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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国居民的经济水平大体分为4个层次:一是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的贫困型;二是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5000元之间的温饱型;三是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8000元间的温饱型向小康过渡型;四是人均年收入高于8000元的小康型。温饱型消费层次的消费开支主要用于购买生存资料,消费追求物美、价廉、实惠。
在解决温饱型时期,也就是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绝大多数人从事捕鱼、林业、采矿和农业等体力劳动。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凭借身体的力量进行生产。在人民群众的意识中,所处的社会仅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劳动强度是由季节、天气、气候、雨量等自然的偶然性因素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物资的相对匮乏,人们的生产活动依赖于大自然环境,受自然环境的约束较大;加上生产力的低下,经济的动态由变化无常的物质环境、自然环境来决定,原材料价格也跟着波动。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20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物资相对匮乏,百废俱兴、生产力低下,不仅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基础也相当落后,关系民生的生活用品的供需矛盾相当突出。民以食为天,解决温饱问题成了新中国最先面对的难题。为此,国家对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政策。于1955年,发行了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这意味着中国幵始进入票证时代。国家计划供应,人民则是计划消费。
“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这就是中国当代票证时代的开端”2008年7月9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计划经济物资不足,需要用票证来控制需求。”由于物资的短缺造成的供需严重不平衡,统购统销的政策对粮食、布料和食用等生活必需品进行了计划配置,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必须要凭票购买,“票证范围之光、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要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这成了当时票证时代的真实写照。根据上海市商业二局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数据统计显示:仅以1962年为例,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布票、盐票、肥阜票、火柴票等等。北京的票证在1962年也达到了100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有2441个,品种约有30万。商品越是短缺,票证发行量越大。票证大量发行的本身,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1.票证的使用弱化了消费的相对膨胀与物资匮乏的矛盾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人们都使用“票证”过着准配给制生活。票证的使用,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的体现,也是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的体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商品都得凭票供应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商品的交换被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所代替,经济的调节基本上都是指令性的,商品市场没有价值规律,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供需矛盾的突出,特别是在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只要有诱发的条件,商品流通的渠道就会阻塞,就会立刻形成抢购风潮。尽管票证时代不能保证商品的及时供应,但这种以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票证的使用,保证了居民的基本生活,缓解并弱化了消费的相对膨胀与物资匮乏的矛盾。
2.票证意味着某种优越资格的享有
凭票购物意味着持票者属于被管理的范围,属于城市居民,但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选择,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制于整个社会能够提供的产品种类,数量的刚性制约使人们产生了紧张的心理,给市场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票证,是和城市户口相关联的,也就是说,票证是城市居民享有的一种特权,农民是不能拥有票证以及享有相关待遇。这样一来,计划经济的初衷是要消除城乡差别,但实际上,票证的使用恰恰凸显了城乡差别,使得城市居民和农民的身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