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储蓄—投资模型

　　凯恩斯(J M Keynes，1936)在其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储蓄投资模型，即：

　　上述模型表示，一旦储蓄与投资相等，即把储蓄全部用于投资，那么一国的经济就可以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达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在经济意义上，该模型是凯恩斯进行理论推演和提出需求管理政策建议的枢纽，是其社会投资理论的核心。

　　透过该模型，凯恩斯针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的持续疲软和紧接着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一反新古典经济学教义，对就业不足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对策，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1)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瓦尔拉体系中的确定性假设，代之以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提出了不确定预期概念，并将全部理论分析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受哈特(Hart)的影响，他明确区分了可计算概率的偶然事件和不可预知的不确定事件，也区分了宏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的不同(黄奕林，1997)。

　　(2)坚决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市场自动均衡基础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明确提出就业不充分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提出非自愿失业问题。他使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视角从传统的供给方转到了需求方，并提出需求管理的概念和思路。

　　(3)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并非十全十美，明确提出要由政府干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提出政府扩大公共工程开支和举债操作的政策建议。

　　(4)推进了对一国经济的宏观总量分析，提出了实现国民经济宏观均衡的基本条件，为政府政策提供了初步的宏观经验支持等。

　　与理论上的巨大成就相比，该模型所隐含的不足同样显著，以致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

　　(1)完全依赖主观不确定的三大心理规律的有效性值得质疑，它们不能有效解释S&I时充分就业的情况(刘涤源，1997)。

　　(2)假定他的有效需求的分析是正确的，通过增加投资来解决供求矛盾和就业不足，无意间他又走了萨伊的老路:投资决定消费，甚至是投资决定投资—原本意义上的需求管理变成为投资管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从长期看消费需求是稳定的，因此问题在于投资需求，它仅是由企业家的不确定性预期所引起—这是他投资需求认识上的第一次错位(周学，1998;杜勇廷，2001)。

　　(3)投资需求上的第二次错位，是对固定资产投资与商品存货投资间的不当处理。在他看来，正常的存货投资是不存在的，甚至也不应当存在，而现有的存货只是为了应付不测。因此他把企业的营运资本与资本投资混在一起，而且新的资本投资不会引起成本结构上的变化(科库特 A 埃图克，1998)。由于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他的资本货物是同质无限可转换、可分割的，且资本劳动比率不变。然而，他在这里赖以立足的技术不变的假设是不存在的。

　　(4)投资需求问题上的第三次错位，是凯恩斯根本没有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上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他比他的老师马歇尔，甚至比斯密都有倒退。因为至少在后两者那里，人的知识和技能都是一种积极的生产要素，也是一种财富，而且需要相应投资才能形成，即对人进行投资是值得的。在他的分析中子女教育费用仍然是其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尽管它能不构成当期消费，但需要储蓄—主观的、社会的动机。他忽视了劳动力的不可分性和异质性，而且除了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外，一般的工人都是被动的听候差遣的工具。

　　(5)由于对维多利亚王朝的怀旧情绪，他一方面假设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和不变性，在产权和分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在自身系统内解决失业和波动问题;另一方面却又企图幻想消除食利者阶层使货币的利率降为零，从而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以便增强企业家的预期，扩大投资，解决就业。制度不变的假设使他的“激进”思想处于痛苦的自我煎熬之中，导致他在理论上从解决长期静态增长中就业问题转入短期波动均衡，使长期动态分析变为短期分析，因为在他看来“长期以后，我们都死光了”(Keynes语)。

　　(6)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是他的重要发现，这一发现是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口稳定从而消费稳定的假设基础上的。按这一发现进行长期政策运作的结果是一种发散的趋势，即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资，直到有一天不能支撑为止—就像给一个破轮胎打气需要越来越大的打气筒，而最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打气筒了(吴健军等，2001)。

　　(7)正当总量分析成为其主要贡献时，缺少微观分析基础也就成为显而易见的缺点，其旨在达到宏观效果的传导机制是极不充分的。在资本货物市场、消费市场、金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坚固有效的桥梁，这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共同感觉。

　　“凯恩斯革命”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的大地震，而且余震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凯恩斯理论取得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后，为弥补其不足，修正其错误，产生了与之相关的许多后裔，最亲近的有“新”(Neo-)凯恩斯主义、新(New)凯恩斯主义和经济增长理论，而发展经济学也想与之攀亲结故。在20世纪70~90年代中期以前，曾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打得落马的凯恩斯经济学，似乎在默默地萌发新根。但是，凯恩斯家族中前两者的界限并不清晰。“新”凯恩斯主义，也有人称后凯恩斯主义，存在于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初期之间，包括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冯金华，1997)。传统凯恩斯主义主要是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从劳动市场的货币工资刚性来解释失业的。由希克斯(J R Hicks)概括、汉森(A.Hansen)推广的所谓“IS-LM模型”，是其主要的分析工具，而且上述三个流派仍然用ISLM模型来解释各自的理论观点。但是ISLM是否真实体现了凯恩斯的意愿颇受质疑，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模型无意中歪曲了凯恩斯的SI分析(陆家骝，1996)。同样，在关于经济过程内在稳定性的认识上，三派都把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的主观部分去掉了，只留下了“未来宏观的不确定性”含义。在经济分析时限方面，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短期”时限背景，而代之以长期的时限背景为立足点，“把现实经济过程的短期情况理解为对于长期理想均衡状态的偏离和特例”。与之相适应，新古典综合派的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等提出了关于消费支出的“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M.Friedman)的货币主义则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理性预期派由于假定完备信息和完全理解预期而直接把前两者的“长期的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推演至短期(陆家骝，1996)。实际上，新古典综合派(Meo-ClassicalSynthesis)是把局限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结构，发展为一个包括供给分析在内的、更加综合一些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否定了传统投资的低利率弹性和流动性陷阱造成非自愿失业的说法，而用货币工资刚性来解释。弗里德曼和卢卡斯(R.Lucas)也是持类似看法，只是弗氏采用了适应性预期，卢氏采用理性预期。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S 费希尔、J 斯蒂格利茨、阿罗(K.Arrow)、G 阿克洛夫、G 曼昆(G.Mankiw)和哈特(O.Hart)等。在理论上，他们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并在经济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下，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均衡分析等方法，借助相对价格刚性等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在财政政策上，他们主张“适度”干预的对经济“粗调”，用来消除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用菜单成本、近似理性、厂商声誉等理论模型来说明价格刚性的微观机理，用不完全竞争分析财政政策对个人福利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在货币理论上，他们承认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把货币政策从个人需求转向了银行系统及其信贷机制，认为信贷配给和利率一样都有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货币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增长，利率是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与凯恩斯本人的保护主义主张不同，他们倾向于战略贸易，即通过国家干预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其价格粘性理论还缺乏说服力，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虽有宏观行为的微观基础，但没有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冯金华，1997;甘文华，2001)。

　　经济增长理论从动态经济学的角度去修补凯恩斯理论的静态缺陷，并成为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Model，H-D)是对凯恩斯S=I模型早期的动态化发展，提出在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的情况下，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即储蓄倾向。但由于该模型隐含的技术不变假设是不现实的，其资本主义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增长的结论也不符合西方经济增长的事实，因此索洛(Solow)和斯旺(Swan)等人修正了其中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的假设，形成新古典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储蓄率的变化不具有增长效应，除非能使资本边际产品增加。该理论还解释了各国经济为何存在趋同倾向，并强调技术进步是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然而该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而排除在经济系统之外，使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各国经济增长中广泛存在的差异，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假设又限制了该模型的解释力和普适性，经济自发运行在最优路径上导致的政策无效不符合经济增长中的现实，总量生产函数和总资本概念在逻辑上得不到支持，而资本的易适性假定否定了企业家预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罗默(P M Rormer)、卢卡斯(R E Jr.Lucas)、琼斯和真野惠里(L E JonesandR.Manuelli)以及雷贝洛(S Rebelo)等众多新增长理论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形成了所谓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采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认为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来自有意识投资的内生技术进步则是这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实现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

　　而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会加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经济政策很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而一般情况下政府对研究和发展(R&D)进行资助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许多假设条件还过于苛刻，因此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朱勇，1999)。

　　发展经济学旨在研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在其最初发展阶段，由于受到H-D模型的影响，存在唯资本论的倾向。在凯恩斯S=I模型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学针对储蓄不足问题提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的“两缺口”模型:I-S=M-X。该模型表明了钱纳里和斯特劳特重点考察的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即I-S(投资与储蓄之差)为“储蓄缺口”，而M-X(进口与出口之差)为“外汇缺口”。他们提出了调整两个缺口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方法，前者是指利用外资，而后者是指依靠自身力量调节投资和储蓄，或控制进出口。进一步由赫尔希曼发展的“三缺口”模型则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最关键的约束条件是技术的缺乏，主要表现为缺少必要的技术知识、管理和企业家的才能。据此他提出了利用外资时的“一揽子”资源进口计划。从实践的观点看，这一缺口的弥补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另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包含“税收缺口”的“四缺口”模型，它进一步表明政府在公共投资上运作时的财力困难，而有些相应的政策建议未必能凑效(谭崇台，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