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激进派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制度性考察的理论架构。其基本理念是：资本主义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本积累总是对应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即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国内制度等在内的统一体；“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功能就是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提供制度性支持，但其最终将走向衰落，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危机和动荡，直到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建立为止。“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承接了西方左翼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讨论，另外也受到长波理论、阶段论、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影响。

　　霍华德·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二卷开头提到，自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欧和北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座富矿。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在论文集《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发表《漫漫滑行道上的升与降》一文，首次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将其定义为确保单个资本家能够进行资本积累的，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整体(Gordon，1978)。在其后的一篇论文《积累阶段与经济长周期》中，戈登进一步阐发了前文的观点：资本积累既不会在真空中实现，也不会在杂乱无章中实现，而是借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实现。从一般意义上说，积累的社会结构由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互为关联的四项制度结构所构成：其一，积累的当事人，即公司结构；其二，积累的动力，包括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结构；其三，积累必备的系统性条件，包括货币体系结构和国家结构；其四，单个资本积累必备的条件，包括自然资源供给结构、中间品供给结构、社会中家庭的结构、劳动市场结构、劳动管理结构、最终产品消费者需求结构、金融结构和经营管理结构(Gordon，1980)

　　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长波理论研究得以复苏，戈登也参与其中。他在构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时，受到了如下两个学派的启发：其一是以熊彼特为代表的长波理论，熊彼特以较早发现资本主义长波现象的康德拉季耶夫命名持续时间约为50年的长波，并指出导致长期繁荣出现的因素是特定时间内创新的蜂聚，使经济摆脱萧条的因素，则是创新的再次蜂聚产生；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该学派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又集中地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戈登对上述两个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轮廓。

　　戈登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危机，两相间隔的时间多在50年上下，此前的几次危机分别爆发于19世纪30年代、19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30年代，它们之间的间隔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恰好相符，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史时，戈登侧重观察从某一次长波的萧条期到下一次长波的扩张期的转变过程，他指出，这些转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分别借由欧洲1848年革命、主要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非经济因素得以实现的。然而，传统长波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视作给定，从而忽略了非经济因素与长周期变化的“纯粹”经济运动规律之间的关联。在戈登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体现为对经济本身的冲击，而且也影响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终结危机的力量也可能并非出自纯粹的经济因素，而是与政治、社会方面相关联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

　　接下来，戈登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将制度因素纳入长波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抽象程度的三层次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抽象的层次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般意义上的运动规律，最为具体的层次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日常活动中的体现，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积累阶段理论，则可以归入抽象性居于中间层次的分析，它一方面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瞬息万变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之于当下的适用性。在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使用中间层次分析者不乏其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就使用了积累阶段概念，宇野弘藏沿袭了列宁的做法，把资本主义发展史划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阶段理论”。戈登的中间层次分析则借用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揭示了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长波关联的关系，以及制度因素在资本主义积累从危机阶段自我复原(recuperative)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Gordon(1980)把积累的社会结构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概括为如下三个命题：

• 命题一：经济体制整体层面的经济危机相应导致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 命题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可能会潜在地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
• 命题三：无论是经济开始出现滞胀，还是积累的社会结构内部的制度矛盾爆发，资本总体积累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可能同时瓦解。

　　另一方面，戈登也强调，每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具有整体性。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有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只是一系列制度的简单加总，后者认为这一系列制度还创造了具有统一内在结构的社会结构，戈登将这两种观点分别称为弱公式化假说(weak formulation)和强公式化假说(strong formulation)，他本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强公式化假说，并在之后的经验研究中一再强调这一点。

　　总的来说，由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制度所构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虽然对于长波扩张期与萧条期之间的相互转换至关重要，却并不是与经济运行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而是各自从属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一旦积累的社会结构形成，使得单个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得以具备，资本主义经济体就渐趋扩张，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使得积累的社会结构趋于崩溃，这又进一步使得单个资本积累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体转而陷入萧条，乃至爆发危机。这些依次出现的、包含扩张和萧条在内的数个资本主义积累阶段，连缀而成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

　　作为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离不开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也正是戈登所参与的两组合作研究的主要内容：戈登与爱德华兹和赖希专门考察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他们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从19世纪早期至今的历史演进中略有重叠的三个阶段，即19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最初无产阶级化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二战开始的同质化阶段，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分割化阶段，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长波是相吻合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型，都是在某一个萧条和危机时期发生的，它们都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持续而服务的(Gordon et al.，1982)；戈登与鲍尔斯和韦斯科普夫的合作研究则考察了二战后美国经济中资本总体盈利能力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中主要变量，即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国际经济关系、资本家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把二战后美国“黄金时期”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具体内容描述为：资方与劳方之间达成协议；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安定和平(Pax Americana)即美国霸权；资方与公民之间达成协议；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趋于缓和(Bowles et al.，1983)。

　　一、重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框架之内一个新结构的形成并不总能带来新一轮的增长，新自由主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的神话，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是有限度的。一些学者开始沿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历史性演变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修正和重建。首先他们把社会结构和资本的快速积累“松绑”、“脱钩”，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功能是服务于资本获利和为资本积累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但并不一定就能促成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其次是把劳资关系作为社会积累结构建构的核心，提出一个特殊的结构总是围绕着一种特定的劳资关系的调节机制建立起来的；三是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分析单元，而是在全球层面上来分析“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谋利是制度建构的动因

　　传统理论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功能是促进资本积累、保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沃尔夫森和科兹通过对制度建构驱动力的分析指出，一套以资本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由资本家阶级主导并为资本逐利服务的，而不是直接为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服务。他们认为，“对单个资本家而言，促进整个体系的快速积累既不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也不是他与其他资本家联手重构社会制度的合作基础” [9]。因此，积累结构的主要功能就是支持资本获利，它和资本快速积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从历史上来看，那些能带来经济较快增长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劳资调和、竞争弱化等资本的部分让渡之上的；而资本的部分让渡之所以可能，除了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相对自主性兼顾了资本的长期利益，也是由于当时有利的内外部环境使资本能够分出一杯羹而不致影响其当下利益。但是，一旦利润受到“挤压”、资本的当下利益受损，支持资本谋利就会成为制度建构的唯一考量。

　　从新自由主义制度来看，它通过削减工资福利、弱化监管、基础行业私有化等形式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已经实现了资本制度建构的目的。虽然这套制度同时阻止了利润向积累的转化，如金融独立化造成的实业相对萎缩、削减工资福利造成的社会总需求下降、基础部门私有化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因素都使资本积累受到了影响，但这只是表明，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制度的自我调整能力就会受到资本规定性的制约，因而不能再兼顾其长远利益，并体现为一种更为本质化的功能。

　　2.“劳资关系”作为制度建构的核心

　　传统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并不存在一个核心制度，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各个环节多元决定作用的结果，制度的完整性源于每个具体制度之间的内在依赖性，是整体超过部分之和的结果。

　　在近期的讨论中，仍有一些学者持这种观点，如怀特就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哪个制度享有特权” ；里佩特也提出，“不必假定存在一个核心制度并让它来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完整性负责”，正因为积累结构没有一个核心制度，其中每个制度都受到其他制度和历史偶然性的影响，所以才会形成一个个独特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观点。科兹和沃尔夫森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建立总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制度，即“劳资关系”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逻辑发展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总危机，但在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总危机之所以没有发生，关键在于积累结构的调节使劳资矛盾没有走向尖锐化。他们进而提出，一个特殊的积累结构总是围绕着一个特定的劳资关系调节制度建立起来的，比如战后结构是“劳资调和”基础上的一整套建制，而新自由主义结构则是“资本统治”基础之上的一整套建制。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劳资矛盾虽然突出，但仍处于一种暂时的稳定态，资本利用软(对工人进行分割)、硬(对工会进行打压)兼施的统治策略避免了劳资矛盾的激化。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两种结构类型，即管制型“积累的社会结构”(Regulated SSA)和自由型“积累的社会结构”(Liberal SSA)交替出现的趋势。

　　沃拉斯和布拉迪则从不同时期资本对劳动场所的控制制度来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结构的演化。他们认为，与19世纪中期手工场主对工人面对面、日常监管型的“简单控制”对应的是“无产阶级化”的社会积累机构(SSA of proletarianiza-tion)；20世纪初资本利用机器绑定工人和工作节奏的非人格化的“工艺控制”对应的是“劳动均质化”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 of homogenization)；二战以后以分级评级制度为核心的“官僚控制”对应的是“劳动分割化”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 of segmentation)。而当代的“技术控制”使资本能够利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劳动进行远距离操控，因而形成一种“空间化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 of spatialization)，即资本利用全球化对劳动在“空间上”进行分割(不仅是前一时期沿着部类和级别的分割)，从而加深了对工人的“分裂和征服战略”。

　　实际上，把劳资关系作为制度考察的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资本主义基本层面的观察，避免把制度的形成仅仅归因于多元决定作用和外部偶然性；同时也使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把握成为可能。如果制度的建构不存在一个核心，制度的发展也就不存在一条主线，理论关照的就只能是一个个没有内在联系的特殊制度模型，从而失去历史性和宏观性的考察维度。

　　3.全球作为分析单元

　　传统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主要对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进行考察，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尝试用这一理论来分析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梅伦德斯对波多黎各战后制度结构的分析以及纳特拉斯对南非战后制度结构的分析等。在最近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又把理论的适用范围拓展到了亚洲、拉美和中东，并把理论分析的时间跨度延伸到了当代。如萨勒斯对墨西哥80年代危机之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积累结构进行了分析，强调这一新结构对美国市场和投资的依赖性。

　　更多的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理论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已经使“积累的社会结构”本身溢出民族国家边界，因此要把全球而不是单个民族国家作为资本建制分析的起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主要包括：资本流动性带来的生产过程在国际间的“分配”以及通过贸易的“重组”；跨国资产阶级首次在“纯粹”意义上出现，他们通过“直接的”跨国剥削来共同分割全球剩余价值；世界性和区域性跨国机构出现，并和民族国家一起为跨国资本的谋利拓展空间。正如罗宾逊指出的那样：“资本从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并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相对于劳动的权力，民族国家也从建构凯恩斯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发展到为跨国资产阶级的全球积累服务。”在这种情势下，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也就不能只是把国际制度纳入到国内结构中来分析，而是要把跨国机构和民族国家共同放在一个全球层面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网络中进行考察。

　　二、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及其危机

　　在对传统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重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命题。其主要内容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形成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这个新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新自由主义及其不平衡、资本金融化、民族国家和跨国机构交织、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等；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下，资本利润率稳步上升，资本积累缓慢进行，同时内部矛盾也不断发展；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着这一积累结构走向衰落；当前的危机和新制度的重建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新制度有可能是另一种管制型资本主义，也有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替代性社会制度，但无论哪种制度的建立都要经过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才能取得。

　　“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围绕“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建立起来，并主要为跨国资产阶级赚取高额利润服务。首先，新自由主义制度维护了资本的绝对权力：削减工资福利政策带来了利润份额的增加；雇佣政策、环保政策、选址政策等方面的监管弱化利于资本无障碍地追逐利润；税制改革使资本运转的部分成本由社会其他阶级买单；基础性行业的私有化开启了资本谋利的新领域；自由贸易的推行有利于资本的空间扩张。新自由主义制度在国际间的不平衡性也使资本能够寻找到最适合的制度配置，如总部和研发中心可以设在机构健全、政治稳定的地方，而劳动密集型生产则可以安置在实行国家管制的廉价劳动力地区等。

　　其次，资本空间化在达成一种“灵活”性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对劳动的“软性”统治。生产过程在全球空间内的重置以及新的企业形式如合伙制、合资制、转包制等的出现，一方面使资本能够灵活地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和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也使资本能够利用厂址迁移对劳动进行威胁，无论实际迁移与否，都能够保证一种低工资制度和培养顺服的劳动力，实现一种“没有集权的权力集中” 。第三，跨国机构和民族国家互相渗透，为跨国资产阶级谋利服务。纳东和麦克唐纳提出，跨国组织和民族国家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和相互强化的关系。正是民族国家为了寻求有利于本国之内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殊政策才推动了跨国机构的发展，而跨国机构的新自由主义宗旨的贯彻也要靠民族国家的权力机制来保障。实际上，作为“超国家”的跨国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权力的延伸和转换，是新形势下积累结构跃出民族国家层面的新的调节机制。第四，资本金融化带来“再分配式的增长”(redistributive growth)和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独立于实业资本的运作形成了一种非经营性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条件下，大资本通过吸附中小财富来获得“再分配式的增长”和“剥夺性积累”。但这种“虚拟式”的增长和积累除了改变利润分配、造成两极分化之外，并没有构成真正的经济发展动力。

　　总之，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在为资本获利提供制度支撑的同时，也使其潜在的矛盾扩大化。它主要反映在：利润上升和工资停滞造成的社会总需求不足；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凸显；资本金融化带来的投机性和资产泡沫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稳定；全球经济融合造成的经济周期同步化使危机易于扩散且难以控制。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着当代全球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解体。从实践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制度在危机之后不久就开始被改写：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放弃了自由市场理念转向救市，各种经济刺激方案和政府投资项目陆续实施；凯恩斯主义复活，新自由主义受到批判；拉美左翼政党崛起，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不断涌现。“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这些迹象中包含着一种管制型资本主义重建的线索，但也不排除一种替代性制度出现的可能性。但无论哪种结果，当前的危机和新制度的重建都将持续较长一段时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扩张本质使新自由主义制度不可能马上终止，进一步的空间扩展和继续制造经济泡沫使危机阶段拉长；二是金融管制和经济刺激计划的调整都需要全球维度上的通力协作，但现存的跨国机制不足以提供这种平台；三是无论管制型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替代性制度的建立，都不可能在资本的主导下完成，必须经由下层群众的阶级斗争和广泛的社会运动才能最终达成。

　　综上所述，所谓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就是美国左翼学者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提出来的对全球新自由主义制度及其危机进行综合考察的理论架构。这些学者在对传统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修正和重建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首先，他们把制度建构的动因归于资本的利益驱动，并把制度建构的核心归于劳资关系，都反映出了一种从“反本质主义”和“反还原主义”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其次，他们承认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不再对一个“有活力”的积累结构抱有幻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先前持有的对资本主义调整能力的过高估计，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的考察。再次，他们通过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指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以及为资本赚取高额利润服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维度。最后，他们对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在制度重建中作用的强调也使理论表现出一定的激进取向。

　　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研究，他们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新自由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相应地，他们对当前危机的制度重建也倾向于一种新的管制型的资本主义。一些学者虽然提出新制度的重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但是对于如何突破资本空间化所造成的隔阂、实现工人新的联合也没有做出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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