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使机器大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得优势地位，使社会主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程。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后者是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雇佣劳动者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榨取最大的利润为目的，依靠对国内外人民的残酷剥削来实现的。前者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已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者直接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它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依靠社会主义的内部积累，同时也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建国初期都面临着一个加紧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工业化的问题已经面临着如何实践了。为此，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为“一化三改”。这里“一化”为主体，“三改”为两翼，有机构成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的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在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毛泽东认为，先进的人民民主政权决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一项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艰巨任务，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统一发展过程中提出的要求。他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决不可以分割开来或相互孤立起来看。这是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国家的工业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必须首先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同时，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也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因为小农经济不可能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粮食、原料、市场和资金的需要，因而还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必须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正是从这一矛盾出发，提出了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方针，从而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关于如何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主要是向苏联学习，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后来的事实发人深省。于是，毛泽东在总结“一五”时期的经验和深入研究东欧特别是苏联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并对两种办法做了比较。他说：“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957年，毛泽东又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随后，毛泽东又强调，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至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已经臻于完善了。

　　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从我国国情出发，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通过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加快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逐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具体来说，又可包括两个方面：其一，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其二，走这样一条道路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加快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手段是从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人手。

　　毛泽东还对中国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作了阐述。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基础作用。农业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着工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水平。他指出： “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这里，毛泽东透彻地揭示了农、轻、重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工业化的客观规律，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光辉范例。虽然今天看来，这些道理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可是在2O世纪5O年代，当时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还严重地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时候，毛泽东能够作出如此精辟的论述，是十分了不起的，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杰出贡献。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他国有显著差别的是，在工业化所走的每一步中，政府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在初创阶段，更是如此。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在基本建设投资金额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维持了资金和物资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的基本稳定。当时国家计划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分配投资确定经济发展方向、发展结构和资源配置等。事实证明，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对稳定市场、避免由于粮价上涨或进口粮食而增加财政预算和外汇开支，起了关键性作用，而且大大增强了农副产品出口和工业设备进口的能力，积累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从1953年至1957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50％ ；农副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占50％ ，在出口总额中约占75％ 。农民每年不仅把自己净收人的约7％ 作为农业税上交国家，而且由于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农民又把相当于自己净收人的约5％奉献给国家积累，两项合计为12％ ，约392．47亿元。而“一五”期间，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仅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1％ ，加上其他农业有关的经费，全部合计仅仅约等于农民交纳税款的1／3。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在制度和组织上给统购统销政策以保障外，还调剂了农村的生产资料配置，有利于集中使用有限的生产资料和简单协作，有利于战胜灾害；并且在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组织形式下，统一经营的程度比较适宜，农民有较充分的自主权去经营家庭副业和个体生产；国家又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投资、贷款等方面给合作社以优待。农民在为国家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农业生产仍保持了上升的趋势，1957年比1952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24．8％ ，达604亿元，约占当年工农业总值的43．5％，既保证了国家增加资金积累的数量又保证了国内市场的基本稳定。

　　第一，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容纳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初期，人口的压力很大。当时的工业生产水平，不足以吸收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合作化以后，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容纳较多的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工业化初创阶段的社会安定，为工业化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二，通过三大改造，有利于帮助私营企业克服生产、经营和销售方面的种种困难。在“一五”期间，各年工业总值中依靠当年基本建设增加的部分，平均不过占总增长额的5％左右。1957年工业总产值中有60％，以上是由1952年以前的原有企业生产的。⑥因此原有企业的生产情况如何，对工业化影响很大。从个别企业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形式，既是私有制改造的手段，又是企业改组发展生产的重要形式。一是通过公私合营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注人了优质资产，并投资帮助其改建、扩建和新建，提高了私营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水平。据1955年统计，公私合营企业的设备利用率比私营企业一般高出10—20％。二是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各个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进行“裁、并、改、合”，改善了企业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构成，改进了企业管理。三是由于改造后的企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企业内部实行了民主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公私合营企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1952年比1950年提高了118％ ，1955年比1950年提高了214％ 。1953—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产值由20．13亿元增长到71．88亿元。当时这些企业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大部分以国家所得税和企业公积金的形式转化为工业化的资金积累。

　　第三，三大改造决定了我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是在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

　　(一)形成了巨额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资产。1952—1956年，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88亿元。到1956年底，由于进行基本建设而新增固定资产460亿元，⑦相当于1952年全国拥有固定资产的1．9倍。

　　(二)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中占显著优势。至1957年，社会主义和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业产值的比重占到99．1％ ，而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工业产值只占0．9％。国营企业各项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6．6％ 上升到1957年的46．5％。

　　(三)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国营经济居于支配地位，五年中大批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和重点工程的兴建，在短期内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物质技术基础。1957年，现代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0．9％ 。这表明，经过三大改造，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确定了我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为后来的工业化发展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并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