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假设

　　“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与“经济人”相比，它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还追求人与他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人，一种完人；狭义的“生态人”是特指单纯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所指的“生态人”主要是对“人与自然平衡的向往”，对生态文明充满憧憬的人们。毕竟生态危机是当代社会所有危机当中最为根本性的。同时也应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完善，因为“对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人”定义为具备生态意识，并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能够做到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生态人”既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政府、企业和个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制约着人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类型、范式。一部人类史，既是人类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历史，也是人类在空间上不断拓展的历史，还是人的存在的内涵、范式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是什么，“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怎样生产”，既表现为“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还表现为劳动者以何种精神气质、人格形态进行生产。由此呈现出不同的生产状况和结果，表征着不同的文明，人的存在的不同类型。自人类走出渔猎时代，主要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当下正向生态文明转移：在人的存在形态上，侧重表现为“道德人”、“经济人”，当下正向“生态人”过渡。

　　“道德人”，是指崇尚道德，轻视利益，安贫乐道的人。在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里，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个人从属于共同体。原始社会是“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每一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一个肢体，他才能存在。道德则是维护共同体的主要纽带。进入阶级社会后，以自然血缘和宗法等级为纽带的人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统治与服从关系．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和对外征服，将道德观念理论化，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灌输，成为人们人生的重要追求。这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依赖于自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张“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统统钉到十字架上”(基督教语)。在中国，则主张“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也”(孟子语)。一直到宋明，“存天理，灭人欲”。崇尚道德，重视道德在立身做人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身体力行实践道德，有其积极的意义；但重义轻利，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且愈到后来愈益禁锢人的思想，束缚人的手脚，使个人陷于懒惰麻木、社会陷于停滞不前之中。

　　“经济人”，是指崇尚经济，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人”是随着商品经济产生，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17—18世纪的西欧，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逐渐成为经济内聚力的核心，生产和分配基本上是通过广泛的买卖交换方式来解决，而不再与流行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习俗融为一体。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接受雇佣，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决定产品的类型和数量。“优胜劣汰”调节着社会经济，同时调整和安排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芸芸众生命运的不再是出身和门第，而是拥有的财富和金钱，社会最大限度地围绕着谋取利益来运转。可是，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谋利的蔑视和恐惧。认为“利为万恶之源”，若人人竞相求利，势必导致社会的分裂和瓦解，世界末13为期不远了。为了摆脱这种思想桎梏，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得不对之批驳，为“经济人”之崛起而论证、讴歌、呼喊。霍布斯(1588—1679)的《利维坦》号称“人性自私论宣言”；洛克(1632—1704)进一步揭示，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孟德维尔(167O一1733)则进一步论证，追求个人利益是创造人生辉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源泉动力；亚当·斯密成功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1759年撰写了《道德情操论》，以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力图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道德人”加以改造、阐释．以赋予自由主义新鲜内容。实践证明这样难以说明新时期的人格特征。17年后，斯密撰写了《国富论》，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论证并揭示了把个人利己主义利益追求作为行为动机的“经济人”，及其时代精神气质、行为表现、道德意义、生长机制等等。由此获得广泛传播，成为人的塑造的重要依据，为资本主义发展催生着13益壮大的主体队伍。当代著名学者斯蒂格勒评价说：“斯密在他该成功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他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个创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与牛顿的创造媲美”。_ 当然，斯密也看到了“自利”的“经济人”的局限性，正如他在《国富论》中所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种自利的欲望给经济带来活力，同时会产生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导致利己主义泛滥。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始终蕴藏着毁灭人的种子。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进，“经济人”的局限性13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在采取各种手段来争夺财富的狂热举动中，忘却了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结果，走进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自身的目的；跨进物质的天堂，却陷入精神的深渊。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挑战，也是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挑战。事实表明，“经济人”在许多方面与时代已经愈益不相适应了。

　　“生态人”，是指善于处理与自然、人及其自身关系，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状态的人。生态，即“生命的存在状态”。世界，包括自然、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存在着客观的运行逻辑和规则。“生态人”正是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中对这种运行逻辑和规则的逐渐体悟、澄明，并用于规范和改造自身，努力达到外部自然生态、内部自然生态—— 精神生态、人格生态的平衡，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状态。这种运行逻辑和规则的特点是：

　　第一，整体性、有机性。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而是由无机自然圈、自然生物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圈等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其中每一部分、各部分的每一因子都处于广泛而内在的普遍联系之中，都对其他部分、其他因子发生影响，并在这种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中，最后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确证其存在的合理性。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机性原则，要求其系统内部各部分、各因子之间的平等性。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霸权主义所以不合时宜，就在于违背了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机性原则。

　　第二，竞争性、共生性。作为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内部各部分、各因子之间，既相互差异、对立、竞争，又互依、互补、共生。肯定与否定，生态系统的整体合理性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中实现的。现代人不能没有竞争意识，但在竞争中不能仅考虑自身，这无疑是一种乡巴佬式的小心眼儿的思维方式。为了自己，必须考虑对方，甚至还要考虑到受其影响的第三方。这在现代生态学上被称为“三人竞争模式”，常常出现在受益与受损者的利益补偿之争中，出现在综合效益与单纯经济效益之争中，出现在权利、责任、义务的公平与正义之争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就应象博大的大地一样，能容纳万事万物。在世界联为一体，开放——冲突并存的当代世界，合理性通常存在于不同主体、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吸纳、融合中，随意以一种制度、文化否定、排斥另一种制度、文化，不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第三，开放性、变动性。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相互联系、对立竞争、互补共生的世界，亦是一个急剧变化、快速发展的世界。一些学者认为“今后lO年所能带来的技术变革要超过整个2O世纪的总和。” 由此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在这样的世界中要求得生存和发展，不落伍，不颓废，必须开放思维，开阔视野，面向世界，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在实践中能动地改造世界，创造和谐的外部自然生态；同时改造自身，形成良好的内部自然生态，即精神生态。这是生态人的特点，也是其基本的存在状态。生态人可以是个人，其行为模式亦适用于群体行为及其交往中。

　　唯物史观揭示，利益决定道德。“道德人”、“经济人”、“生态人”，作为人类不同文明的主体承负者，归根到底反映了各自时代的利益要求，因而成为该时代积极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没有他们各自的努力，历史上任何一种新文明、新时代的出现都是不可思议的。诚然，人类文明发展是进化与分化的统一，任何一种新文明都不是完全否定和消灭旧文明，而是对之加以改造，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要素、因子。特别是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今天，在我们实现和提升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文明仍会在很大时空中发展，需要大力发挥“经济人”乃至“道德人”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要弃其弊端，积极培养造就新型的“生态人”。今天，我们要摆脱人类生存困境，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协调和谐的生态文明社会，作为人们的根本利益所在，无疑是高尚的有道德的事业。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的“生态人”将成为人们人格塑造的楷模。17—18世纪，正是“经济人”的不懈努力，使英国成为近代史上最先发达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成了后进国家追求近代化的楷模。

　　“生态人”并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在“生态人'，的观念中，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某一特定阶段上用来应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因此“生态人”除了具备关爱自然、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外，还应具有以下价值观念：

　　(1)具有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与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掠夺观不同，“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人一自然一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中，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一样，只是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网络上的一个网络点，人类生命的维持与发展要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2)树立生态安全观。“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而“生态人”将生态安全放于首位。生态安全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几十亿年漫长的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气候、温度、湿度、光照通量等生态参数处于稳态时的状况。“生态人”能够意识到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因而在决策时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如果其行为危及到生态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弃。

　　(3)拥有生态善恶观。生态善恶观是“生态人”的核心，生态善恶也即生态道德，它扩展了传统道德的界限，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人们以道德理念去维系生态平衡，树立人们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因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当有了这种善恶观时，“生态人”就会把保持生态平衡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责任，当其行为有利于生态平衡时就感到高兴，而对破坏生态、伤害生物的行为则感到悲哀。

　　(4)主张环境公平、正义观。环境公平是针对环境伦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样是“生态人”坚持的一个准则。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环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阶级、群体对环境会有不同的诉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权利、履行环保的义务也应有所差别。环境正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环境资源所有权与享有权分配方面的公正，应承担环境责任方面的公正，最终达到环境权利、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的统一。

　　(5)推崇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相协调的发展观。“经济人”以高耗费、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和谐，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生态人”则不然，“生态人”是以全面的、整体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统一，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

　　以上只是对“生态人”价值观的一个简要陈述，并不能表明其全部内容，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出于不同的立场和主体利益的差异，对“生态人”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理解也会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视生态观念和生态保护是共同的。

　　“生态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但它并没有违背人的本性和客观现实，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或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个社会范畴、历史范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生态人”就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形下逐渐萌芽的，“生态人”取代“经济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本能或需求，一种是沿着生物谱系方向逐渐变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种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增强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人类社会的、心理的、感官的、环境的、生态的等非物质需求则越来越强烈，旅游、休闲、景观享受、闲暇生活、绿色消费已逐渐为人们推崇。伴随着消费需要的变化，生产者也把降低环境成本、标榜绿色生产作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可见在人的本性中蕴涵着生态因素、生态因子，这些就为“生态人”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三，当代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大拓展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各种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频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种主体间的差异不再明显，这些都为“生态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可能。同时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以及本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生态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生态人”假设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经济发展遭遇“环境瓶颈”的时刻，对于我们走出发展的困境具有极好的启示。

　　第一，“生态人”价值观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所引起的。而“生态人”坚持一种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荣衰与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谋取个人利益。力求实现自然、社会、生态的互动平衡、协调发展，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生态人”的观念也有利于平息环境伦理学内各个流派的争论，像“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论”在“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问题上展开的论辩。而“生态人”并不在某些问题上过多地纠缠，它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倡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观念与普遍的价值观，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和传播。

　　第二，“生态人”的观念深化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是人的发展中的一个更高层次。

　　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三阶段”时并没有具体展开，只是抽象地将其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E33 。“生态人”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是对人性的更为具体的描述，而它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重视人的需要的满足”，也为引导人们如何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

　　第三，“生态人”理论的确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表现。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到产业结构、经济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摈弃铺张浪费的现象，坚持实用节约的原则，要求社会的经济生活以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共赢。而这一切恰好是“生态人”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生态人”应有之义。因此，“生态人”的理论建构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有裨益的。第四，“生态人”的观念有利于推动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沿袭多年的单纯用GDP的数据来考核干部政绩方式；按行政区划管理生态，破坏了生态本身的统一性，造成自己利益优先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为了“生态人”主体，它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生态管理制度；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依法保障公众在在环境事务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力求对极具整体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统一而有效的保护、管理，努力构建“生态型政府”。总之，“生态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还不完善。如何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过渡，还需要靠理论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种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