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

教育投资(Education Investment)

　　教育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投入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可用货币表现。

　　具体而言，教育投资是投入教育领域中用于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各种专门人才以及提高人的劳动能力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教育投资是投入教育领域而非其他领域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二是教育投资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教育投资是一个人力资本中知识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的生产过程，是实现时间这种稀缺资源价值的最好体现。

　　教育投资一般来源于政府、企业、社会、学校和个人。

　　改革后中国教育投资的来源

　　1.全国教育经费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经费，学费、杂费及其他教育经费。

　　2.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及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3.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

　　指中央、地方各级财政或上级主管部门在本年度内安排，并划拨到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主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单位，列入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的教育经费。

　　①教育事业费；

　　②教育基建投资；

　　③部门事业费中用于中专、技校的经费；

　　④部门基建支出中用于大学、中专、技校的经费；

　　⑤预算内专项资金及其他教育经费。

　　4.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

　　①城市教育费附加；

　　②农村教育费附加

　　5.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

　　6.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

　　7.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8.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

　　9.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

　　10.学费、杂费

　　11.其他教育经费

　　(一)有形的消费性投资，潜在的生产性投资

　　(二)必要的消费性投资，扩大的生产性投资

　　(三)今日的消费性投资，明日的生产性投资

　　教育投资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投资相对应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同时其自身也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投资的特征。

　　第一，从投入角度看，教育投资具有长期的连续性。要把一个人培养成社会所需的人才，那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投资过程，在培养周期内，只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而受教育者没有任何的经济产出。此外，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可能马上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作用，需要一个知识的转化周期，需要时间来熟悉和适应社会生产过程。

　　第二，从教育投资的收益看，教育投资具有间接性。教育投资在教育领域里形成的知识技能，只有到社会经济领域里才能发挥其特有的功能，这使得教育投资收益具有迟效性、间接性。此外，教育领域不会直接产生物质财富，教育投资成本只能用其他经济领域的劳动成果补偿。

　　第三，从教育投资的效果看，教育投资产生的收益一般具有多效性和长期性。由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不仅能为受教育本人带来种种货币性的经济收益和非货币性的心理收益，同时还能为社会或他人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和精神满足。此外，教育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甚至可以用受教育者的工作年限来衡量。

　　第四，从教育投资发挥作用的条件看，教育投资功能及作用的发挥，需要与相应的物质资本投资相适应。只有教育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保持恰当的比例，或者按照马克思所讲“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一种有机的技术经济联系，教育投资才会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共同点:

　　都是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

　　不同点:

　　人力投资：开发人的智力和体力的一切投资

　　智力投资：开发人的智力的一切投资

　　教育投资：人力投资和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源于投入和产出、生产与分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投入和产出、生产与分配、供给与需求之间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条件和体制背景下，投入和产出、生产与分配、供给与需求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短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和供给的决定性作用可能更强些，但在相对过剩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的作用、需求的作用也许更强些，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分配还可能对生产和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

　　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地位不是凝固不变的。两者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互动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决定教育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质量和方式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从而决定教育投资的水平和方向；另一方面，教育投资也同样决定经济增长，教育投资的水平和结果决定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和质量，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程度。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单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双向决定”的关系，并且这种“双向决定”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的。

　　教育投资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并未积极致力于教育发展，亦不重视教育投资，相反却视教育为一种纯消费性事业。最早把教育看作一种可以获得利润的投资的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斯密认为，构成经济理论发展基础的三个要素为：资本的积累、就业人口的增加和技术进步，这三个基本要素形成循环的关系，促使经济呈螺旋形上升。在谈及这三个因素的关系，特别是在论述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斯密极力强调劳动者的熟练技术与技巧是国家财富的源泉，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他认为，尽管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只有技术熟练的劳动者才能利用资本去减轻他们的工作并增加他们努力后的生产量。而劳动者要掌握技术，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作学徒。这种学习“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得到利润”亚当·斯密把受教育所花的费用看作是一种可以取得利润的投资，代表了一些早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教育投资的重视。

　　如果说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并重视教育投资问题的话，那么19世纪末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对教育投资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一再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主张经济生产的要素，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外，应该再加上教育的因素。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靠劳动者对某一类职业的熟练技术和知识能力，而这两种能力的提高关键在教育。因此，马歇尔明确提出了“教育是国家投资”的观点，认为“用于人的教育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在所有资本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人投资而形成的资本”。继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之后再度重视教育和教育投资的是近代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熊氏是以提出“技术创新”理论闻名于世的。他认为在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下，一切经济活动均按照一定的轨迹活动，不可能有创新的机会，只能维持现状。像这种维持现状的经济，是静态的，更谈不上发展。于是经济要突破现状继续发展，则必须创新。然而，创新必须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而知识和技术的掌握，主要是靠教育。他认为教育虽不能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却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满足技术创新的需要。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以及技术创新与教育关系的理论提出之后，使人们对教育投资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教育投资理论的成熟是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二次大战以后，世界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各国都抓住机遇，努力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一些国家不断引进外资，吸收物质资本用于发展生产，但经济增长却十分缓慢；有些国家，像日本、原西德的经济发展却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奇迹。之所以出现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日本和原西德等国家注重人力投资，注重发展教育，拥有较强的人力资本，所以经济发展就快，发展中国家要使本国的经济实现腾飞，赶上经济发达国家，只注重物质资本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人力投资，即教育投资。于是，研究者纷纷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推动了教育投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投资”学说的提出，更加开创了教育投资理论的新纪元。此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更视教育投资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投资。诚如英国教育经济学家布劳格所说：“不管能否精确地测量教育是消费与否，我们都应该肯定教育是一种私人和社会的投资”。

　　对教育投资的认识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只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真正开始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教育和教育投资的作用，其中尤其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最丰富、认识最深刻，而且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对教育投资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重视的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教育方面花的钱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经费不可。”。1988年9月，他又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可见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对教育投资是何等的重视。江泽民同志也十分重视教育投入问题，他在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把重视人才培养、保证教育投入、为教育办实事，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目标制的重要内容和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朱镕基同志把科教兴国作为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他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依法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这些重要观点和思想，既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投入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教育投资理论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