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重述

财务重述（Financial Restatement）

　　财务重述是指上市公司在发现并纠正前期财务报告的差错时，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财务报告的行为。许多学者研究指出，财务重述的发生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负面的反应，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损失，并给上市公司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经济后果;财务重述作为企业盈余操纵行为的表征，其发生反映了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和治理效率的低下。

　　财务重述制度不仅是一个会计处理问题，它还涉及到监管、司法等一系列领域。从根源上看，财务重述可能源于会计人员的疏忽，更可能源于舞弊。公众公司的管理层为了迎合证券市场分析师的预期，或为了使自己期权收益最大化，或为了实现融资的目的，往往会夸大收益、低估费用，其结果会推升股票价格。 Richardson et al.(2003)的研究发现，发生重述的公司更试图保持持续的盈余增长和正向的意外盈余。从结果看，财务重述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诸如公司的形象受损、进入资本市场受阻、信用评级降低、股东价值下降、股东提起诉讼，还有可能招致证监会调查以及巨额的费用支出，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引起整个公司的全面破产，像安然、世通一样。财务重述的后果主要包括：

　　1.财务重述的公司股价大跌。GAO以1997年1月1日至2002年3月26日的 689家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为样本，发现宣布财务重述的三个交易日内股票价格下跌大约10％，市值损失累计1 000亿美元。Palmrose et al.（2004）检验了从1995年到1999年403个发生重述公告样本的市场反应，发现在公布财务重述的两天里，平均产生了-9%的累积超额报酬率；Wu(2003)发现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在公布的三天内平均会产生-11.2%的累积超额报酬率，这种显著负向的报酬率从财务重述公布前的169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布后的85天。基本上这些研究都发现市场反应的程度与重述发生的程度显著正相关，相对来说，与收入确认、核心盈余和财务舞弊相关的财务重述会导致更为负面的市场反应。

　　2.投资者的信心受挫。正如Lynn Turner（SEC前任首席会计师）所说，“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重编财务报表，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意味着更多的投资者损失和对经济的更大影响”。 Wu（2002）对投资者信心与财务重述的相关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计算了公司发布财务重述信息前后的“盈余反应系数（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发现发布财务重述前季度盈余公告与股票价格显著相关，发布财务重述后，季度盈余公告对股票价格的显著影响消失了，这意味着市场对公司收益质量产生了怀疑，投资者对发生过财务重述的公司的信心已经丧失。GAO还总结了针对投资者乐观指数下降的原因开展的问卷调查，在众多影响投资者信心的因素中，不正当会计行为的负面影响位居首席。2002年2月，70%的被调查者因为会计问题对市场产生不良影响，五个月后，这一比例上涨到91%。34%的被调查对象于2002年2月表示由于不信任会计信息而很可能不会投资于证券市场，五个月后40％的被调查对象抱有同样态度。

　　3.投资者的诉讼行为。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导致的财务重述可能引起共同诉讼和私人诉讼。财务重述在于向投资者宣布，“我们撒慌了”，这为投资者诉讼行为提供了方便。公司宣告重新表述财务报告的新闻稿或8－K格式报告记录了存在重大差错的事项、金额、原因等，因此降低了投资者的举证难度，增加了投资者诉讼获胜的可能性。Michael C.Sullivan（2002）的统计表明，1991—1995年，财务重述引起的诉讼占股东共同诉讼（shareholder class actions）的9%；1996—2000年，这一比例增加至19%。Zoe－Venna Palmrose et al（2000）发现，1995年1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的416家财务重述公司样本中，157家公司（38％）遭到起诉。Palmrose and Scholz（2004）研究了财务重述与集体诉讼之间的联系，发现财务重述金额越大、企业规模越大、最近进行了首次公开发行、前期销售收入增长越大、重述引起的市场反应越大，就越可能招致集体诉讼。Lev et al.（2007）发现导致消除或缩短盈利增长模式的财务重述相对其他重述类型更可能招致诉讼。

　　4.其他经济后果。财务重述还会导致一系列对企业不利的经济后果。诸如财务重述导致资本成本的显著上升；信息风险的上升并影响了股票的报酬率；市场分析师对企业的盈利预测值显著下降，预测值的离差显著上升，这些研究都反映了投资者对于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Desai et al.（2006）的研究还发现财务重述导致了管理层变更，显示企业的经营者受到了惩罚。

　　我国财务重述制度还刚刚起步，它是在财务报表中差错信息更正的会计实践中逐步发展并确立的。如果把会计准则中有关差错更正的规定作为财务重述制度的一部分，那么我国财务重述制度已经经历了三次变革。

　　第一次以《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1999年1月1日实施，2001年修订)的出台为标志。该准则首次提出了会计差错的概念，并对其处理作了规定。但该准则只是要求上市公司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会计差错进行披露，实际上导致会计差错信息在披露上的不完整、不突出。这一弊端导致许多上市公司有恃无恐地利用会计差错更正进行盈余管理，相关研究显示，这一期间上市公司发生会计差错的比例非常高，1999年为32.88%，2000年为 32.10%，2001年为47.21%。其中，TCL通讯事件的发生对我国财务重述制度的发展影响较大。

　　1998年TCL通讯刚刚配过股，1999年出现巨亏，2000年（调整前）有少量盈利。到了2001年，该公司主动对其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公布在2000年少提坏账准备4 392万元、少提存货跌价准备2 556万元事实，并进行追溯调整。事后，TCL通讯2001年实现2 154万元的利润。如果不追溯调整，2001年就要消化上述潜亏，会出现亏损。为了实现盈利，TCL通讯选择了让以前年度大亏的做法。TCL通讯有问题的财务报表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引发了一场有关会计差错更正和审计失败问题的大讨论。

　　第二次变革发生在2003年。证监会在TCL风波后迅速采取了行动，对会计差错作了专题研究，证监会不排除某些公司利用“重大会计差错追溯调整”调节各年利润，以达到融资标准或避免因连续两年亏损而使股票被特别处理的目的。12月1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首次提出了公司应当以重大事项临时公告的方式及时披露更正后的财务信息，此时财务重述制度已经初见端倪。

　　但与美国的财务重述制度相比，此时我国的制度中仍然广泛存在会计处理不清楚、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财务重述制度还没有上升到准则的高度。除此之外，利用差错更正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朱莲美（2006）曾对2006年年初沪、深两市74家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2005年度财务报表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进行过归纳、对比和分析，发现自愿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司大多公司都调减了以前年度已确认的利润，从而相对调增了2005年度的净利润，并且其相对影响金额占报告期净利润比重很大，往往超过 30%。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上市公司中，以前年度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比其他业绩较好的公司发生的差错多。可以推测，上市公司利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三次变革以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2007年1月1日实施）为标志，该准则首次正式提出了“追溯重述”的概念，显示会计准则与监管部门法规的配套，标志着财务重述制度的正式建立。

　　对于本期发现前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追溯调整法，而追溯重述法和追溯调整法之间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着显著的区别的。相同之处在于两种方法都要求调整本期会计报表期初留存收益和有关项目，不必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及相关项目。不同之处在于，追溯调整法不要求重编以前年度的会计报表，以前年度的财务报告虽然已经丧失了相关性和可靠性，但依然可以不加标注的存在于官方信息披露网站上。追溯重述法则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编报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修正后的报表和原报表并列于官方信息披露网站，便于投资者进行比较，以避免投资者的信息误判。

　　为什么上市公司会进行毁灭公司价值的财务重述呢？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即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前身，对需要进行财务重述处理的“差错”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计算错误、会计原则应用错误、忽视或误用财务报告公布日已经存在的事实等。显然，这些都只是表面原因。当前研究主要从资本市场压力、经理人薪酬契约等外部和内部视角深入剖析财务重述动机。

　　资本市场压力与财务重述

　　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意味着上市公司将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督和检查。迫使公司进入并遵循资本市场的各种规律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因为管理者需全力以赴经营公司才能凭借优良业绩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那么迫于资本市场的压力（比如融资需求、财务预期），公司管理层是否更有可能因为采取激进的会计政策而导致财务重述？

　　融资需求是实务界认为导致财务重述的主要资本市场动因之一，但是学术界对此关注较为有限。当公司资金不足并希望以低成本吸引外部融资时，管理层就可能操纵财务数据（或盈余管理）以改变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公司价值的预期，进而以更高价格出售股票或是以更低的利率获得贷款。Dechow et al.（1996）研究表明，融资需求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Richardson et al.（2002)扩展了上述研究发现，在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之前，上市公司管理层很可能通过盈余管理从而向外界描绘一幅乐观的公司发展前景。但是，Burns and Kedia（2006）却没有找到更高的外部融资需求作为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的证据。

　　财务预期（包括公司盈利、成长性等）是导致财务重述的另一个资本市场动因，因为没有达到财务预期可能带来股票价格的负效应，降低公司的声誉，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中遭受损失。研究表明，为保持盈利的持续性和公司市值（Myers and Skinner, 2002）以及达到分析师的预测（Degeorge et al., 1999），上市公司面临的资本市场压力在增大。为了迎合财务分析师、市场投资者和管理部门，上市公司可能采取各种激进手段来达到外界对公司的财务预期。Richardson et al.（2003）研究发现，盈余重述公司在未来盈利增长方面承受了更高的市场期望，迫于资本市场的压力，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以维持盈利增长或超过预期的盈利，而为达到上述目的采取激进的会计政策最终导致了更频繁的财务重述.

　　高管薪酬契约与财务重述

　　高管薪酬契约通常被认为是财务重述的第二类重要动因。在一阶代理问题即“所有者-管理者”的代理问题（Denis and McConnel, 2003）里，把高管薪酬与公司价值捆绑在一起可以减少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值得注意的是，在管理者薪酬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股票期权和其他股票相关收入，虽然使得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趋同，却可能激励经理人采取不恰当（有时甚至是违法）的手段来提高盈利和抬升股价来达到自利目的，财务重述作为可能的手段之一备受关注。近期研究主要通过考察财务重述期间高管交易行为和股票相关的薪酬变化来探讨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是否存在管理者自利行为。

　　实证表明，管理层的确存在通过财务重述达到自利性目的的可能性。一部分文献研究支持内部交易者通过财务重述得以溢价卖出股票的动机。Li and Yuan（2006）证实了财务重述公告期间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在财务重述前抛出股票以减少股价即将下跌带来的损失。Agrawal and Cooper（2007）以美国518家宣布调低盈余的财务重述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高级管理者、高级财务官、所有公司官员、董事会成员和大宗交易者这五类内幕人在会计问题被揭发之前的确有抛售股票的强烈动机。另一部分文献研究财务重述与高管股票期权价值的相关性。Burns and Kedia（2006）研究发现，CEO期权组合对股价的敏感度与财务错误报告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而CEO薪酬结构的其他部分，如长期激励支出、工资和奖金对股价的敏感度与财务错误报告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持有股票期权的CEO更有动机通过错误报告影响股价来增加个人财富。Burns and Kedia（2007）随后还检验了1997-2002年财务重述的224家大公司高管执行股票期权的情况，在一些财务重述程度严重的子样本中，他们发现重述公司比控制样本公司执行了更多的期权，且财务重述对盈余的影响幅度与高管可执行的期权数量成正相关关系。Kedia and Philippon（2007）同样发现重述公司比非重述公司的CEO执行了更多的期权。

　　通过挖掘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识别财务重述公司的特征以及判断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从而为虚假会计信息的识别提供对策。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通常是遵循“选取重述公司研究样本→控制行业、规模、年份等因素选取匹配样本→对研究样本和匹配样本的特征进行差异分析（双样本的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的研究思路。从现有文献来看，财务重述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公司基本特征和公司治理两大方面。

　　一、财务重述与公司基本特征

　　Kinney and Daniel（1989）研究发现，与同行业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规模较小、负债比例更高、成长性较差，并且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DeFond and Jiambalvo（1991）也发现，与控制样本相比，重述公司盈余增长较缓慢、股权结构较分散，且这类公司中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比例也较低。然而，Richardson et al.（2002）对盈余重述公司的研究却表明，在扩大盈利的压力下或是为了达到分析师的预测，重述公司似乎有更高的增长，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重述和非重述公司在盈利和规模方面存在任何差异。Ahmed and Goodwin（2007）则发现，在同一个行业里，财务重述公司具备较高的增长机会且规模较小。

　　可以说，实证方面并没有取得财务重述和非重述公司在公司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一致证据。Ahmed and Goodwin（2007）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支持公司特征差异与财务重述的相关关系。以公司规模为例，小公司因为会计系统相对不完善而更可能导致财务重述；但是另一方面，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普遍地利用重述作为信号工具向外界传递公司信息。因此，理论上很难确定公司规模大小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不同的样本中，公司规模可能对财务重述有不同的影响，这可能是导致许多研究结果不一的原因。

　　二、财务重述与公司治理

　　财务重述常常被认为是低质量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实践的函数，其背后上市公司治理失效的问题日益凸显（GAO, 2002）。因此，除了规模、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等公司基本特征因素受到关注外，现有文献更多地把视角转向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的确对财务重述造成影响，但实证结果迥异。比如，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存在与否及其独立性对财务重述的影响。Beasley（1996）和Farber（2005）发现，董事会独立性与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然而Abbott et al.（2004）以及Agrawal and Chadha（2005）却没有找到相关证据。Dechow et al.（1996）发现，审计委员会的存在能够显著降低财务重述的可能性，但是Beasley（1996）的研究不支持这一结论。Dechow et al.（1996）和Abbott et al.（2004）发现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可显著降低财务重述的可能性，然而Farber（2005）和Agrawal and Chadha（2005）却没有得到这种结果。

　　总体而言，对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相当不统一。这可能是因为，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取决于许多因素，在不能完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研究结果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