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发展效应

　　二十世纪后期，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由于“地球村”的明显“缩小”和世界发展相互依存的加强，到处出现增长热，形成交叉感应。这是早期社会转型不曾遇见过的。这种发展环境对晚近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产生一种特有的迟发展效应。

　　迟发展效应有正负两个方面，正面可称为“后发展优势”，或“落后得益”，负面则是相反的劣势，而且常常负面大于正面。迟发展效应指的是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由于其起步晚而面临的与现代化起步较早国家不同的制约条件和发展模式。

　　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

　　在一定条件下也加速对前现代的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破坏，用强制方式包括用商品的重炮去传播一些现代化因素，去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这也是马克思指出的殖民主义潜在的建设性使命。

　　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使落后国家的大变革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它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从而有可能跳过或缩短初级工业化，直接过渡到或较快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即可能跳跃式的前进；也可以利用本国劳动力低廉等因素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世界相互依存和整体发展趋势的提高，以及第三世界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重大变化，联合起来的弱小国家也可能对发达工业国的损人利己政策进行较有力的集体抵制，这一趋势可能加强。

　　不过这些有利因素并不是必然存在，而是取决于各国能否较好地利用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

　　（1）落后国家采取的战略方针和实施步骤的基本正确，并能及时调整政策或出现的偏差，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和经济格局。

　　（2）国家领导人的素质、能力，和政府运作的效率。

　　（3）国家有长远发展目光，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提高国民素质。

　　（4）了解并利用发达工业国对发展中地区的国际政策、投资偏好与技术流动趋向。

　　（5）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有效干预的水平，特别是外向发展和竞争政策的推动。

　　双重发展效应

　　晚起步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处于世界部分地区已经高度工业化的新国际环境中，现代经济秩序完全受发达国家支配，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造成的经济干预与国际不平等交换愈来愈突出，这对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非常不利。由于国内的发展受到外来因素干扰日益增大，使它们不可能独立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在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各国竞相发展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新型企业，这些都不是一国尤其是后发展国家自身可以解决的，加之变化很快的国际市场竞争还要求发展新的信息工业，这就是说，晚近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完全是被外在决定的，它不仅要追赶发达工业国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还要适应发达工业世界的当前发展趋势。在内部与外部两大系统同时转变的过程中，外部系统的变化比本身系统的变化更快，这就要求在推进本身系统转变的同时，还要随时适应外部大系统的变化，而外来因素对发展的影响又与日俱增。此外， 欠发达国家还必须分担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严重恶果。

　　同步发展效应

　　社会转型进程在世界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使早期现代化国家具有占先的发展优势，即享有占取农业世界的廉价劳力、资源与市场的优势，独占海外“自由土地”和殖民地，以支撑国内工业化的特殊国际条件。当时的非工业化世界充当了工业化世界发展的外部调节器。这一时代特点使早期工业国较易相对和平地解决发展引起的内、外矛盾或转嫁危机（等到西方国家达到同步发展时，终于酿成经济大危机与世界大战）。晚近起步的社会转型面临的一个时代特点是发展的同步性。数以百计的新独立国家处在全球性现代化热潮中。它们作为农业国大多是在自然资源相似和社会结构相似的条件下，齐头并进地推进工业化。在那些经济发展互补性低的地区，发展遇到特殊困难，地区性的矛盾也较大。世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能源、市场、剩余人口、环境污染等问题也都同时突发性地激化，无处可以转嫁危机。

　　高速效应

　　由于整个国际发展条件的变化，就国内来说，发展中国家面临日益加强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压力；就国际来说，具有大量引进和借用外资、购买高技术、新设备等客观可能性。这样，以高于早期现代化的速度强制推行工业化和技术革新，是所有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种赶超方式的实际进程是把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经历的渐进发展过程压缩到几十年之间仓促进行。因此，在早期现代化中出现过的种种失调与社会危机，例如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速度愈快，大量举借外债、大规模失业和人口大量流向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大城市等等，都必然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增，并可能引起两种相反的效果：一种是导致社会转型阻力增大甚至“断裂”，一种是导致极权和军事高压现代化。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产生社会转型的倒退。

　　超前效应

　　这实际上是高速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盲目抄袭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急于求成，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常出现以过高的预期值来代替切实可行值的趋向，结果导致各种冒进式的发展。例如，农业没有得到适当发展就过度扩大工业；中小规模工业还没有得到发展就大搞高精尖的大工业；都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相对工农业生产水平而言，第三产业发展过快；仿效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超前消费；等等。还有一种特殊的超前现象。根据一般情况，经济增长首先引起物质文化的增长与变化，即所谓器物层次的现代化，然后才带动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即制度的与文化的适应性变革。文化变革一般都是滞后的，称为“文化滞后”(cultural lag)，这是早期社会转型的发展序列。如，以法国大革命为起点，西方争取结社自由的权利用了112年的时间。但在晚近现代化中，在开放和国际交流的新形势下，发达工业社会在生活方式、政治体制、文化模式方面的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传播得特别快，常常是变成一种支配效应（demination effect）。加之人们的自主意识增长得特别快，公众急切期望在低经济发展水平上仿效高经济水平的生活方式 、政治建制与文化模式，结果造成民主化建制超过居民的行使能力，或是造成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或是在前现代化社会中摹制出若干代价高昂的现代化的“飞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依附的现象。

　　人口效应

　　人口的空前增长在早期工业化中就是一个突出现象，它是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西欧北美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从未超过2%，当时的大量过剩人口还可以通过海外移民方法去寻找出路。战后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比上个世纪高二到三倍，大多数国家都以高于2.5%的年增长率增加，这种人口爆炸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要想通过大规模移民来减轻人口过剩压力的余地十分狭小，相反，人才外流到发达国家倒是一种趋势。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66%，1988年增至占80%。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劳动力供给的绝对过剩，给社会转型带来特殊的阻力。“富国变得愈来愈有钱，贫国变得愈来愈有孩子”，这就更加难于改变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农业，现代生产方式也更加难以渗透进来。这样，“现代文明”带来的传导性变迁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后果。单是这一项因素就可能把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社会）自动淘汰出世界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