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心理学(Community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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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是指关注个人与其社区、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透过合作性的研究与行动,进一步探讨在生态、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不同脉络中的人类行为,并长期致力于预防、赋权、社会改变等工作,以有效提升个人安适、幸福感(well-being)、社区与社会的生活品质。1965年诞生的心理学分支。
社区心理学关注社区中的人,关注社区,也关注二者的交互作用。通过激起人和社区的正向力量和主动性,计划和促进二者的交互作用,来提高人、社区的生活质量,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状态。社区心理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心理卫生工作的迫切要求。在当时,心理治疗是解决人们心理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很少,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且心理治疗更多是对已出现心理问题的人进行治疗。也就是说,心理疾病的预防工作做得极少。再加上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与人的和谐发展。于是社区心理学应运而生。
社区心理学的主要目标是:
在我国,社区心理学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区的形成,人们受到社区这一环境的影响日益加深。在建立一个人与环境和谐相处上,社区心理学将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基本上,“预防”优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更优于“治疗复健”的,因此初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较后两者(次级或三级预防)来得重要。而初级预防也称为“全面性预防”(universal prevention)或“心理卫生初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 in mental health),其主要目标在维持个人心理健康的状态,或减低问题或疾病的发生率,如在特定期间在某一地区或人口群体产生某类问题或疾病的新增个案人数。初级预防方案的对象是整个群体(如群体介入模式)而非少数或单一的个人,并可分为增加个人强度、减低个人限度、增加社会支持、减低社会压力、增加物理与环境资源、减低物理与环境的压迫等六大面向。
幸福是一种身心健康的状况,其不只是没有精神疾病,而且还能够拥有良好的正向特质、因应能力、工作满意、生活品质等。而家庭往往是个人康健的基石,社区心理学家可以规划提升社会情绪能力、社会支持网络、互助团体、职场心理健康相关预防方案,或是致力于社会服务及政府政策的兴革、倡导等。如此,借由群体的心理健康促进,逐步达到幸福社会的终极目标。
“社区心理意识”(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亦称“社群意识”,或接近“社区精神”(community spirit)的概念,其定义是某一群体居民所共同产生的社会凝聚与情绪连结之感觉,如归属感、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相互支持等。目前,社区心理学家已进行邻里、学校、教室、互助团体、宗教组织、职场、网络社群等相关社区意识的研究主题。在实务方面,2005年美国卡崔娜飓风灾害有应用此一概念在社区复原的过程之中。另外,有一些美国的社区心理学家则探讨如何测量社区心理意识,以及如何藉以降低犯罪被害恐惧的相关议题。
1979年,Bronfenbrenner提出“人类生态论”,其强调社会脉络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此生态观点影响到发展心理学与社区心理学两个领域。因此,社区心理学逐渐发展生态层次分析的理论模式,包括“个人”(individuals)、“微系统”(microsystems)(家庭、朋友网络、班级教室、宿舍、工作群组、自助团体、音乐或合唱团体、运动队伍、军事部队等)、“组织”(organizations)(助人服务与健康照护环境、处遇方案、学校、职场、邻里协会、合作建屋单位、宗教团体、在地商业或劳工团体、社区联盟等)、“地域”(localities)(邻里、城镇、乡村地区、都市等)与“巨系统”(macrosystems)(文化、社会、政府、政党、社团法人、国际机构、大众媒体、网络、社会运动、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力量、信仰系统、全球化等)。
赋权乃是个人、组织与社区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使获得掌控自己本身相关事务的力量,以提升个人生活、组织功能与社区生活品质。因此,赋权是社区心理学的重要精神与概念之一。赋权透过由下而上、公民参与、协同合作、非正式协助系统等方式,进而使其相信本身是有能力的,事情是可控制或有改变的可能性,专业者在这过程所扮演的角色是合作者与促发者。赋权理论的重要开拓者是美国著名的社区心理学家Julian Rappaport与Marc A. Zimmerman。
人类多元价值是建立在能够彼此皆能尊重不同的性别、种族、文化传统、语言、宗教、国籍、性取向、智能、社经地位、收入、年龄等。为了顺利或有效进行社区介入的工作,社区心理学家或社区咨商员必须接受多元文化相关训练(如RESPECTFUL模式),累积不同于自身社经文化背景的实务经验,培养高度的文化敏感度,以及避免不必要的歧视、偏见或社会分化(social fragmentation)。因此,在以服务群体最佳利益的考量之下,“间接”服务是较可行的协助方式,例如倡导、咨询或相关机构人员教育训练等。
跨领域的协同合作(collaboration)是社区心理学领域非常重视的专业价值与实务理念。社区心理学家强调找出个人及社区的优势,以促进其正向改变,并且尊重服务群体现有的生活经验、智慧、社会网络、组织、文化传统与其他相关资源,因为这些利基往往是其解决或克服问题的最佳良方。因此,社区心理学家透过“公民参与”或“社区联盟”(不同性质的在地机构或宗教团体)的方式,形成一种合作的关系,彼此贡献心力,进而最终让服务群体能靠自己的力量走过难关。此跨领域协同合作、社区联盟等概念的探讨,以加拿大社区心理学家Tom Wolff为代表。
所谓“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乃是在社会中,权力、义务、机会、资源等能够做到公正合理地让所有民众均衡享有。因此,社会正义有“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与“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两个重要概念。由于美国社区心理学的兴起是受其1960年代各项社会与政治改革浪潮的影响,以致社区心理学家最强调的专业价值就是社会正义。针对社会改变的部份,可以透过大众媒体的倡导或社会行销方式,进而影响社会政策或改变公众态度。
特色:加拿大社区心理学模式最早是立基在心理卫生领域,但也强调社会介入、社会正义、参与(paticipatory)、行动、质性研究等取向。
特色:澳洲社区心理学也是起源于心理卫生领域,其特别聚焦在女性主义、和平与原住民等议题。
特色:英国社区心理学模式立基在临床心理学、心理卫生、教育心理学与应用社会心理学(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领域,批判心理学也扮演重要影响的角色。因此,汇集而成一个“社区社会心理学”(community social psychology)的新概念。
特色:欧洲的社区心理学与美国模式明显不同。首先,较少聚焦在个人向度,而较强调在群体层面,而且无论个人或群体均被认为会受到全球化及自由贸易的影响。其次,西欧与北欧国家较美国有强而有力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在收入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的部份。第三,欧洲社区心理学的理论是整合了传统、后现代与批判的概念,此超越美国社区心理学较为务实的倾向。
特色:由于拉丁美洲是许多不同文化、种族、语言的国家所组成,相对其社区心理学也较为多元,但仍受美国模式影响。在本质上,拉丁美洲的社区心理学立基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批判理论、成人教育模式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因此,拉丁美洲社区心理学强调弱势族群的社会改变及社区介入,也就是社会行动家、解放心理学(psychology of liberation)、政治心理学及社区发展取向。另外,其关注的议题亦含盖都市或乡村的社区组织、健康、住宅、环境与教育需求等方面。因此,形成一个“社会─社区心理学”的独特概念。
特色:美国社区心理学刚兴起不久,就被引进了日本,故深受美国社区心理学模式及其早期发展阶段所影响,例如“社区心理卫生”,但大部份的研究仍局限在个人层面或学校场域。近年来,虽然已逐渐扩展至社会结构及系统的探讨,并且是跨领域的取向,日本社区心理学的本土模式还尚未形成。
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者越来越关注社区心理学,并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研究。例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犯罪防治研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生活品质、社会支持、社区集体效能、社区处遇、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相关研究,其他群体的研究。2009年亦曾有学者与美国社区心理学家合作在天津市透过城区街道办事处,进行“犯罪被害恐惧”(fear of crime)的调查研究。
在实务方面,社区服务人员及民众对社区心理学的认识相当模糊,而误认所谓“社区”只是居民委员会的翻版,或有人偶尔在社区建设的讨论中提及心理方面的问题,但皆与社区心理学概念相去甚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特色:中国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动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国策,社区心理学这门学科可做为相关理论支援,或为新型社区设置提供行动研究范例,以及化解社区矛盾、建构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居民心理素质与幸福感等。尤其,社区心理学强调对西方文化和传统心理学个人主义倾向的反动,故其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香港中文大学曾开设“社区心理学”大学部课程。
2008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在“第六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中举办“Community Psychology in Hong Kong”专题研讨会,介绍社区心理学在香港的发展。
特色:目前香港尚未进展到相关社区心理学的方案或专业团体等组织化阶段,仅是少数接受过社区取向训练的心理学家在做零星主题的探讨,如社群意识、社区心理卫生服务、自助或互助团体、预防或早期介入、社区组织与咨询、倡导与社会行动、政策发展(教育、卫生、社福等政府部门的改革)等。另外,因缺乏专业基础与经费资源,故相关弱势服务(贫穷、慢性疾病、社会边缘等群体)的成效也受到限制。
在国际性会议方面,2006年首度在波多黎各召开,第二届(2008年)在葡萄牙里斯本,2010年(第三届)则在墨西哥Puebla古城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