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俘虏理论

　　监管俘虏理论是指斯蒂格勒(G.J.Stigler)在1971年发表的《经济监管理论》一文中开创的“监管俘虏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了监管机构与被监管的产业利益集团在监管政治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在1971年发表的《经济监管理论》一文中，斯蒂格勒指出监管能够为被监管的产业带来四方面的利益:政府直接补贴、对潜在竞争者的市场准入控制、对替代品和互补品的控制及价格控制。为获得监管收益，被监管者将动用种种资源和手段“俘虏”监管者。而监管者一旦被俘虏，监管的设计和实施都将围绕被监管者的利益展开。

　　监管的“生命周期理论”则提出监管机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会被“俘虏”的。新监管机构往往是在社会公众的压力和各利益集团的妥协之下成立的，成立之初会表现出相当的朝气和信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会逐步淡化，监管机构对环境也逐步适应，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开始多于冲突。到了成熟期和老化期，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相互利用关系会趋于明显，监管机构最终会将被监管者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Chatov, 1978 ) 。

　　佩尔茨曼(1976)则强调了监管俘虏的竞争，即各产业利益集团“俘虏”监管机构不仅是为争取监管收益的增量，更重要的是在监管收益的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诺尔(1989)将其归纳为在不同层次上都存在一个“监管俘虏竞价市场”，“俘虏价格”出价最高者将赢得对其最有利的监管。

　　被监管的利益集团的“俘虏竞价”能力则取决于它的特性和它所拥有的资源。斯蒂格勒指出规模越大、人均收入越高、产业集中度越高的利益集团拥有的“俘虏”资源(主要是选票和金钱)越多，竞价能力越强。梅尔(1985)进行了补充，提出利益集团地理分布的广度、集团的凝聚程度、集团的同质程度、集体意愿的强度、运用资源的机动程度、支持联盟的跨度、集团的社会声誉度等与利益集团的竞价能力是正相关的。利益集团的竞价能力越强，它在监管子系统中的地位越高，从监管俘虏中获得的收益也越多。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监管俘虏理论夸大了利益集团在监管子系统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在监管子系统中存在许多可以抵消监管俘虏的因素和力量，这些因素和力量如被恰当运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将大大增强。

　　首先是监管机构本身拥有的资源越多就越能够

　　抵制“监管俘虏”。这些资源包括: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技术官员队伍、职员对监管机构监管理念的认同、独立的知识和信息资源、监管机构本身的凝聚力、首脑的领导能力、监管机构的权力、监管机构的政治地位等等(Davies，1975; Sabatier, 1977; Meier, 1985;Ramzek &Hendricks} 1982; Goimley, 1983a)。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与它拥有这些资源的丰富程度正相关。

　　其次是监管机构本身也受到监管。虽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监管子系统的影响和干预不是经常发生的，但作为悬在监管机构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威慑作用始终存在(Moe, 1985;Kemp, 1982a, 1982b)。

　　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事实上，对同一产业或企业的监管往往是由多个监管机构共同实施的，如对安然公司的监管就涉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等。监管机构都竭力维持和扩大在“监管市场”中的份额。如果监管机构的被俘虏将影响其监管效率并最终影响其在“监管市场”中的份额，那监管机构就有充分的激励维持其独立性(Kane, 1986; Johnson, 1992; Mullins,1997)。

　　消费者群体、工会、环境保护者组织等利益集团也会制约监管俘虏过程。而监管政治过程中有意义的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媒体和学术界)的参与，则大大提高了监管政治过程的透明度，使所有的参与者，尤其是处于信息劣势的广大公众得到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从而可以制约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监管机构还会受到整体的经济、技术和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一个进入门槛比较低、厂商数目比较多、产业集中度不高、利润率比较低的市场，监管者比较容易抵制被监管者的“俘虏”(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被监管者比较“俘虏”的成本与收益Canon, 1982;在技术方面，如果产业技术复杂程度不高，技术创新的速度很快，技术创新不断带来新的替代品，监管者的独立性相应的也会提高(Krasnwv,L,ongley and Terry, 1982;历史文化方面积淀的一些传统，如分权制衡的传统、根深蒂固的反垄断的意识、独立自治的习惯等，也会潜移默化地强化监管机构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