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于1944年出生在印度孟买，1963年获孟买大学理学(数学)学士学位，196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77年当选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院士，自1981年起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同时被世界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曾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牛津大学任教。199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2001年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2002年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2005年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

　　迪克西特曾获多个奖项或称号：1985年获印度计量经济学会马哈兰诺比斯纪念奖，1994年获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称号，2001年获布达佩斯大学冯·诺依曼经济科学和公共管理学奖。

　　迪克西特最有影响的论文是他与斯蒂格利茨合作发表的《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一文，该文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巨大浪潮。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理论一开始是以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为基础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表现出报酬递增的特性，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新古典理论已无法描述现代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现实。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建立数学模型的努力因面临多重均衡解的困境而一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借助特殊的恒定替代弹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效用函数描述消费者对差别化产品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多样化消费与差别化产品垄断生产的报酬递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首次以严格的数学模型（即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简称“D-S”模型）解析斯密－杨格的报酬递增思想的微观基础。D-S模型表明，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及厂商在生产差别化产品上的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决定了在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将现有资源分配于有限种类的产品的生产既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率，又可以实现分工和由此而来的多样化消费导致的更高的福利水平。但是，“当品种更为人们所欲求时，即当不同产品为不完全替代品时，将每一厂商的产出水平推进到穷尽所有规模经济的程度，这样的做法一般并不是最优的。”最优状况只能是一定品种数量和一定程度的生产规模经济的组合。随着经济中积累的可用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增加，现有品种专业化生产中潜在的规模经济将被充分发掘。由于消费的无弹性，现有品种的消费将趋向饱和。此时，社会便将相对富余的资源转移到新产品的生产中去。新产品的引入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消费者福利（或真实收入）；另一方面，由此而来的分工的扩展又为进一步发掘新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的潜力开辟了空间。这就是由分工和市场容量（收入和劳动力）的扩展所形成的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过程，亦即杨格所谓的“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报酬递增的动态机理。

　　D-S模型的建立，为贸易和增长理论界的创新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作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二次与第三次浪潮而崛起的新贸易与新增长理论无一例外地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其中，新增长理论则被称为D-S模型的时间动态版本。20世纪90年代，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浪潮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由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等人建立的一系列新经济地理模型被称为D-S模型的空间动态版本。D-S模型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报酬递增理论革命还为此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具有冲击诺贝尔奖实力的一流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保罗·罗默等。

　　迪克西特理论与新经济的内在联系

　　在互联网业，人们经常提到水泥加鼠标。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远没有水泥加鼠标外在结合这么简单。我认为，新经济是旧经济内部矛盾的产物，具体说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强调多品种的范围经济是旧经济中产生新因素的萌芽。研究多品种的经济性，就成为研究新经济发生学的重要问题。

　　循着这个线索，应该特别注意传统理论中那些包含新经济思想因素的理论。像安德森长尾理论这种典型的新经济理论，背后是钱德勒“古老的”范围经济理论。但钱德勒是研究经济史的，只谈经验，没有建立数学模型。迪克西特正好提供了钱德勒背后的数学支撑，将品种这个维度，第一次数学化地引入经济学内核。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正在形成一个新经济理论轴心。

　　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了解托夫勒关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这一说法，就会明白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这个理论轴心在说什么。托夫勒的说法，内在隐含的正是一个“数量—品种”框架：以数量为竖轴，品种为横轴，传统工业化特征，品种上是少，数量上是大（合起来就是短头）；新经济的特征，品种上是多，数量上是少（合起来就是长尾）。D-S模型就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函数解析；长尾理论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统计分布（长尾理论名称来源于“长尾分布”这个统计学术语）。钱德勒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系中的利润选择。区别在于，安德森通过统计讲故事，听众是普罗大众；钱德勒通过历史讲管理，听众是管理学家；迪克西特通过数学讲经济，听众是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可以算半个新经济学家。

　　迪克西特讲的是什么故事

　　迪克西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经济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

　　代表过时的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学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数量和价格关系，迟迟没有把品种这个维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体系内核。表面原因是一直没有找到表述品种的数学方法（这一点被迪克西特于1970年代中解决后，情况有所改变），深层原因是理论上的不兼容。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所有具有新经济萌芽因素的理论，如范围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罗默理论、区域经济学、产业集群思想、空间经济学、都与范围经济有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种协调问题。杨格指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汪丁丁解释知识经济说，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是钱德勒范围经济定义的知识版。

　　深层的背景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的特长在于协调，它的经济作用是降低多品种的协调成本。如果多品种的经济性得不到经济学论证，互联网的价值就始终进入不了经济学视野。由此引伸出来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新经济问题，就更找不到理论根据。而品种多样化、或者说多品种的经济性，是经济学家能听懂的新经济问题的表述方式。

　　迪克西特本人并没有使用范围经济这个术语，它把范围经济表述为另一种规模经济。他沿着马歇尔的传统，用规模经济表述范围经济，区别只在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的不同。说迪克西特是半个新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的理论是一种准新经济理论。这点不同于钱德勒和安德森。

　　真正的新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中的包含新经济因素的理论（准新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表现为：第一，准新经济理论把少品种与多品种的矛盾，理解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即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矛盾；新经济理论进一步认为属于生产内部（如少品种生产与多品种生产）和消费内部的矛盾。在这点上，钱德勒与安德森虽然数学上不如迪克西特，但认识比他彻底。第二，同样强调产品多样化现象，准新经济理论认为证明的是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新经济理论认为证明的是关联化协调的作用。杨小凯大大发挥了迪克西特理论中传统的那一面，把新经济融合解释成了旧经济分工，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三，同样强调一加一大于二（Superadditivity）的报酬递增现象，准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专业化，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打破专业化。第四，准新经济理论依赖垄断竞争框架，新经济理论可以推广到完全竞争框架。第五，对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无差异曲线的凹凸性的理解不同。

　　本来，分工离不开协调，协调离不开分工，争论分工创造财富与融合创造财富，似乎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式的诡辩。但我认为，有一个判据，可以把谁为主导的意义显示出来。这就是追问：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还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这是钱德勒思考的问题，他比迪克西特与杨小凯站得更高。迪克西特的局限在于固化了“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这个规模经济假设，而没有将互联网现实中越来越常见的“品种越多，成本越低”内生于模型之中。这点远不如不懂高级经济学的安德森。

　　但不管怎么样，迪克西特第一次提供了品种多样化的数学分析工具，为将来的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分析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前提，为互联网作用进入经济学内核提供了可能，这个功绩就已经很大了。

　　印度迪克西特、阿玛蒂亚·森两位诺贝尔奖级的经济学家，都在新经济的基础理论层，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前瞻性见识这个层面上，已经构成了印度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全体一头扎进第二次浪潮（工业化）过时问题中难以自拔，不往前看，见识上的差距是明显的，把握不好上游机遇有必然性。

　　迪克西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微观经济理论、博弈论、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增长和发展理论、公共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他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均已成为经济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名著或经典教科书。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近150篇。

• 《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1976）
• 《均衡增长理论》（1976）
• 《国际贸易理论》（合著，1980）
• 《不确定性下的投资》（合著，1994）
• 《经济政策的制定》（1996）
• 《策略博弈》（合著，1999）
• 《非法行为与经济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