意见分歧、惊异才成为经济增长过程的标志。在对经济行为分析中，演化经济学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替代了完全理性假设，用马奇的“满意”原则替代了最大化行为原则，以此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

　　在分析框架上，演化经济学采纳了达尔文主义的具有非均衡特征的“变异—选择—遗传”的演化分析框架，并结合人类经济活动特性，将其发展为“多样性创生（变异）—多样性减少（市场选择）—多样性重新稳定（遗传）”的演化过程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创新和选择两种动力机制。创新由追求满意利润的经济行为者所发动，它提供了经济变化的新路径，而选择过程使多样性不断减少，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选择机制。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创新和选择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个体学习、组织适应和环境选择同时存在。经济活动在静态上表现为秩序而非均衡，各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将会持久存在而不会出现所谓“趋同”，经济演化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而非最优化的。

　　（二）异质性、非加总与个体群思维

　　演化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以异质性假设和个体群思维为基础，提供的是关于结构和过程的理论阐述。

　　演化经济学认为，异质性是基础实在本身，多样性是演化的动力。所谓异质性，就是承认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独特的、不可化约的。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持久而广泛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新奇，而且表现为，即使面对同样的新奇，行为者也会采纳不同的行动。演化经济学对异质性个体的处理方法是个体群思维，这是一种关于多样性变化规律的分析方法。按照个体群思维，在一个由不同个体所构成的群体内，经济演化是通过两种机制得到说明的。第一种是多样性增加机制，它是由不同个体永无止境的创新行为所带来的；第二种机制是多样性减少机制，创新会导致不同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不同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在群体中被采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随着主导设计的出现，多样性的增长会受到阻止，甚至被侵蚀。这与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看作是对同质化的个体分析单位进行生产函数“加总”的方法存在很大差别。

　　（三）路径依赖、动态报酬递增、结构变化与制度演化

　　演化经济学在历史时间框架内分析增长现象，在对技术史的有趣考察中，发现了技术创新中路径依赖的广泛存在，即偶然的历史事件可能会给某种劣势技术一种初始优势，从而导致该技术尽管最初不是最优的，但却可以在干中学、用中学的过程中获得滚雪球式动态报酬递增效应，最终发展成为主导设计。创新的意义不能仅仅用增长就可以得到完整说明，创新必然引起经济结构变化，即质变，也就是发展，从而将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在经济增长的演化过程中，技术、企业和产业结构以及支撑性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协同演化的动态关系，充满着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锁定。经济社会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中走向非均衡、非最优的演化过程。

　　（四）学习、资源创造与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和充满不确定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精确预测某种科技政策的效果是很难的，但政府并非在经济增长政策上无所作为。演化经济学创新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作为创新政策的基本考虑，提出国家（或区域）创新体系概念，认为政府不仅要加强对大学基础研究和企业应用研究的各种财税补贴，也要加强生产商、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垂直联系和交互作用，还要协调包括贸易、金融、育等不同层面的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其自身特点，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因时因势而定。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来，演化增长理论的提出能够解释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解释的事实，并具有自身的理论优势，它的产生给一直争吵不休的增长经济学的论坛上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归结起来，演化增长理论对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

　　首先，它把微观过程与宏观现象结合起来。演化增长理论把微观过程作为基础，而把宏观过程作为总体。这意味着宏观现象只是作为微观现象运动的结果，微观现象对解释总的宏观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微观现象的强调使演化增长理论更现实地处理结构变革过程这一类新古典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Nelson的说法，正规的经济模型应该是过程模型。均衡应该定义为或者分析为过程中的稳态或者过程推动系统的状态。l1wai(2000)沿着这样的思路所作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只有技术状态维持一种非均衡的状态，经济将保持产生正的利润。反过来，由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将导致经济的非均衡，这正是Nelson Winter模型的意义所在。

　　其次，演化增长理论克服了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了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把经济在整体上看作是同质的，它假设每个行业在生产率增长上都会经历相同的变化，而未能看到一个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仅仅按照它在总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来影响平均生产率的增长。

　　其三，演化增长理论在行为决策上更具现实性。在解释公司决策过程中演化分析采纳了一种更接近实际的行为方法。按照这一观点，厂商把环境刺激与公司反映联系起来，根据可观察的“大拇指规则”作出他们的决策。这就决定了演化增长理论比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更具有现实性的增长理论的新理论架构。当考虑厂商运行的高度不确定性环境时，行为方法的采纳也加强了演化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厂商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在搜寻中不断试错，追求满意利润的过程。

　　其四，演化增长理论引进了一个“动态竞争”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它能解释厂商演化的竞争优势，而并不依赖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方法。后者把竞争作为环境的前提条件，在那里，假设环境是竞争或接近于竞争，没有相对竞争的转移。相反，按照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竞争是厂商以及其他厂商反馈的追求策略所作的持续变化。因而这种分析更具有现实说服力。

　　其五，演化增长理论关于厂商技术的论述更具现实性。对“技术”黑箱的解剖比新古典主义更具有说服力。在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看来，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表现为曲线向上移动。但演化增长理论认为，经济中技术变迁并非如此，经济增长纯粹是一个技术的选择过程。不同厂商的生产技术是不同的。在市场赢利的竞争下，企业响应不同的技术赢利性而将劣势技术驱出市场。

　　其六，技术知识的私有与公有。在演化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的专有性方面已被看作理解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专有技术的随机创新在厂商及其总体的行业水平上产生了增长率的差异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识到市场的不完全性、从R&D投资或从教育产生的外部性(Lueas，1988)、规模经济所产生的溢出效应(Romer，1986)，技术专有性等是评价性理论发展的结果。但前者比后者更具现实性。近年来，演化分析的兴起促进了在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中新熊彼特模型的广泛使用。它比以前的增长模型具有更接近现实的假设。一如Aghion和Howitt的模型(1992)把技术进步当作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间接说明了新古典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的肯定。就新古典主义而言，尽管吸收了演化经济学的诸多思想，并试图局部地矫正其正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但因为它太倚重于传统的新古典假设，如依赖于理性预期、完全信息、忽视制度和交易费用等，因而在理论运用中仍然受到较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