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德国女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Noelle-Neumann）在对历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又经过多年的民意调查实证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种描述舆论形成的理论假设──“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一词最早见于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重归大众传播的强力观》，她在1980年《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

　　沉默的螺旋概念基本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

　　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也就是说，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的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根据诺依曼的观点，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的“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意见环境”的形成来自：所处的社会环境、大众传媒，而后者的作用更强大。

　　诺依曼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重新揭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观：

　　（1）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2）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

　　（3）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

　　从舆论学和传播效果研究的角度而言，“沉默的螺旋”假说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这个假说中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与传统的舆论概念不同，与其说是“公共意见”或“公众意见”，倒不如说是“公开的意见”。由此不难看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的是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这一点，诺依曼本人也在“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这个观点中作了明确的说明。舆论在双重意义上是“我们社会的皮肤”：它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不仅如此，它又在维持社会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就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

　　第二，从传播效果研究的角度而言，“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效果和影响。这里所反映的“强大影响”已经不止于认知阶段，而是包括了“认知→判断→行动”的全过程。这个假说认为传播媒介具有“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

　　(一)媒介意见不等于公众意见

　　沉默的螺旋理论始终强调媒介如何使自己的意见变成公众意见，成为舆论。正如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沉默螺旋’无形中揭示了媒介控制舆论时发生的公众意见内外两张皮的现象，即公开发表的意见与公众自己的真正意见可能并不是一回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有面上舆论相当一致，也显得颇为平稳，但潜在着社会意识和信息交流方面的某种危机，并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实际上，媒介意见往往不是多数派或大众意见，而是少数派意见。如果说某一时期的媒介意见表现出与大众意见某种程度的一致和契合，也并不能说明媒介意见代表公众意见，为公众利益服务，而其终极目的是为少数派利益服务的。李普曼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出同样的决定或行为时的动机是千变万化的，有着难以把握的复杂性。他在对192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中指出，“共和党人的意见就更加一致吗?……组成共和党的大多数男男女女想法不一，有的为扩大生意，或使工人安分守己，或为了减税……”⑤可见，媒介意见并不能代表公众的利益和意见，它总是首先表现为少数派的意见，然后在形式上和表面上与公众意见相契合。

　　从媒介发展史来看，媒介始终为两种势力所控制，即政治势力和资本势力，在阿特休尔看来，新闻媒介从来都是“权力的媒介”，即当权者的媒介。而拥有这种权力的都是少数派，他们利用媒介来引导舆论甚至制造舆论都是以自身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只不过往往以公众意见的面目出现而已。因此，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当真正的民意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他们就会利用媒介意见来加以引导，甚至动用暴力加以压制。

　　处于一定社会中的人并非只是简单地划分为少数派和多数派两类，严格地说，可以划分为许多阶层，但总体上表现为：优势少数派——大众——劣势少数派三种类型，尽管少数派内部的构成也是极其复杂的。在一定时期内，优势少数派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比如，掌握着国家政权，控制着国家暴力机器、媒介等等。一句话，他们是社会的统治阶层，拥有绝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由于他们控制着媒介，所以媒介意见代表着他们的意见。劣势少数派在媒介的占有上并不占优势，甚至不拥有媒介，因此在表达意见上往往处于非主流地位，也很难形成优势意见。

　　处于中间状态的大众则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他们是少数派争取的对象，无论优势少数派还是劣势少数派都力图使他们的意见表现为大众意见。文革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派利用媒介大造舆论，并以公众意见的面目出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悖论：一面压制民意，一面声称自己代表民意。

　　(二)少数派意见不会被改变

　　如前所述，优势少数派总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意见通过媒介意见转化为优势意见，这种优势意见会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进而使他们改变观点。但是仔细考察现实，我们会发现媒介的优势意见实际上只对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大众起作用，而不会使劣势少数派起作用，使他们改变观点。沉默螺旋理论认为沉默就意味着赞同或观点的转变，这是不符合现实的。正如我国著名作家王小波所说：“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

　　就是因为有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可见，大众的沉默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媒介意见的赞同，劣势少数派的沉默也并不意味着会转变观点。显然，沉默螺旋理论是对权力的媒介的合理化注释，而且还有为权力帮忙的嫌疑。

　　人们的观念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评判后形成的观念，是决不易改变的。那些容易为媒介意见改变观念的人一般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没有坚定信念；(2)文化水平不高；(3)多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少年。我国文革时期的媒介意见正是严重影响了这些人，尤其是青少年，因此，当年的红卫兵成了替“四人帮”等优势少数派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历史证明，那些暂时处于劣势的少数派具有坚定信念，并不为当时的媒介意见所蛊惑，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发生改变。

　　优势少数派总是利用媒介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媒介环境，将处于中间状态的大众完全置于这一媒介环境中，沉默的螺旋就在中间状态的大众中产生。劣势少数派往往有机会接触到不为优势少数派所掌握的媒介，因而并不完全处在这一媒介环境中。同时，他们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并经常对现存的媒介环境持批判态度，即使他们因某种强制力量而沉默，却不会改变观点。

　　(三)沉默的螺旋不值得欢呼

　　沉默的螺旋是传播生态失衡的结果。所谓传播生态，是指社会各利益集团或派别的意见通过媒介得以反映的状况。如果各利益集团或派别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而均衡的反映，就表明传播生态是平衡的，反之就是失衡。一般说来，传播生态平衡的情况下，沉默的螺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人们可以公开的不受限制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相反，传播生态失衡，往往使劣势少数派的意见不能公开自由地表达，而优势少数派的意见不仅可以公开表达，而且能够得到无限制的放大，从而形成优势意见。

　　一些学者在批评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不足时指出，沉默的螺旋奏效并非是无条件的。英国的丹尼斯·麦奎尔和瑞典的斯文·温德尔在他们1981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一书中指出，该模式表述的思想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新鲜，尽管以新的方法将这些思想归拢在一起，使他们与依赖电视为主要信息和思想来源的情形有了新的联系。他们指出了沉默螺旋理论奏效的两个必要条件：(1)个人不能相互交流私人意见；(2)媒介意见和受众的观点具有特定的一致并产生预期的意识积累，持不同意见的人才产生沉默的螺旋。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只是还没有深入思考个人不能相互交流意见的现实原因。

　　马克思在谈到报刊与舆论的关系时认为，报刊全面反映舆论只是一种总体情况，而具体的报刊只是一方面舆论的代表，因为“具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显然，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暗含这样一个前提，即要想使媒介在总体上能够全面反映舆论，必须是各利益集团或派别拥有自己的媒介，或拥有代表自己意见的媒介，拥有表达各自意见的空间。而沉默螺旋理论没有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媒介生存状态的复杂性，只是把媒介作为一个抽象的、笼统的概念来看待的，因此，沉默螺旋理论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了。

　　不平衡的传播生态的根源在于媒介资源并非在社会各利益集团或派别之间实现平衡分配，而是只为优势少数派所占有。优势少数派在将自己的意见转化为媒介意见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不可能是大众利益。这种状况发展到极端就是媒介完全成为优势少数派达到自身目的，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随心所欲地控制媒介，操纵媒介，欺骗公众，打击对手，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社会各利益集团或派别拥有自己的媒介是确保传播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而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各派别为了不使自己陷入沉默的螺旋，或者为了使自己所要争取的大众不陷入沉默的螺旋，总是千方百计地争取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创办报刊电台的自由，也就是要拥有自己的媒介。这种努力本身就是要确保传播生态的平衡，打破优势少数派对媒介的垄断。

　　争取传播生态的平衡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付出巨大的牺牲，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但是，同时也必然带来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运动时总是首先从争取传播生态的平衡开始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实现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了历史教训，改变了以往不平衡的传播生态，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日益民主化，我国的传播生态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沉默的螺旋”假说提出以后，许多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者，例如美国的卡兹（1981）、马丁（1986）和日本的池田谦一（1986）等，都对这个假说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考察。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个假说的理论前提上。

　　也就是说，“沉默的螺旋” 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是个人“对社会孤立的恐惧”，以及由这种“恐惧”所产生的对“多数”或“优势”意见的趋同行为。

　　1．假说中所强调的“对社会孤立的恐惧”（趋同行为的动机）不应是一个不变的常量，而应是一个受条件制约的变量。所属群体的支持，对自己见解或信念的确信程度。

　　2．“多数意见”的压力以及对它的抵制力，按照问题的类型和性质应有程度上的不同。在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争议，技术性、程序性的问题上，与自己是否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等几方面，其压力和抵制力是不同的。

　　3．“多数意见”产生的社会压力的强弱受到社会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

评价

　　“沉默的螺旋”假说尽管在理论和实证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至少在下述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把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从现象论的描述引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领域，强调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它强调了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强大影响，并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影响来自于大众传播营造“意见环境”的巨大能力。假说中对传播媒介的“赋予地位”（status conferral）功能、大众传播的公开性和普遍性、报道内容的类似性和累积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选择性接触”的困难性所作的分析，对重新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同时启示利用大众媒介营造舆论、控制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沉默的螺旋”假说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它在说明舆论的形成过程之际极为强调“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压力，以至于忽略了舆论的变化过程和“少数派”的作用。

　　沉默的螺旋理论提供了一种考虑问题的视角：团队意见的形成不一定是团队成员“理性讨论”的结果，而可能是对团队中“强势”意见的趋同后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强势”意见所强调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当团队中的少数意见与“多数”意见不同的时候，少数有可能屈于“优势意见”的压力，表面上采取认同，但实际上内心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可能出现某些团队成员公开“表达的意见” 与团队成员“自己的意见”不一致。

　　要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聆听反对者的声音。

　　把“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核心假设作为切入点，支持者认为在网络传播中，诺依曼的假设依然成立，而反对者也是从网络传播带来的传播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受众心理特征的改变，反驳诺依曼的核心假设已经不能在网络中成立，从而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传播中已经失灵”的论点。然而，笔者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是停留在“网络传播”内进行的，并没有把网络传播放在“信息时代”这个大的环境背景下进行双重层面的论述。尽管也有一些宏观层面的研究，它们要么是一带而过并不具备太强的针对性，要么就是单单停留在宏观层面而忽略了与微观层面的联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激增，我们在愉悦中进入了网络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成为与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并重的主流媒体，甚至已经超出其中某类媒体的态势。因此，我们在研究传统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的效用时，就应该把这种理论放诸到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中，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

　　1、 从宏观层面看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网络传播本身的数字化、多元化、多媒体化、实时性、交互性、虚拟性等传播特点，使网络传播具有比其他传播方式更即时、更广范围的传播优势，使得其它传播方式可以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对更多的受众进行“链接”；而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使得那些网络上的活跃者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因此而不负责任的用极端言语抨击与自己不同的观点。

　　这两点都可以加剧“沉默的螺旋”现象，发生在2003年的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事件，就是网络传播加剧“沉默的螺旋”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事件发生以后，国内的很多网站就这一事件进行了即时转贴、报道和讨论。一时间，各大高校也是沸沸扬扬，很多网站上都充斥着各类极端的言论，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一下子升温。对于这个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刘小彪认为：“中国互联网上激烈的反日言论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一部分网民真实感受的客观反映，但它绝对不代表中国青年和中国民众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我称它是一种片面的真实和虚假的真实。” 他同时分析说，在网上主要是情绪激烈者在发言，而那些相对温和的人一般是没有特别的愿望去发言的，这也是为什么在BBS论坛上很少能看到那种理性的、温和的发言的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我们的周围没有理性和温和的声音；在网上，那些少量的、理性而又温和的发言一旦出现，便大多逃不脱被“追杀”的命运，而那些极端的、非理性的发言则大多受到了“追捧”，很少有人去“追杀”，因为同样偏激的人会惺惺相惜，而不同意见的温和者则相对更有一种宽容心，或者有时根本就懒得去理那些“无知无畏”的发言。

　　如果事态能仅仅停留在上述这样一个层面，那倒也无妨。可怕的是，因为上述两种原因，在互联网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即情绪极端者不断得到鼓励，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言辞也变得越来越激烈；而那些理性的温和者则不断遭到打压，声音变得越得越微弱，也越来越感到势单力薄和信心不足；而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则在极端言论的“耳濡目染”中逐渐走向了偏激。于是，互联网成了极端言论的天下，极端的少数正在左右沉默的大多数。

　　2、从微观层面看

　　从微观层面看，“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传播中依然有效。在《沉默的螺旋是否会在互联网上消失》一文中，刘海龙已经通过对该理论的几个核心假设的讨论，肯定了这一观点，笔者也基本上同意文章作者的“在网络空间中，由于沉默螺旋的心理机制仍然存在，网际传播与现实传播的相似性，沉默的螺旋现象并没有消失” 的结论。对此，笔者想从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实验研究角度增加一些论据：网络中的受众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群（尤其是在交流之初，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各个固定的社区、论坛以及ICQ上一部分人会相对固定下来，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还是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性别、职业、相貌等相关情况），而且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可以说网上的交流是属于“临时拼凑的群体”之间的交流。这一点与阿希的从众实验、诺依曼的火车调查具有相似性。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从众行为的实验研究中很著名的一个实验就是阿希（Asch，1951）的从众实验。这个实验显示了它的规律性：只要是在阿希的实验情境里，人们必然会产生从众行为，这是由于群体的压力所致。许多国家和地区如黎巴嫩、中国香港、巴西、津巴布韦、挪威、加拿大、日本等，都进行了重复实验，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果（Myers，1993）。因此可以说，人们在临时拼凑的群体中，虽然彼此素不相识，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尚且能作为一种压力而使个体产生从众行为，如果在真实的情境中，即在各个个体之间相互熟悉的情境中，当群体中大部分成员发生相同行为时，可能对个体造成的压力会更大，更会迫使其发生从众行为。这个实验中所说的“临时拼凑的群体”情况不完全等同于网络中不同网民之间的关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彼此素不相识。实验已经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产生从众行为。

　　对于这种临时拼凑的群体，也就是彼此陌生的交流环境，在诺依曼早期的调查中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有关对任用共产党员为法官”的舆论调查的火车实验中，她发现，虽然多数人反对任用共产党员为法官，但是乐于加入讨论这个话题的人的比例却不多（27%）；相反，虽然赞成的人居少数，但是愿意就这个话题在火车上进行讨论的人的比例却大大超过前者（52%）。

　　以上两个实验调查已经证明就算是在“临时拼凑的群体”当中，从众的行为依然会产生。因此，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网络交流中，对于那些相对流动的网民，仍然会有这种从众的行为。

　　网络时代“沉默的螺旋”理论依然奏效的原因

　　在网络时代，诱发“沉默的螺旋”这一现象的因素已经随着网络这种传播工具本身的传播特性而发生了改变，诺依曼所谓的“人害怕被孤立的社会心理导致了最后的沉默”已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笔者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奏效，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

　　a、网络本身的“妖魔化”。

　　网络看似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和安全的自我空间让人们可以大胆表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以至使某些学者认为网络使得导致“沉默的螺旋”现象产生的“ 害怕被孤立”的群体压力消失，因此就推论出“沉默的螺旋”现象在网络时代不再存在。但实际上，网络为我们提供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实际上只是如皇帝的新装一样，看似使得每个人都障蔽起了自己，使别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各种观点，却不能知道自己的身份。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何尝不是更加说明了“害怕被孤立”的心理对人们的影响之深，“沉默的螺旋”现象之严重，在个性化传播的网络时代也不例外。

　　b、个性使然。

　　社会心理学中的从众（conformity），是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而导致行为或态度的变化。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从众行为是由于在群体一致性的压力下，个体寻求的一种试图解除自身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增强安全感的手段。实际存在的或想象到的压力会促使个人产生符合社会或群体要求的行为与态度，有时候，个体不仅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而且在信念上也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放弃了原有的意见，从而产生了从众行为。比如有些人的天性就是内向、不善言辞、或者一直不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缺乏个人见解，喜欢追随别人的看法，即使是在可以畅谈无阻的自由环境下。在从众这个概念下有这样一个词语——“或想象的群体压力 ”，这种想象，在网络传播中，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的不存在；同样没有证据证明那些本性中缺乏个人见解、喜欢追随别人的人可以通过网络中所谓的匿名交流而改变了自己的本性。另外，长久的社会及群体压力带来的个人从众行为，是否会内化成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使这种从众行为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惯性行为？如果可以，那么就可以充分证明“沉默的螺旋”在网络传播中依然有效。

　　c、面对海量信息，个人在处理这些信息方面的能力问题。

　　网络传播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任何其他媒体都不能提供的方便、快捷和自由环境，但这种技术理论上的可能并不等同于实践层面中的可能。网络信息浩如烟淼，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人们似乎更多的只是匆匆浏览，很少会参加留言讨论，尤其是对那些一向“不喜欢发表言论”的人。据统计，“所有新闻组的读者只有不到 10%的人投稿参加讨论”，中国因特网的用户95%的人上网只是查阅和浏览，网络数据信息传输水平极低。这样一来，就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即一贯喜欢对外界发表自己看法的人在各论坛、网站不断的张贴自己的主张，而那些不喜欢“讲话”的人基本上是保持缄口不语的。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去网上的各个论坛走一遭，就会发现那里的许多言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像是一个模子中复制出来的。

　　d、信息的质量值得怀疑，因此这些信息能否引发人们的兴趣都是造成沉默的原因。

　　在互联网上，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信息的发出者。正是由于网络传播的这种交互性，使得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充斥着谎言、讹言、毫无理性的胡言等等，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也因为这样，相当一部分人就对网络上的种种信息，尤其是论坛当中的言论抱着“无所谓”或不置可否的态度，并不予以理睬，或者只是浏览而不屑给以回应，这样也会在“网络中可以畅所欲言”的假象掩盖下出现一方保持沉默，另一方声音越来越大的“沉默的螺旋”。

　　e、来自第四方（供应商、政府、传播者自身之外的人），即同在网络中畅游的网民的技术“侵压”。

　　一位加拿大的绝症患者向各BBS发出解除安乐死禁令的呼吁，而另一位电脑专家因为有不同看法，使用一个程序就抹掉了他发出的全部呼吁。这也是造成“沉默 ”现象的一个新因素，即持不同意见的网民采用技术手段的控制，这与以往其他任何形式的媒体传播不同，以往的传播受众之间不存在硬性干扰，只能给彼此造成心理上的软性压力。换言之，网络中“沉默的螺旋”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多了一个“网民之间的硬性压力”。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及思维视角，网络将以往人类的各种传播方式，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某些特征集于一身，尤其是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和匿名性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传播空间，并逐步发展成为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并重的主流媒体。自由也因此被网络传播所“ 神化”，在这种“匿名”虚幻的场景下，“沉默的螺旋”等大众传播理论被一些学者所否定。但是，当我们戳破这个虚幻的美丽泡沫，透析网络受众的真实内心，并联系整个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时，我们会发现：网络时代，“沉默的螺旋”现象依然存在，诺依曼的这个理论依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由于网络传播与其他传播方式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传播方式引发的受众心理的改变，网络传播在宏观层面上对大众传播中存在的“沉默螺旋”现象有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微观层面看，促使 “沉默的螺旋”现象产生的因素也不再简单的像诺依曼所说的社会心理因素中的从众和趋同性，而增加了像“个性使然”、“无谓心理”、“个人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和“网民间的技术压力”等因素和表现形式。

　　纽曼在《重归大众传播的强力观》(1973)一文中提出该理论，并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1980)中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该理论的部分依据是早期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即一个人自己的意见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他人意见的理解。

　　一、大众传媒与沉默螺旋

　　由于个人的感受和判断大多来自媒体所提供的讯息，人们常说在媒介面前感到无助，这种无助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获得大众对某种事业或观点的支持的困难，其二就是人们在面对大众传播媒介时的无能为力。大众传媒以三种方式影响沉默螺旋：一是对何者是主导意见形成印象，二是对何种意见正在增强形成印象，三是对何种意见可以发表而不会遭受孤立形成印象。而大众传媒只要充分发挥它的累积性(传播效果的叠加)、普遍性(广泛的影响)和共鸣性(对某个事件的一致反映)的功能来营造意见环境，就能发挥强有力的传播效果。

　　二、公众舆论与沉默螺旋

　　公众舆论通常是指公众对现实社会中近期发生的、能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事件或某种社会现象及问题所表达的共同态度、意见和情绪。纽曼认为，“沉默螺旋”在影响公众舆论上最为明显。它建立在两个假设上：其一是人们知道什么观点流行而什么不流行，这种感觉能使人们对舆论作出知识性的猜测，并且能够感觉到赞成或反对某一见解的人数百分比。其二是人们根据上述感觉调整自己的意见表达。纽曼作了许多研究以支持这些假设，如“火车测试”的实验、“政治选举”的民意调查等。纽曼通过“沉默螺旋”对公共舆论进行了操作性的定义：“公共舆论是指如果一个人不想孤立自己而必须当众表示的态度和行为。在矛盾和变化的领域，公共舆论是一个人能够表示而不至于有被孤立的危险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并不是像“枪弹论”那样描述的是直接有效地影响公众，形成舆论。它形成舆论与三个因素有关：人类意识到舆论增强或减弱的能力，这种意识的反作用或导致更加自信的表达或导致沉默，对孤立的害怕使大多数人倾向于留意他人的意见。

　　随着对沉默螺旋的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沉默的螺旋”提出了疑问，比如，这个螺旋是否反映了真正的态度变化?有的学者认为它所表达的思想是过时的，因为早在1956年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就提出了“持异端者沉默”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它并未证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拉索莎1991年的研究认为，人们在面对舆论时并不是像诺利·纽曼所主张的那样无助，而是受到诸如人口变量(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自我实力和对自己的位置的信心等的影响；有的学者则认为这种理论似乎在教唆政治家利用媒体操纵民意。

　　“沉默螺旋”成为涉及个人交流和媒介传播渠道的一个现象。媒介公布舆论，为主导性观点提供证据。个人是否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根据主导观点而定；媒介进而注意所发表的观点，螺旋从而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