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螺旋

三螺旋(Triple Helix)

　　三螺旋是指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创新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是一种创新模式。该模式由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颇彻斯分校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亨瑞·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 创立， 旨在通过三螺旋来研究大学、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三螺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创业型大学上。

　　一、三螺旋的静态特征：内核外场模型

　　三螺旋理论假定大学、产业和政府三个机构范围每个都可以“起其他机构范围的作用”,三者相互作用产生大学科技园、孵化器、衍生公司等混合组织。但绝不是说这三者之间根本没有界线。

　　过去对这个模式的描述过于笼统,似乎在三个机构范围之间不存在任何界限,尽管一再强调它们彼此间“保持独立地位和身份”;此外,它也缺少精确的指标和定量测定技术方法确定边界。本文利用物理学中“场”的概念,基于对科学技术场的研究提出三螺旋场的概念,发展一种分析三股螺旋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的方法。

　　我们把每个螺旋都描述成具有内核区和外场域的机构范围(见下图) 。如大学有它的内核区,与其他机构保持相对独立;同时也有与其他机构充分相互作用的外场域。大学能起产业的作用(创业) ,但它不是企业。如果某机构范围不能保持相对独立性,那么它将失去自己的本质特征。

　　只要场存在,在它周围空间就有能量。这个能量的大小(场强) 表明它对外影响力的大小。如果E代表总场强, Eu , Ei , Eg 分别代表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各自的场强,那么三者的合成就是E = f ( Eu , Ei , Eg) 。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从力学的角度说,这个合成场强将对三螺旋的最终轨迹产生影响,即螺旋式地前进:三股螺旋在竖直方向上不断进化,进化的力量来自三者的内在动力,也来自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换句话说,三股螺旋之间互动能促进它们彼此的提升,同时促进区域创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三股螺旋在创新中相互作用,缠结向上,共同演奏区域创新的交响乐章。

　　三螺旋场有助于解释我国校办产业公司(University-Run Enterprises , 简称UREs) 和美国大学衍生公司(Spin-off s) 之间的本质不同。虽然已有少数校办产业出身的科技公司发展成为上市公司且自负盈亏,但绝大多数都归学校所有,由校方指派专职人员管理,所以应处于大学机构的内核中;而大学衍生公司处于大学机构范围的内核外的场空间中。这样,尽管从表面上看它们都对社会创新起了作用,但两者的所有关系实际上有着本质不同。斯坦福大学的衍生公司是斯坦福大学的师生所办,但不属于这所学校。学校只是通过它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e) 的服务获得份额极少的报酬,如2 %～3 %。有意思的是,目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会聚:美国的某些大学也开始出现UREs ,尽管数目还很少;而我国的某些大学校办产业开始改制或脱钩。总之,大学与产业公司之间的关联不仅发生在界面,而且还可能发生在校园和公司内部:大学核内有公司,公司核内有大学(公司学院) 。

　　三螺旋场还能说明从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向三螺旋模式的有限转变,即三个机构范围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均衡,遵从“豪猪原理”。例如,如果政府作用太强,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国家干预主义的模式;如果三者关联太弱,就会没有足够的力量相互作用,导致自由放任主义模式。理想的三螺旋应当是三股螺旋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如大学贡献最前沿的知识,进行高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发活动;政府贡献最有效的政策,高效的管理;而产业则提供充分的资本和市场发展新技术,形成新公司。因此,分析区域中不足或弱的螺旋并设法加强它是造就理想的三螺旋的关键。

　　二、三螺旋的动态特征：纵向进化和横向循环

　　三螺旋场模型阐明了三螺旋的生成机理,但它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因素参与了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从纵向上看,三股螺旋呈现出进化形态:每股螺旋都在不断完善,谋求自身发展。这形成三螺旋的纵向进化特征。从横向看,这种循环由若干要素的流动形成,包括人员、信息和产品等。如大学的产品主要是毕业生、新科技研究成果和新思想等,产业的产品包括商品、缴税和资本等,政府的产品则包括政策、法规和资金等。这些要素在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之间流动或转移,形成人员循环、信息循环和产品循环。三螺旋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伴随着三股螺旋的纵向进化和横向循环实现的。

　　下图描述了发生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的三螺旋循环。宏观循环在三股螺旋间起作用,微观循环则只发生在每个螺旋内部。前者产生合作政策、合作项目和平台、网络,后者通过内部循环释放产品。

　　1. 人员循环

　　人员循环体现了人才流动。它使思想从一个螺旋进入另一个螺旋,促成机构之间的合作项目和跨机构的理解。事实上,在那些领导人一旦结束行政生涯就只得退休的国家,精英人员循环的缺乏可能是阻碍三螺旋发展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这种人员循环被称为“旋转门”。目前至少可以确认以下三种人员循环。

　　(1) 从一个向另一个机构的单向或永久性流动。曾经是大学教授的高技术公司企业家例证了从大学到产业的人才流动,如A. Bose 从麻省理工学院转到他的声学公司工作,但仍作为兼职教授与大学保持联系。还有从产业到大学的人才流动,最典型的例子是晶体管的发明人之一Shockley ,他在1956 年从贝尔实验室出来开始创建自己的研究公司,在1963 年又从产业进入斯坦福大学成为教授。

　　(2) 双重生命人员,即在大学、产业同时担任重要职务。斯坦福大学教务长F. Terman 为实现他的卓越尖塔战略曾邀请Syntex 药品公司研究主管Carl Djerassi 到斯坦福担任化学教授。Djerassi 把他在墨西哥城的公司的R &D 业务带到帕洛阿图,并同时继续担任他的研究主管职务。

　　(3) 在一个以上机构范围轮流或定期工作,例如斯坦福大学教授William Perry 在从事商业活动和担任半职教授后成为国防部长,后来又回到大学全职从事教授工作;而美国国务卿赖斯此前曾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

　　2. 信息循环

　　基于创新网络的信息循环是三螺旋形成的基础,因为信息交流是组织合作的前提。在信息技术时代,信息交流日益通过各种层次上的互联网络发生。有些网络被用于通告政府政策和基金来源、大学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及其对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影响、产业的合作需求等信息。有些网络还被设计来连接和支撑创新区域。例如将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连接起来的厄勒海峡大桥(Oresund Bridge) ,它既是丹麦和瑞典之间的信息交流网络,也是一个合作创新区域。

　　3. 产品循环

　　参与者之间的产品互需与互惠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加利福尼亚半导体产业新公司的产品一开始出现就引起了国防部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注意,被看做设备小型化的手段。

　　Shockley 等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得到产业认可,如固体物理学应用到改进电话开关装置的潜力等,这加强了研究成果从民用向军用的扩展。二战后大学教员开始接受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极大增强了计算机科学等重要领域的研究活动。产品循环决定着参与者之间是否有相互作用的动机和动力。如果大学不能提供卓越的人力资源、先进思想和科技成果,产业和政府就不会对其有所期盼和需求,大学就很难吸引它们的资金注入;如果政府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法规工具和适当支持,就可能影响大学和产业的创新热情和对政府的期待。当然, 如果产业公司不能提供好的产品、R &D 投入与产出等,政府和大学也不会对其有所期盼和需求。产品循环可以保证三者在利益上的一致。

　　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TH模型）的概念由埃茨科瓦茨 (Etzkowitz) 在 l997 年首次提出 , 并用以解释大学、商业和政府三者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雷德斯道 (Leydesdof)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并提供该模型的理论系统。三螺旋理论利用一个螺旋型的创新模型，描述了在知识商品化的不同阶段，不同创新机构 ( 公共、 私人和学术 ) 之间的多重互反关系。

　　它认为支持区域创新系统必须形成一个螺旋状的联系模式 , 这种缠绕在一起的螺旋由三股构成：一是由地方或区域政府及下属机构组成的行政链；二是由垂直和水平联系的公司构成的生产链；第三股是由研究和学术制度组成的技术一—科学链。

　　产业作为进行生产的场所 ，承担着最终产品问世的重任；政府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 , 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大学则作为新知识、新技能的来源 , 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大学、产业和政府在保留自身原有作用和独特身份的同时，每一个又表现出另外两个的一些能力。三者交叉、结合，角色互换多样 ，多边和双边沟通灵活，由此形成持续的创新流。

　　三螺旋创新模型在创新活动中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主体也不同（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the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在三螺旋!中，大学、工业和政府三种主体被定义成机构上的。在其边界上进行的交互是由类似工业联络组织，技术转化办公室和合同办公室等机构来完成的。在三螺旋Ⅰ中，螺旋体被定义成包含市场运作、技术创新（“打破平衡趋向的运动”Nelson & Winter1982）和交互界面控制（Leydesdorff,1997）的不同信息交互系统。这些不同功能间的交互又会在诸如技术转化或专利立法中产生新的信息交流机制。在三螺旋Ⅱ中，制度层面的大学、工业组织和政府除了完成他们自身传统的功能外，同时还担当起其它创新的角色。如大学创建工业组织的雏形，或者作为区域创新的组织者扮演准政府的角色（Pires & Castro 1997;Gulbrandsen 1997）。

　　Henry Etzkowitz说明了三螺旋模型在知识的创造、扩散和利用方面产生和变化的四个步骤（Etzkowitz,2002）。①在每条螺旋线上都有内点的角色变换。研究型大学在社会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它们不仅仅教育培养学生和从事科学研究，同时也承担了知识应用化的重任。新的大学使得学术和产业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企业间建立起研发的联盟以及政府承担起风险投资的作用也是同时发生的变化。②螺旋线的互相影响。例如：美国政府不断修改专利法的条文以鼓励技术传播。③三条螺旋线上的网络和组织产生新的三边联系，从而刺激了组织的创造性和区域的内聚性。例如：硅谷鼓励三创新主体中的成员之间进行交互和所谓的“头脑风暴”以产生新思想。④螺旋体对各螺旋线的创新主体成员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产生递归效应。知识的商品化不但改变了大学教授对他们研究成果的认识，同时也改变了大学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关系的变化，知识及其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才得以解释。

　　TH模型的创立就是为了揭示创新的动态性，以及知识开发与传播机构之间的复杂网络。TH模型的基本思想标志着创新政策从传统的线性关系向拥有众多创新参与者的动态网络模型的改变。TH模型的创始人认为，大学—产业界—政府这三个领域重叠成的三螺旋结构逐渐成为国家、区域与跨国创新系统的核心(而非外围)(Etzkowitz, 2003)。

　　在很大程度上，TH模型的出现对传统的创新方法提出了挑战。人们认为，传统的创新方法强调从科学发明直接面向技术应用与产品制造，忽略了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有学者提出，新的知识生产系统考虑了复杂的市场情况，强调开展跨学科研究，综合不同的理论来研究知识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