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恶习: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两个经典隐喻之一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指出，他的理论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只是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确保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有了他，经济学丧失了以亚当·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了，从而经济学变成真正自治的东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从它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 ”这样的逻辑了 。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 “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 。李嘉图的这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相似之处。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虽然名称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不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征并丢弃其他的特征而从中抽象出来的。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 。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亦有经典的评价，“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交换鱼和野味......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

　　抽象是必要的，但是直接用抽象的东西去解释错综复杂的现实却是一种“恶习”。如何避免这种倾向呢？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的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是一种正确的方法。马克思把这种方法归结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上升到经济范畴复杂规定性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同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李嘉图企图在价值形成的逻辑层面上直接说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一分配问题。）……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或许能求出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 。李嘉图的错误就在于试图把“方”直接变成“圆”，在阐述方法上缺少历史的和逻辑的“中介过程”。由于“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揭示从本质到现象转化的 “中介”和“中介过程”。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经济学完全否定和极端排斥的片面倾向得到了纠正，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倾向，这种倾向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惟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基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存在，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成为我国经济学者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并有大量的论著问世。“两个范式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的现实状况是，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一下一些突出的问题，“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水平的教员比较缺乏……，重视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仍然比较严重” 。

　　在实际学习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于抽象，脱离实际，意识形态的意味太重等成为大家不愿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理由，上述这些看法与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这些表面的判断成为远离、甚至厌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由实际上意味着对经济学方法论层面关于抽象和具体、实证与规范等基本范畴的理解过于粗浅。在“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这两个隐喻的分析部分已经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待这两个范畴的科学态度。其实关于这两者的争论背后隐藏的是对关于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更为一般的关注。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不仅使其它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长期处于“学术与政治”的现实语境之中，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时充当错误政治和政策的辩护工具，这些都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声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的话语方式下的确导致很多学者把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受忽视和攻击的主要原因。因为摆脱意识形态的统摄而独立就是通向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被多数学者视为方法论前提。“许多社会科学家坚信：有效应用的最佳途径是客观地从事研究和理论建设，免除意识形态和哲学争执的干扰。……社会科学在过去几十年的进程就是由自然科学的模式如此引导的” 。其实，合理的评价的积极参与，从根本上说来，是认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正是认识能动性的根源之一。其实，“所谓“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的终结”，一部分是出于一些学者的善良天真，更多地是出自“意识形态的掩饰”。……他们心目中的终结，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全球的占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 。

　　D·麦克雷指出：“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广为人知的这类词语包括‘稳定的民主’、‘发展’、‘人均福利费用’、‘实际国民收入’、‘社会流动’ ……这些词各有其社会价值评判的涵义。不过，我们可以小心地讲出它们来，就像它们没有那种涵义似的” 。其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这个难题出路不在于“告别意识形态”，而在于对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做出正确的理解。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一般地讲，经济学家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他们的专业能力……在于能够很好地理解一种经济体制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正常运行的” 。

　　凯恩斯也曾公开表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直接反映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思想体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属于意识形态。例如，伦敦大学奇克教授说：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于同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定阶级意识、价值观念系统的集中表现，它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目的，其中有的妨碍人们达到客观的科学认识，有的则需要和有利于客观的科学认识。J·C·豪尔绍尼认为“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影响着经济学家所作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作出的判断” 。

　　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避免的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方法论困惑。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马克思写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学者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的反应，能更好的回答这种现实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随便套用的庸俗的做法。你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的确，用马克思主义来注释和解说某些政策，已经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去了“过多的侮辱”。

　　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但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理论研究的批判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只赞成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不赞成其基本的核心理论，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在讲授和学习马克思经济学时完全无需回避它的意识形态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直面这一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新的经济事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从当前的现实出发，从整体的联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创造性发展是今天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