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学派经济学

边际学派经济学（Marginalist Economics）

　　边际学派经济学是经济理论中的实证部分，它研究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学问，这类问题严格来说是没有对错之分的。至于应该如何研究（规范问题），则不在边际主义理论的范畴之内。边际主义分析框架的两个基本假设是选择具有目的性、一致性和资源总是稀缺的。主观需要或欲望、稀缺性或生产成本是边际主义理论解释价值的两个方面。

　　边际主义经济理论首先假设价值可以精确地分析。其方法研究是个体的选择，以及个体(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优化——给定约束，他们将采取最优的行动。他们不必知道问题中所要用到的具体的数学原理。但边际主义经济学预计，他们将按照经济理论的结论采取行动。

　　另外，价值不是所要研究物品的“固有”属性，它依赖一于所消费物品的数量以及其他可得物品的数量。

　　边际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是几个刻画经济选择的公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公理是假定个体都是自利的。行为自利的假设并不排斥利他的行为，比如说为慈善事业出钱出力。但为了将利他行为囊括在自利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家，或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必须假定利他行为也会为当事人带来某种收益。因此，尽管边际主义经济学将个体视为互相独立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加进一些依赖性。

　　边际主义第二个基础性假设，是经济结果由自利个体的行为产生。边际主义分析的本质，是以个体的选择刻画其行为，他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决策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边际主义关注的都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等“团体”或“阶级”，它所感兴趣的是制定决策的个体。边际主义分析框架认为，不管研究对象是一名工人还是一个资本家，制定决策的过程都符合一些基本的规则。具体地说，边际主义假设消费者会做出消费选择以最大化自己的满足或效用;企业的利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它会做出最大化利润的决策。

　　面临稀缺性时，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分析以偏好排序为特征的选择行为。稀缺性无处不在是边际主义分析的第二个核心假设。稀缺性之所以存在，不仅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还因为个体偏好的特点—愈多愈好。如果消费者的偏好可以自我限制(也就是说，多并不一定比少好)，那么资源的有限并不一定会导致稀缺性。因此，稀缺性的概念也蕴涵着“非饱和性”，即个体总希望越多越好。由稀缺性引出诸多限制，边际主义分析框架预示着，所有经济选择都是在面临这种限制的条件下做出的。

　　个体行为自利的假设和稀缺性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边际主义经济学研究。其核心的经济问题是配置;边际主义的基本研究内容，是投人要素如何在各生产者之间进行配置，产出如何在消费者之间进行配置。因为产品是稀缺的，所有的消费者看产品都是越多越好，这样问题就变为，生产什么产品，这些产品如何在个体之间进行分配。

　　在经济学家中，边际学派经济学曾风行一时。比如说，自利行为是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也是他对市场交易解释的基础。在《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斯密认以,个体受“物物交换、以物易物倾向”的驱动，这反过来又会促进专业化，增加国家财富。在他的分析中，个人自利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受益(效率)是最重要的部分。此外，至少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宣称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之后，稀缺性就被认为是对经济要素的约束。起初，它主要是用于分析受益递减规律。这是一个最先从农业中得出的规律，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变投入(如劳动力)被添加到固定投人(如土地)上，可变投入对总产出的贡献最终将开始下降。

　　价值理论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主观价值，另一方面是生产成本。但直到19世纪晚期以前，个体选择都没有进入经济分析的核心；济学家主要以具有不同特征的团体为单位来分析经济现象。同时，这些团体(劳动者、创业家和地主)也是被分开研究的。

　　另外，直到19世纪，边际的概念才成为经济分析的工具。也是在这个时候，总效用或总满足(从消费给定量的某种商品中获得)和边际效用(多消费一单位商品带来的效用增加值)才被清楚地区别开来。在《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一书中，威廉·斯坦利·杰义斯认识到了“总”和“边际”的差别(因此明确地‘’解决”一了价值悖论)。在这本著作中，基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当消费者消费最后一单位商品时，随着这种产品消费量的增加，由此带来的效用增加最终会下降，杰文斯描述了交易的效用最大化条件。由“我们所有的欲望，迟早总能得到满足……”推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杰文斯认为，对任意两种商品来说，在它们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其相应价格之比时进行消费，那么对面一临固定价格的消费者来说，他会达到效用最大化。

　　在19世纪晚期边际主义原理运用于消费者理论之后，又过了很长的时间，边际主义分析才被充分发展起来。这一延滞主要来自两个困难:第一，消费者偏好是不可观察、不可测的，这带来了概念上的困难;第二，当生产要素可以彼此互相替代时(劳动力和机器)，这种分析方法就很难向生产者理论中扩展。到了20世纪，消费者理论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一理论最先由杰文斯、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提出，他们假设效用是可测的:它希望消费者不仅将消费束排序，同时还给每个消费束一个代表效用或满足的数字。换句话说，在消费者多消费一个单位的商品时，这一理论希望能够得到消费者由此得到新增效用的估计数值。这一做法产生了概念上、测度上的问题，因为满足的多少是无法直接测量的，消费者之间也无法比较效用。

　　到了20世纪，分析取得了进展，对消费者的假定简化为对消费束进行排序，无须比较一个消费束比另一个好多少。为了发展这一理论，需要一套精确的选择公理或理性行为公理。当这些完成之后，边际主义分析框架便盛行开来。特别地，在消费者和生产者选择问题上，包括约束最优化的数学技巧也领繁运用。

　　在经济学中，关于选择的分析日益复杂。为了解决范围更广的经济问题，边际主义分析扩展到了跨期选择、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尽管如此，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分析工具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种选择分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