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
目录
|
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是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何筹集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初始资本。
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理论的早期开拓者之一纳克斯(Ragnar Nurkse),曾经给“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下过一个全面的定义。他说:“‘资本形成’的意义,是指社会不把它的全部现行生产活动,用之于满足当前消费的需要和愿望,而是以其一部分用之于生产资本品:工具和仪器、机器和交通设施、工厂和设备一各式各样可以用来大大增加生产效能的真实资本(Real Capital)。资本形成一词有时被用于包括‘物质资本’(Material Capital),也包括‘人力资本’(HLtman Capital),即在技能、教育及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投资形式。”他还补充指出:“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消费产品的扩张成为可能”。
从上述纳克斯的定义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资本形成”,从广义上讲,包括“物质资本”(现在西方学者多用“Physi—cal epital”一词代替“Matcrial Capital”一词)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但一般习惯上将二者分开论述,通常所说的“资本形成”只狭义地指“物质资本”,关于“人力资本”则另行标明。狭义的资本形成即物质资本形成,是指实物形态的机器、工具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工具与设施等长期耐用的生产资料,包括固定资产和生产所必需的存货。它表明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未来的生产潜力。物质资本形成是投资过程的结果,它来源于生产量超过当前消费量的“剩余”即储蓄。这种生产“剩余”或储蓄,通过投资和生产,便转化为耐用资本。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英国经济学家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1900—1978)]]在《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年)一书中,将凯恩斯的静态均衡分析动态化,建立了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埃弗塞·多马(Evsey David Domar)在《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1946年)和《扩张与就业》两文中,独立地提出了一个类型的增长模型。因此,人们将二者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简称H—D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g=s/v)的一个重要推论认为: 资本/产出比(v)不变,储蓄率(s)决定了经济增长率,而在该模型假定中,假定储蓄可全部转化为投资,所以储蓄率就是资本积累率。可以说,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积累成了经济增长的惟一决定因素。
哈罗德—多马模型本来是论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但它同样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资本稀缺,因此要加速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即加快资本形成。
哈罗德—多马模型由于其简单明了,曾经颇为流行,成为二战后很多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它只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视了劳动投入、技术进步乃至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受到了批评。
(二)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1953年,罗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探讨了贫困的根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其经济中存在若干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力量”在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贫困的恶性循环。他由此得出了著名的结论:“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
纳克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就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他的“贫困恶性循环”包括两个方面:
供给方面:人均收入低→生活消费比重高,储蓄低→资本形成不足→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
需求方面:人均收入低→低消费、低购买力→市场需求有限→投资引诱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
纳克斯认为,正是资本形成的供求两方面的约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不足是“贫困恶性循环”的主要障碍。因此,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储蓄率,大规模地增加储蓄和投资,加速资本形成。同时,他又认为,为了克服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所造成的投资引诱不足问题,即资本形成的需求“瓶颈”,应当采取“平衡增长”战略,即在众多的行业中同步地投资,形成相互的需求推动,以投资带动投资,“供给创造需求”。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缺点:
(1)认为储蓄和投资增加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观点过于乐观和简单(储蓄结构和消费习惯);
(2)即使有了足够的储蓄和资本形成,经济增长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限制;
(3)纳克斯将个人储蓄作为储蓄的唯一来源,忽略了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能力(实则不小,如中国)。
(三)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纳尔逊(Richard Nelson Jones)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形成,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跳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
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一样,忽视了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四)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
1943年,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罗森斯坦—罗丹在《经济学杂志》6~9月号上发表了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提出了资本形成的“大推进”(Big Push)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但在增加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分散的、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氛围,给工业化带来足够的动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工业化基本条件的不可分性(Indivisihility),表现在作为工业化作为工业化起步拉动力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的储蓄均不可细化分割,而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才能进行。二是缺乏工业发展所必要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表现在企业规模过小,缺乏规模效益,企业之间彼此提供的“外部经济”效应微小,投资的社会获利能力(Social Profitability)很低。因此,必须实行资本形成的“大推进”战略,即同时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创造需求,提供市场,克服“不可分性”,产生“外部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顺着这一思路,罗森斯坦—罗丹进一步提出了“平衡增长”战略主张。
(五)莱宾斯坦最小临界努力理论
1957年,莱宾斯坦(H.Leibenstein )提出了“最小临界努力”理论,扩展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产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降低收入的力量”大于“提高收入的力量”,使人均收入滑回陷阱。摆脱陷阱必须有一个初始阶段的大规模投资,形成一个最小临界努力,使“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降低收入的力量”,推动经济跳出陷阱。
资本形成最初来源于生产剩余即储蓄,再由储蓄转化为投资,最后才转变成机器设备、厂房、交通工具、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根据国民收入会计,储蓄(S)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如一年)内国民收入(Y)中扣除消费(c)后的剩余,是放弃现期消费的结果。即:S = Y − C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一国的总储蓄包括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两大部分。根据储蓄的不同经济主体,国内储蓄包括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国外储蓄则包括外国官方储蓄和国外私人储蓄。
资本形成的方式亦即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或渠道。纵观先进国家工业化的经验,资本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六种:
(1)运用行政或经济手段动员农业剩余;
(2)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政府融资;
(4)企业本身的资本积累;
(5)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融资;
(6)通过外贸和利用外资加速资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