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改革具体而言，一方面将发展方向锁定为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要求改革现在的一些抑制供给的体制或政策，比如缩紧的货币政策和繁琐的审批制度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将处在一个突出位置上，将为中国经济未来的行稳致远、健康活力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首先要清楚其内涵和核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富有成效。

　　刘世锦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

　　在徐林眼中，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的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早在2013年就提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应从供给侧入手。贾康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建议》有别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长本源创新，强调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发生在投入侧而非产出侧的改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供给侧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

　　好的改革思路若要变革现实，离不开政策的落地。正如刘世锦所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的部署已经有了，关键就是把文件变成实践，要具体落到实处。中国未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从何处入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刘世锦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在减产能方面切实加大力度，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拖下去，不仅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财政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或者凸显。解决这种局面的关键，就是在减产能方面有实际性的操作。此外，刘世锦建议，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加快培育有利创新的环境；进一步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等。

　　贾康认为，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贾康建议，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切实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早在2012年就提出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周天勇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强调五个“关键”：一是要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特别是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二要通过改革一系列低效率、阻碍社会活力与发展的体制，来推动经济增长；第三就是增加人口供给。如果光有技术供给没有人口供给来平衡，可能导致过剩更严重；第四要通过减税减费，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此外，还要解决高利贷问题。现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高利贷化，民营企业的借贷成本很高，解决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周天勇强调，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增加人口的供给。人口供给的经济学含义，首先是增加消费需求，使整个需求环境得到改善。此外，从长远看，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不仅能推动经济发展，还可以增加缴纳社会养老金的基数，对于弥补养老金缺口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20年后可能迎来新一波增长。

　　来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落马官员人数有增无减，预计未来也将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其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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