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Forging Ahead Strategy）

　　赶超战略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使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够在极低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飞跃，进而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

　　选择这种发展战略的有两类国家：一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以印度、阿根迁为代表的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战略不顾资源约束，以重工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超越发展阶段的战略设想。因此，这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形象概括。

　　赶超战略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的苏联。当时苏联经济中工业化比重很小，农业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中间就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如何解决工业增长下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国民经济应运用何种机制加以调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占了上风，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机制，两者各有其调节范围，并且原始积累规律和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价值规律。因此，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超工业化派”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同时，“超工业化派”还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小农经济比重极大的国家，工业增长如何取得市场的问题。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当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当前消费成为主要特征。这项计划规定要把净投资额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资于重工业。这样，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首次得到实践，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也由此形成。

　　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实践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目标集中体现在“一五”计划当中，该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建设项目全部是重工业，是一些填补空白，健全体系的新兴工业部门。“一五”期间，重工业基建投资占工业基建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建投资的72.9%。

　　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建设周期长；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当时中国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则是：资金短缺，利率高昂；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市场汇率水平高；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与当时条件下的资源禀赋特点以及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如果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不可能把投入导向重工业部门的，相反倒可能诱致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目标。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排斥市场机制作用，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形成了。这种政策环境包括：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低工资和低能源、原材料价格政策、低农产品价格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务价格政策等。

　　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流向重工业部门，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是另一难题。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一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逻辑上就不再允许私人经济和市场机制存在。

　　扭曲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政策造成了资金、外汇和原材料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需推移，经济生活中的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为了替代市场的作用，在这种常态的短缺经济中配置资源，保证紧缺的物资用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需要一套相应的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这套制度包括：

　　1）通过“统收统支”的金融管理体制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产业和项目中，实现资金配置与发展战略目标和低利率政策的衔接；

　　2）建立与低汇率政策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外汇外贸管理体制，实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3）建立高度集中，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

　　4）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确保在低价统购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农产品生产中去，使国家能够用行政力量控制农业生产。通过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微观经营机制最终形成。

　　赶超战略下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也随之完全确立。

　　推行赶超战略的成果是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然而，推行该战略的过程却步履维艰，所付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1）由于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

　　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化水平。依靠高积累率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

　　2）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

　　由于实行生产所需要素的统一调拨，生产出的产品全部上调，发生的成本统一核算，创造的利润全部上缴的企业制度，企业发展与其经济效益没有联系，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微观经济效率极为低下的问题，以致生产只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下进行。

　　推行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特征的赶超战略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赶超战略的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

　　1）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扭曲，收入分配恶化；

　　2）企业效率低下，社会福利损失；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蔓延。

　　赶超战略不能导致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压抑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直接表现在相对价格不能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宏观层次上产业结构的高度扭曲以及微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赶超战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取得成功，在其它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性质，而在于这种战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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