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贝尔主义

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

　　16世纪，在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1665年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之前，法国已经成为由绝对君主统领下的高度集权的民族政府，这种情形被路易十四称为”政府就是我“。到1600年，法国的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已经执行了一些松散的政策，这些政策逐渐被称为“重商主义”，或在1665年到17世纪80年代晚期之间的巅峰期被称为“柯尔贝尔主义”。

　　柯尔贝尔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经济方面，但是它的影响扩展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所有政治和社会领域。伴随着西欧松散的封建主义在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灭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大不列颠、荷兰和西班牙，都有一个一般趋势，即君主剥夺以前由贵族分别掌控的权力。尤其是在法国，越来越忽视其地产的贵族变得依靠王室。这导致城市中的贸易或商业部门依靠它们的行会，使其地位相对于传统上占主导的农业部门而言变得更加突出。

　　法国君主既不关心城市商业、贸易或生产利益(资产阶级)，也不关心法国贵族或农民阶级。而且，王族不知疲倦地追求大量额外的收入来源用于支付开始于16世纪中期的国内和国外战争所需的资金。这些宗教的和宗派主义的战争使法国的所有阶层精疲力竭，再加上王族的奢侈生活，耗干了国民财富，使国家陷于债务之中。在柯尔贝尔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之前，对用于建立王族权力的货币的狂热追逐已经激发了大臣们的灵感:贝斯尼、红衣主教普莱瑟斯[Atmand-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以及红衣主教马泽林(Jules Mazarin)。总的来说，他们的财政措施推动了政策向柯尔贝尔主义的发展。不过，像它们看上去的一样，这些雄心勃勃的努力很少能持续到这些大臣门的任期结束。

　　相反，柯尔贝尔主义注定会超越柯尔贝尔而流行下去，尽管后来受到修正。由于机智、直率和对路易十四专制野心的绝对支持.在1665年成为政府财政大臣之后，柯尔贝尔(一个通常被人轻视的人物)肩负了后来23年间建立王族和国家的坚实财政基础的任务。法国的邻国也转向中央集权并且(荷兰除外)实施了不同的重商主义政策。尽管如此，柯尔贝尔主义仍被标为异类，这并不奇怪，因为法国在当时是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到I?世纪60年代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例如，在人口较少、实力较弱的英格兰，之所以要发展重商主义是因为迫于地主和联合起来的城市人发出的呼声，他们迫切想要王族满足他们的利益。另外，在法国，柯尔贝尔主义和它以前的措施被王族大臣们施加于国家的农业和商业，这样在保证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同时强化了国家在国外和国内的权力。

　　柯尔贝尔主义要坚定地实现这些相互关联的目标。柯尔贝尔不知疲倦地努力，他首先要扩大和加深王族对税收的控制，在路易十四之前的体制下税收因为应税农户的无效率和阻挠而几乎被完全放弃。最后，他取消了国内因地方或省当局相互独立而被强化的关税网络。在职期间，柯尔贝尔试图建立五大农场-一实质上是涵盖法国中部大部分地区的自由贸易区，相当于英格兰国土的面积。没有减税也没有强迫贵族和教堂支付费用(尽管他希望这么做)，他将繁重的负担平均分配，同时给法国的重要商品制定最高限价。而且，面对强烈的反对，他设法暂时限制了皇室毁灭性的借贷。

　　对于对外贸易，柯尔贝尔主义是活跃的保护主义者。按照仍然留存于法国的金银通货主义概念，金和银仍被认为是衡量一国财富的尺度.柯尔贝尔主义对除了一些原材料之外的其他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实施这样的关税壁垒之后，柯尔贝尔主义又着手弱化国内商业的地方法规，代之以整个国家的商业法典，进而发挥商业管理的功能，从而让法国的商人和工匠得到特殊的好处。

　　柯尔贝尔主义也被再度兴起的对公路和河流通行费的攻击痛斥为阻止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发展，同时加大内部改进的工作量。运河的开掘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像17世纪70年代晚期一样，许多法国重要的河道被清理或连接:塞纳河(Seine)、卢瓦尔河(Loire)、加龙河(Garonne)、洛特河(Lot)和罗纳河(Rhone) 。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是比斯开湾和地中海的连接，由工程师米迪(Pierre--Paul de Ricquet's Canal du Midi)负责。

　　而且，尽管以前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都失败了，柯尔贝尔继续支持和补贴法国海外贸易垄断者与外国人在加拿大、西印度和撒哈拉非洲的殖民地竞争，还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东、非洲和北美洲展开竞争。为了保护其在海外的贸易垄断者和殖民地，柯尔贝尔以其海军大臣的另一头衔寻求扩充海军和商船队，同时加强它们的后勤支援，从而加强了现代法国的海上实力。

　　由于急切地希望提高被国内外战争严重损害的手工工业的质量，柯尔贝尔和其同僚们试图重新鼓励行会管制，同时强迫自由劳动力重新集中在行会规则之下。补贴、拨款和特权被用于扩大产量，而且大量生产者得到了特别关照，例如玻璃制造业、毛纺业、丝绸业、织锦业、高级制衣业、矿业和造船业等领域的生产者。大部分企业开始时只是商店；不过有些规模较大，例如在阿布维尔成立的高级荷兰制衣厂有1500名工人。所有这些企业的生产情况由柯尔贝尔的巡查员严密监管，柯尔贝尔基本上能掌握所有细节。

　　柯尔贝尔主义在理念和实践上都达到了法国17世纪管理能力允许的全面程度。例如，公共建筑-凡尔赛-在柯尔贝尔的领导下繁荣起来。他主要将精力投人到以下方面:标准化整个国家的祛码、度量和时间；实施单一货币；鼓励理论和应用科学。结果是令人佩服的，尽管最终只是暂时的成功；柯尔贝尔的政策被其继任者继续采用。柯尔贝尔主义建立在许多有助于其实现的推动因素之上:王室的奢侈生活；邻国反对法国保护主义而进行报复导致的国外战争；以及法国的传统主义和差异性。

　　从17世纪开始，许多国家已经寻求带有柯尔贝尔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无论名义上是君主制、共和制、联邦制、民主制还是独裁制，都将自身的存在归功于政权的集中和对经济活动的大范围控制。正如柯尔贝尔主义一样，集权主义政府探寻打造国民经济，之后按照国家利益将之合理化，一致地发展了计划经济。例如五年计划，规划了详细的国民经济目标，同时强调哪些经济部门得到最多的资源，这长期以来都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特征。

　　在19世纪和20世纪，柯尔贝尔主义政策出现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经济中。对贸易的禁止以及更为重要的长期对外国商品实施高保护关税，这些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特征。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当局实施了对大不列颠和法国的贸易禁运。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对日本实施禁运，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立法案下对所有交战方实行禁运。而且，从1950年到1990年.选择性的禁运已经用来阻止美国高科技设备的出口，主要是针对面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

　　美国对有潜在竞争力的国外商品实施关税壁垒具有更大的长期重要性。与柯尔贝尔主义对于法国从荷兰、英格兰和西班牙进口的商品所施加的限制一样，美国的关税壁垒尤其在1863年到1933年之间是排外的。他们还设计政策来保护特定区域的经济利益，以及那些被认为没有能力与成熟的国外对手竞争的“新兴产业”。尽管尼克松、里根、布什总统的政府按照自由国际贸易原理对这些关税进行了改革和修订，但保护性关税和其替代品仍然存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生产的汽车都不允许完全竞争性地出口到美国。大量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内地生产的丝绸继续被赋予限制性的进口配额。而且，在还没有实施进口限制的领域，它们可以被用来威胁贸易谈判中的其他各方。

　　在过去3个世纪强加的禁运和保护性关税已经成为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主动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欧洲自由贸易组织（1959）、中美洲经济合作共促会（1960）以及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1960）来反对仍然存在的贸易壁垒，包括其中隐藏的政治策略，柯尔贝尔主义最初的实施者对这些策略应该非常熟悉。

　　相似的，柯尔贝尔主义原理在19世纪和20世纪重新出现在任何政府保护或鼓励各种商业、工业或农业企业的地方。甚至柯尔贝尔主义的重金主义信条仍然存在。在1933年，美国开始囤积黄金，像苏联、南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这样，每个国家都寻求压制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并通过贵金属的存量来衡量自己的实力。柯尔贝尔主义也无意识地预期到了在20世纪生产性劳动力、工作伦理和完全就业的重要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柯尔贝尔主义是对诸如传统主义、地方主义、勉强维生的农业之类的西欧封建制度没落的积极反应，是对手工业者和制造者施加限制性措施的结果。.这种性质的不完全发展使得君主可以通过中央集权在不同水平上保证他们自己和领地的存续。然而，由于缺乏更有生产力的经济，无论是路易十四还是和他同时代的君主的雄心都没有实现。柯尔贝尔主义通过非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筹集财力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改善这些问题的最有分歧和最系统的方式，而这一切和柯尔贝尔本人几乎超人的精力与智慧是分不开的。

　　学者对柯尔贝尔主义的评价差异很大。他们对于柯尔贝尔主义的效果、合意程度和结果意见不一。随着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的出版-对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经典论述，柯尔贝尔主义和重商主义被击倒了。受到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政治潮流开始转向反对君主专制，转向更加自由、个性化和民主的社会。这些政治价值被转化为经济价值:以国家自身利益为幌子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政府指导和管制被认为是危险和有破坏作用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希望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而不是监督市场上的决策。

　　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行为和预期的修正。在西欧国家一体化和美国统一(美国内战的结果)中所体现出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孕育着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敌视。另外，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到20世纪早期共产主义哲学的复兴，为政府直接干预国家经济生活提供了证据。其他因素也证明重新塑造政府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资本家对于割喉式竞争的无利润结果的正视，加上寻求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改革运动，在西方经济中快速地重塑了政府的地位。20世纪的世界战争同样增加了政府控制经济的力量，这种增加是极其巨大的。这样，由于许多政治和社会压力，国家变得更加愿意干预经济，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高度发达的国家已经变成了混合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柯尔贝尔主义的“盛大设计”这个显著特征再度出现:政府计划；保护主义；特权向受扶持企业或经济部门扩张；支持规制和调查政策，给“私人企业”补贴、拨款和贷款；强化工作伦理；管理国家的金融和财政计划—所有这些都与福利国家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它们的意识形态还是方法。

　　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潮流开始转向反对柯尔贝尔主义和新重商主义。虽然柯尔贝尔希望巩固法国经济，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目标是巩固巨大的国际商贸组织，让它们的运行与世界经济的现实更加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