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China Model)

　　中国模式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经济建设这一新的国家目标而推进的各种战略性构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1.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近十年来，由西方学者概括的反映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仅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大概有二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主张不用论，即不要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一直都是像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固定模式。第二种主张慎用论，即虽然中国模式取得一定的成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仍主张慎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考虑更多的是因为这一模式直到现在尚未成熟。第三种主张必用论，即积极主张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认为中国模式既是对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总结，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模式虽然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模式总结的现实基础。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凭借国家有效干预，不仅优化配置了资源，而且创造了中国奇迹。就当前而言，我们应该本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理性看待中国模式相关问题，毕竟它产生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必然因其中国特色而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

　　2.中国模式的由来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百年的变革与探索都没有摆脱对外依赖的命运，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模式探索。但是1956年之前基本上效仿的是苏联发展模式，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不断暴露，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提出了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方针，从而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探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当然，中国模式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总有其缘由，其中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当前国家经济情况而言，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建国初期的1 000多倍，从1952-201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了80多倍，经济总量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迅速上升(占比近7％)，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早在5年前就已超过美国，并在2010年上半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令世界惊叹，由此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学者进一步关注和深人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对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后期，那时的国外学者就对新中国的发展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直到2004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清华大学教授雷默《中国已发展自己的经济共识》一文，该文提到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独立自主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之后被冠之为北京共识。这一标志性的事件进一步吸引了中外学者关注和热议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学者们都力图通过研究，总结和提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经验和规律，以资世界借鉴参考和中国承前启后。

　　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学术界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有些学者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相等同，有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区别，还有的学者避开二者，从经验与模式之别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中国模式”。

　　经济学家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三个定理。第一是创新，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但发展的顺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式都通过创新来实现，而且发展中的矛盾和摩擦也通过创新来减小。第二是努力，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使用多种工具调控变革中的各种关系，追求协调的经济发展。第三是自主发展，在融人世界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和主动性，追求和平崛起。这种分析是大视角的，并且着眼于政治和国际秩序层面。

　　实际上，“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说，“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兀．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和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诸种不同模式的成败得失，结合中国国情，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卓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使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仅受到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也引起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注意。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一般性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从所有制结构来说，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模式，在分配关系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即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收入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形式及分配方式力求效率和公平相统一，既合理拉开收入档次，又要避免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性。

　　第二，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国模式”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向和前提下，保持政治稳定、发扬政治民主，积极稳妥地、渐进式地推进中国政治发展。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

　　第三，文化建设上：“中国模式”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使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

　　中华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精神力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已经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进的一面旗帜，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中国模式”上表现为勇于创新、大胆实验、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求真务实精神在“中国模式”上的体现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也不能不顾中国国情而照搬照抄他国的发展模式。

　　第四，和平发展是“中国模式”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决定的，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条道路不是通过军事扩张发展自己，而是坚持走和平路线，通过和平方式发展自己；不是通过掠夺别国或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发展自己，而是坚持独立自主，利用世界和平的环境来实现自身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决不以损害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代价，而是为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创造发展的机遇，从而实现双赢或共赢。

　　“中国模式”一词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综合性描述。作为一个外显的概念，“中国”二字凸显了它与美国、苏联等国家发展模式的不同。但要解答在哪些方面不同，仍需要进入概念的内部，从多个维度概括出这些不同的方面，即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3O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中国模式中最显著的外部标识。中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跨越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可想象的。通过长期摸索，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外学者均承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成为激发中国经济活力的第一推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唯一因素。

　　其实政府的介入调控(包括宏观政策调控和对公有制经济实体的直接调控)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构成了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区别。“在中国改革的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随着改革的深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的介入调控仍是必要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所有个体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追逐，能够达致国家的整体幸福。然而“囚徒困境”理论告诉我们，个体理性与团体理性的方向并不一致。换言之，所有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即便外围的制度框架是倡导个体合作的。对市场和个体理性的过度信任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政府从国家理性的高度把握中国经济形势，一方面有助于实现现代化这样的长远目标，同时避免经济建设中的短期行为。

　　(二)相对集中的权力配置

　　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从权力的配置角度看，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现实运作上，党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广泛而集中的领导权和决策权。这构成了研究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需要指明的是，“集权多还是分权多的问题，根据每一个国家具体条件应该有所选择，但是过度集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苏联模式的一大弊病就在于过度集权，国家以计划指令的方式统摄了经济生产分配的每个方面，忽视了民众在经济上的个人理性和正当意愿。而在中国模式下，国家将商品、资源的配置权移交市场，由市场调节商品的生产流通，在经济上有明显的“分权”倾向。如果采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分析，中国模式尽管有一定的“分权”特征，但国家对市场仍有宽泛的主导权，表现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处体现。力量能够集中的前提就在于权力的相对集中，只依靠市场难以集中足够的力量。如果国家仅仅充当“守夜人”，以最低的负荷运转，同时也意味着在促进民众的福祉上的最低产出。当国家具有了相对集中的权力，同时权力的运行又是规范和正当的，国家才能在更广的维度上增进民众福祉，办成大事。

　　(三)务实的发展路径

　　1978年后中国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分道扬镳。“猫论”、“摸论”的提出，从方法论的角度框定了国家的发展路径，厘清了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不以马恩列斯构建设计的社会主义路径为唯一参照，最适合中国的道路当从国家实践中探索出来。本文用“缺什么，补什么”概括30多年来的务实的政治举措。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经济凋敝、民生多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经济全球化浪潮来袭时，提出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近年来针对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产业结构滞后的特点，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对民生问题凸显、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所以，30多年来中国每一步的发展，都带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深深烙印。

　　前文提及中国模式的务实特征，但务实并不等价于完全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中国模式致力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与历史和国情固然不可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与社会属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根本意义，因为正是社会属性的因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形态。”

　　(一)中国模式诞生前后的制度演进

　　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通常被视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的产物，但是，改革开放是以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为基础的，从历史的连续性上看，中国模式的范畴应该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如果割断了以1978年为界前后两个3O年的联系，我们必难以理解1978年后发生的路径转向，也无法了解中国模式产生的时代背景。

　　苏联模式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在于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制上的高度集中集权，在对外关系中奉行大国主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迫于两极化的国际格局，同时囿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很快转变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前，在苏联模式的指引之下，中国在政治上开展阶级斗争，经济建设上实行计划经济，社会管理上推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1978年这个变革的拐点，尽管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发展模式多有考察和借鉴之意，但其根本目的是着眼于对本国苏联模式的转轨和突破。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的诞生，涅椠于实行了20余年的苏联模式。

　　首先，中国模式继承了苏联模式的部分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尽管经历“反右”、“文革”等诸多的政治动荡，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9%的年增长率，并且初步建立了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构成了中国模式出现的经济物质基础。从制度层面上看，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社会主义改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有制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基本制度，这些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制度基础。

　　其次，中国模式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苏联模式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解读为社会主义的标准范式。市场经济、非公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合作，这些都不见容于苏联模式，但却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体现了中国模式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二)中国模式与基本制度的关系展开

　　在中国模式与中国基本制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持否定论者“往往都会主动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在他们的视野中，中国模式的内涵只反映在经济领域 。与之相对应的观点则肯定了中国模式与基本制度的内在联系，认为中国模式建构在基本制度之上，本文持后一观点。

　　首先，中国模式满足了社会主义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生产关系应当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采取完全公有制下的生产关系，会超前于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若放弃公有制，经济体制全盘私有化，无疑又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使社会倒退入资本主义的无解弊病之中。因此，中国模式实行政府介入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同时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点，是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体现。

　　其次，中国模式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属性没有动摇。根据前文关于权力配置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不断维护和促进民众福祉。仅从近年发生的事件观察，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之际，及时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力度；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采取了诸如提高城镇最低工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国民经济分配结构的应对措施；发生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既把抢救灾民放在第一位，同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扶持灾区重建，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再次，中国模式自身的发展路径符合社会主义的开放特征。“东欧剧变”后，留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这些国家基本上遵循着“先破后立”的变革路径：首先破除苏联模式的历史故垒，然后立足本国国情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并不等同于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突破，相反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开放特征。中国模式突破了苏联模式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同时也谨守着不搞生产资料私有化、放弃党的领导地位这样的制度底线，一直保持着对“右倾”的防卫和戒备。同时，中国模式本身并不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发展的具体形势而不断调整(这一点也构成了某些学者否认中国模式存在的重要理由)，相比于苏联模式的僵化特点，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1.中国模式的挑战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其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中同模式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模式也面临来自多层面的挑战。就当前而言，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经济层面。一方面，经济增长要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在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更多的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仍存在一些隐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存有弊端，即中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却面临着社会低回报率的尴尬。第二，政治层面。就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必须直面若干关系问题，如执政党怎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处理好执政党与人民权利主体的关系，以及处理好执政党与围家的关系；多元文化发展过程中防止国家治理中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倾向的问题。回顾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需要汲取，展望未来，文化价值仍需重新构建；面临权利制衡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权利结构还没有充分分化的状态下，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在公共权利监督和制约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陷。第三，社会层面。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两极分化问题，社会就业、社会稳定等方面问题。早在2004年，美国学者就发文指出：中国“......城乡分裂危机在未来可能加剧，如果不采取有效改革措施，城市社会两极分化，城市冲突加剧，经济承诺落空，并将产生类似于拉美国家的许多社会灾难”。

　　2.中国模式的展望

　　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表明，中国模式是卓有成效的，它的确让我们国家步入了伟大复兴之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一发展模式。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待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之路，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这一模式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我们要理性展望中国模式远景，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中国模式目前及将来都不具备普适性，即中围模式虽然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由于这一模式深深打着中国特色的烙印，如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有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一要素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所以只能对世界其他国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况且中国模式同历史上存在过的发展模式以及当前西方模式一样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模式，存在着某些不足，需要未来实践的检验，也需要不断的完善。二是，西方的新自南主义模式必将与中国模式长期共存。虽然自20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模式数次遭受打击，如著名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给予西方世界以重创，但西方围家政府通过政府干预拯救了国家经济，缓解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果的。2008年以来的金融风暴再一次显示了西方国家政府不仅通过自身干预来拯救经济，而且也拯救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中国模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两方新自由主义模式并存。当然，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坚信，随着中闫特色事业的成功，“中国模式”必将越来越完善，其影响力也会逐步增大。2011年，在天津召开的达沃斯会议上，西方国家均承认了中国在2008金融风暴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也充分证明没有中国模式，全球经济未来的复苏都将变得扑朔迷离。尤其是在当下欧债危机问题仍没有解决，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加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世界更加寄希望于中国模式，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更要对中国模式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