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穆勒的著作都将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长子。

　　19世纪中叶英国资 本主义社会正处于比较繁荣发展的时期。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完成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英帝国作为当时头号工业强国和殖民大国 的地位。英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自然是在激化,宪章运动标志着英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空想社会主义和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出 现和一定程度的传播,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冲击。但总的来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处于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反对派均 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为一种折衷与调和的经济学体系提供了温床，使其成为必要和可能。约翰·穆勒的以折衷调和为特征的经济学应运而生。

　　约翰·穆勒是李嘉图学说体系的追随者,而他接受李嘉图学说竟然始自年少之时,这完全得自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的教诲。这位父亲本人就是李嘉图的密友和经济学上的学生,并对李嘉图学说的传播和最终的解体起过很大作用。他对儿子约翰·穆勒的教育尤其严格,儿子的聪明好学也着实令父亲对他深为器重。在父亲的教育下,小穆勒3岁开始学希腊文,8岁开始学拉丁文,并开始接触几何与代数,9岁开始阅读古希腊文学与历史作品,10岁读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德摩斯提尼的原著,12岁开始学习逻辑,熟读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尤其有重要意义的是,13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开始阅读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接着又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自学过程中,经常同父亲在散步时就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进行交谈,他将这些学习和谈话的内容写成笔记,据他说,他父亲的《政治经济学原 理》(1825年)即是以他的笔记和其他资料整理而成的。父亲的教育成为小穆勒接受当时最先进的经济学的最初的来源。

　　他还有幸受到李嘉图的直接教诲,这当然也是由于其父亲和李嘉图有着不寻常的交往,在李嘉图时常来家作客、谈论经济学和哲学问题时,小穆勒不免也要插上几 句,父辈的这种亲密关系和理论观点无疑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穆勒14-15岁（1820年5月一1821年7月）时曾同英国大哲学家边沁之弟同游法国,其 间除学习法文外,还听了有关化学、植物学和高等数学等方面的课程；他还有机会在萨伊家中住过一段时间。法国日益高涨的民主自由气氛,萨伊的自由主义经济 学,对年轻穆勒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无疑都会有一定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对穆勒的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边沁同穆勒之父是知交,穆勒从小就常常拜访边沁,逐渐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这对穆勒 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穆勒从法国返回后,其父曾打算让他学习法律,以便日后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指导他学习罗马法,一方面让他阅读介绍边沁 学说的书籍。这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据穆勒自己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原理将此前的道德立法理论完全推翻了。在穆勒看来,边沁功利主义关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既表明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动力不是个人的自私利益,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标准应 是效果,而不是动机,这效果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功利主义的这些原理成为穆勒观察问题的根本观念和哲学思想。1823年穆勒发起组织了一个研讨边沁功利主义的学会。1823年5月,穆勒经父亲介绍到东印度公司通讯检查署当秘书,他在此公司一直任职到1858年该公司解散,前后长达35年之久,官至检 察官(1856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穆勒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而且很早就在著作与学术活动中崭露头角。

　　1825年,时年19岁的穆勒开始发表讨论商业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文。同年,他与边沁合编《司法证据的理论基础》,又发起组织了“思辨学会”,这是一个业 余的读书会和哲学研究会,经济学和人口论等成为这些学会讨论的中心话题。穆勒说,李嘉图经济学、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他们这些志同道合者的旗帜和统一的基础。1836年穆勒任激进派刊物《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报》主编。

　　穆勒的政治信仰在他中年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穆勒早年游历法国时曾有幸见到过圣西门, 后来通过阅读圣西门的著作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进入1840年他深入研究了圣西门学派的思想和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下述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 段和组织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是造成当时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他甚至认为对社会加以改革是必要的。但他明确指出,他只是一个民主主义 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主张通过普及教育、启发民众觉悟来改革时弊。他不认为圣西门主义的学说和立场应当加以肯定,也不希望把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立即加 以实施,只是希望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灌输到民众之中,使统治阶级觉悟到,未受教育的民众比受过教育的民众更可怕。在接受民主主义思想方面,他的妻子对他有明显影响。穆勒与哈里特·哈迪(原为泰勒夫人)相识20年后结婚,穆勒时年45岁。七年后哈迪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去世,此后(除去任议员期间外)穆勒基本生活在阿维尼翁附近的别墅,直到1873年5月8日逝世。穆勒对哈迪的才智、魄力和精神极为推崇。她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与穆勒志同道合,对穆勒 的著述多有建议和贡献。穆勒说,他在这一时期的所有著作都是他们合作的产物,特别在社会改革思想方面,几乎完全是她的贡献。

　　1844年穆勒发表了他第一部经济学论文集《经济学上若干未决问题》,该书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国际贸易、消费对生产的影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利润和工资的关系等。全书的论述完全继承了李嘉图、他的父亲的学说,只在某些方面对前人的学说有所引申或更明确的表述。1848年初版、后来多次再版的《政治 经济学原理》则是他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实际上，综观穆勒毕生，他以主要精力献身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并且积极地参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对于人类的科学、文化和进步事业，是有贡献的，不应该简单地只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资产阶级辩护士”而一笔抹杀他的应有贡献。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一书，是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书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宣传近代欧洲的自由、民主观念,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论自由》写于一八五九年。这篇论文的中心论题有三个：

• 1.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 2.论个性自由，

• 3.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全书文笔优美，逻辑谨严。围绕着这三个论题，穆勒发挥并发展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卢梭、密尔顿等进步思想家关于社会民主和要求科学自由、思想自由，在文化上反对迷信愚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本书所要讨论的不是作为哲学命题的抽象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而是公民自由亦即社会自由——即一国人民在社会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自由权利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对于国家机器统治权利的限制问题。这个公民自由的问题，“它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时代上划分着人类”，而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阶段中，“它又在新的情况下显现出来，要求人们给以一种与前不同而且较为根本的处理。”穆勒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人类自由权利的进步。他指出，现今已经接近于这样一个时代，国家的各种官府必须成为人民的公仆或代表，可以按照人民的意志设立或撤销。必须使“统治者出于选举并且仅任短期”，以保证政府权力不致被无限制地滥用。由这种自由权的概念出发，穆勒提出：公民自由应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思想和讨论的自由，即在科学、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上，人民有形成、阐述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

　　二、发挥个性的自由，即人民在个性上有选择符合自己趣味和需要的生活方式，形成和发展自己多样化的爱好和性格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我们所做所为并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哪怕他们在观念上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荒谬或错误的。”

　　三、公民交往和结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结合交际，只要参加结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穆勒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得不到法律的保证和尊重，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称作民主社会，而只能是一种专制或变相专制的社会，“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在论文中，穆勒围绕着公民自由的这三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讨论。

　　穆勒指出：对于各种思想的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是保证科学和艺术获得发展的首要前提。凡有这种自由的时代，必是学术昌明、艺术辉煌的时代。凡压制这种自由的时代，必是思想和艺术死气沉沉、愚昧黑暗的时代。真理只能在自由探讨中才能被发现。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民族思想界一时居统治地位的观点，并不能因此而被认为即是真理的观点。相反，从历史经验看，“曾有多次真理被谬误，并且被以谬误为真理的多数所压制。只有确保思想自由才能防止这种压制。”穆勒以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对无神论和神学异端的多次血腥迫害终归失败的教训为例，他指出，如果被压制的异端是真理(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那么“真理所享有的优越之处乃在于：一个意见只要真正是正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定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

　　穆勒又指出，即使异端是错误的，它也应当得到被讨论的权利。因为“错误的意见，虽然会被遏止不得散布，却不会就此消失。由于禁止一切不合于正统结论的探讨，败坏最甚的并不是那些持异端者的心灵，而是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辩论，他们的精神发展被限制了，理性挛了”。因此，“在精神奴役的时代中，也许可以有伟大的个别思想家，但绝不会形成精神坚强、富有智慧活力的人民整体。”

　　关于社会应当保证人民具有发展个性的自由问题，穆勒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只有培养出千百万有个性的公民，才能形成具有伟大活力的民族。因为人的个性与独创精神是密切相关的，“独创性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因素。永远需要有人不断发现新的真理，不断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再是真理，才能在人类生活开拓出新的精神境界”。压制创造个性的作法，也就是把某些人自以为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强加于意见不同的人，从而迫使一切人被压入一个共同的僵死生活模式，“其结果正象中国妇女裹脚一样，压制人性中每一突出部分，把一切在轮廓上显有异征的人都造成碌碌凡庸之辈”。穆勒指出：在对人类个性自由的压抑上，“旧风俗习惯的专制乃是一个最大的势力。”“历史证明，一切文化进步总是要通过对这种具有持久性的旧习俗的战胜才取得的”。“那些千百年不变地固守一种旧习俗的民族必定是死沉沉无生气的，他们在历史上也曾有过首创性，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但囿于习惯，恪守成规却使他们的民族智慧僵化了，文化停滞不前了”。——在这里，穆勒所批评的显然是当时的中国。因此穆勒提出了一句名言：“什么时候一个民族将会停滞不前呢？——当人民中的个性陷于消灭的时候”。在谈到社会对公民自由限制权的时候，穆勒认为，这种权力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是正当的，即当某一公民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对他人或社会构成危害的时候。否则的话，社会即不应当干涉每个公民的思想、行为、社会交际。甚至“若说是为了那人自身的好处——不论是物质的好处或者精神的好处，都不是正当干涉的理由。因为人民有权对自己的利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别人也许可以劝止或劝导他，但却无权用强力干涉他”。穆勒的这些思想，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的改良运动，对于进一步扫除封建残余，在理论上曾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彻底实现这些主张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父亲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识学习和训练，最终成长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穆勒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对知识和精神进步的执著追求。一个思想家的成长，也留下了那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的痕迹。

　　约翰·穆勒是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当时的詹姆斯·穆勒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给杂志写文章获得不稳定的稿酬养家活口。在艰苦的条件下，詹姆斯·穆勒一边写作《印度史》，一边亲自教育小穆勒。对小穆勒的亲自教育实际上是老穆勒在实践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他是其父按照边沁的教育法培养出来的。”

　　在父亲的指导下，穆勒童年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8岁起攻读几何和代数，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时小穆勒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先后学习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4岁时，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达到的水平。“他正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就像40岁的人那样。”

　　1821年，小穆勒开始学习法律。当小穆勒打开边沁的《立法论》，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向他开启了窗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行为的效用来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断立法的正义性——给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此前，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穆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他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仍然象一盘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红线将它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 “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改变了。……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

　　自此，穆勒成为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1822年冬，穆勒组织成立了功利主义学会，宣扬边沁的思想。1824年，边沁创办了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穆勒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余协助边沁编辑出版了《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学者已经崭露头角。

　　穆勒面前呈现的是灿烂的学术前景。有着学术界权威的鼎力支持、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的人类知识、有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充满友爱的学术圈子，这一切将为穆勒铸就成功之路。但是，学术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人生的辉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幸福的意义在于人生目标的实现，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1826年秋天，这些问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

　　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结果是行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过程即行为本身的意义。于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受到怀疑甚至否定。这是穆勒精神危机产生的关键。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

　　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来说，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一个学者也不可能成为一台学术机器。尤其是在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的关怀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怀为前提。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在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情感；……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最终怀疑生命的意义。穆勒精神危机的结果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穆勒对边沁不再盲从。他将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给功利主义注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内容。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使穆勒急于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成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灯塔。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有关的观点时，我感到大为惊讶，尤其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更使我兴奋。”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建制时期人们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随着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时期。人类的认识就这样周期性螺旋推进。 “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

　　圣西门学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会主义纲领对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在我看来充满着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旧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部分也是受他们著作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沿着圣西门学派的思路，穆勒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怀疑。“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

　　穆勒精神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论支点的动摇，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导致的感情空虚。前一个方面，穆勒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后一方面的支持则来自哈丽特·泰勒（哈迪）的友谊。穆勒家族与泰勒家族是世交。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穆勒认识哈迪时，她已经是泰勒夫人。 “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 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缕亮丽的色彩。穆勒在与哈迪的思想交流中体味者生命的价值，丰富着人生的意义。泰勒先生去世后，1851年，穆勒与哈迪结婚。1857年哈迪去世于法国阿维尼翁并葬于此。此后穆勒长期生活在阿维尼翁直到去世。

　　哈迪给予穆勒的，决不仅仅是情感的慰籍。在穆勒看来，哈迪不仅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甚至是他思想的启迪者。认识哈迪后，“我的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进步，懂得更多事物，过去懂的东西，现在理解得更透彻”。认识哈迪前，穆勒的理论偏重于思辩而对现实的关照不足，正视在哈迪的影响下，穆勒此后的著作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性。“人们认为我的著作比大多数同样善于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较多的实用性，因而我常常受到称赞，其实我应得的称赞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称赞的有实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产物，而是两人合作的结果，其中一个人对当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是非常切于实际的，对预测遥远未来是高瞻远瞩和大胆无畏的。”

　　自1824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后，穆勒就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 1936年，穆勒担任急进派刊物《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主编并成为主要撰稿人。
• 穆勒1843年的《逻辑学体系》一书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课题的主要著作；
• 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被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政治经济学必读的教科书，一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其垄断地位才被取代；
• 1859年的《论自由》一书迄今还是关于人类权利的经典著作；
• 1863年的《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学派最好的代表作之一。
• 1843年《逻辑学体系》
• 1844年《论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未解决的问题》
• 1859年《论自由》
• 1859——1875年《论述和讨论》四卷
• 1861年《代议政治论》
• 1863年《功利主义》
• 1865年《汉密尔顿哲学探讨》
• 1865年《孔德与实证哲学》
• 1867年《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就职演说》
• 1868年《英格兰和爱尔兰》
• 1869年《论妇女的从属地位》
• 1875年《自传》等等

　　对穆勒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卓越贡献，思想家们给于了高度的评价。

　　“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代人的思想的影响有象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时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穆勒的著作都将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