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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夏出生于1801年,去世于1850年。巴斯夏家境不错,有庄园,也开有工厂。25岁那年,他的祖父去世,他继承了现在出售的这个庄园住宅,庄园内则有三块出租地。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对理性的狂热,他曾经在这里进行过农业试验,结果失败了,只好由着那些农民按照习惯去耕种。他后来又经过商,到了四十多岁以后才开始写作经济学。大概正是试验的失败和从商的经历,让他偏离了法国唯理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思想气质上更接近于英国人,尤其是当时鼓吹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学派。也因此,在他的祖国,没有几个人对他感兴趣。
破窗理论,就是巴斯夏第一个提出来的,出现在他最著名的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的第一节:调皮的小孩打破窗户,房子主人可能心疼,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好事,因为玻璃工厂、玻璃装修工都有生意可做了,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
但有趣的是,巴斯夏提出这个概念,是作为批判的靶子的。在他看来,主张这种破窗理论的经济学家,属于那种“坏经济学家”:有很多事情,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而“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
不幸的是,经济学中,类似这种破窗理论的东东却很多,而巴斯夏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批判这些谬误。在这些文章中,法国人的机智被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巴斯夏的文章中,经济学理论的严谨,与写作的机智、雄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充满了有趣的寓言、辛辣的反讽、机智的辩论,阅读他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愉悦。
巴斯夏非常善于利用比喻。谈到贸易保护主义时,巴斯夏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虚构故事说:看到某个商人从比利时进口低价铁,某个巴黎的铁加工厂主大为生气,如果他自己全副武装跑到边界线上阻止进口交易,就会遭遇商人个人的抵抗,甚至被投入监狱,这位苦恼的工厂主想到了巴黎的法律工厂,于是他跑到巴黎向议会讲了一套歪理,然后,国会就通过法律,对国产铁实行贸易保护,于是,就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那位商人从比利时购进低价铁,而只能购买国产的高价铁。
同样,当政府确立垄断的时候,的确给某些行业带来了好处,但却损害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当政府扩大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时候,它就减少了民间更有效率的投资。总有人指望政府的保障,而在巴斯夏看来,“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长一只手。它总是长着有两只手,一只手管拿,一只手管送,也就是说,国家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需先得干第一件。”国家不可能自己创造出财富,他用来帮助一部分人的钱,总是出自另一部分人的腰包。而且,由于政治过程的本质,往往是从穷人、弱者腰包掏出来,装进富人、强者的腰包,即使民主国家也不能例外。
关于公共工程,据说,伟大的拿破仑在下令挖开一条沟然后又填上之时,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很有博爱精神的事业,他也曾说过,“这样做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想让财富流入到劳动阶级中。” ——这种说法,让我们联想到罗斯福的新政。巴斯夏则指出:表面上,它似乎创造出了一点点就业机会,并且搞得大张旗鼓,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它却掩盖了一个事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却因此而被排挤掉了,这是看不见的。
巴斯夏的话仿佛专门就是针对20世纪后半期的政策经济学家们说的。看来,天底下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谬误的东西的正确的东西一样,是永恒的。这就是人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