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冯·密塞斯

路德维希·冯·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

　　路德维希·冯·密塞斯1881年9月29日在奥匈帝国的伦贝格出生，于1973年10月18日在纽约去世。密塞斯是奥地利铁道部门一个维也纳建筑工程师的儿子，后来成为物理学家的理查德·冯·密塞斯（Richard von Mises）也是路德维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则死于婴儿时期。当路德维希和理查德还小的时候，全家搬回了他们原先的祖居地维也纳。1900年入维也纳大学，1906年获法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成为该校著名的庞巴维克（Bǒhm-Bawerk）研究班的领导成员。1913—1934年，密塞斯在维也纳当无薪教师（其报酬直接来自学生的学费），主持一个经济理论研究班。1909—1934年，他是维也纳商会的经济学家，担任奥地利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

　　因对纳粹势力蚕食奥地利深感不安，密塞斯接受了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职位，1934—1940年在那里任教，此后他移居纽约。1948年他成为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在1969年退休前，他继续在那里教一个经济理论研究班。当他87岁高龄时，仍然精力旺盛，充满生气。

　　在1900年他就读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受到了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大量影响。密塞斯的父亲死于1903年。他在1906年取得了博士的学位。

　　在1904年至1914年之间，密塞斯参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欧根·博姆-巴维克（Eugenvon Böhm-Bawerk）的授课。密塞斯本人则在1913年至1934年之间于维也纳大学授课，同时他也担任了奥地利政府的经济顾问。为了躲避国家社会主义对奥地利的威胁，密塞斯在1934年逃往瑞士的日内瓦，并在那里担任国际研究学院（Graduate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教授直到1940年。他在1940年移居美国的纽约市。他从1945年开始一直担任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退休为止，不过他始终没有从大学领取薪资，他的生计是由一些赏识他的商人所资助的。尽管他的名望日渐增长，但他仍直接将自家通讯地址列于电话簿上，并且欢迎所有学生前来拜访。密塞斯在1973年于纽约市去世，享年92岁。

　　密塞斯以古典自由主义者自居，撰写了大量的作品、也进行了许多的授课，他也被视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在经济学领域撰写了很多有关以下两种问题的著作：

　　1.货币经济和通货膨胀

　　2.政府控制的经济体制和自由贸易之间的差异

　　密塞斯主张对于货币的需求纯粹是出自于它能用以购买其他货物的功能而产生的，而非为了货币本身的目的，也因此任何在没有黄金支撑下对于货币供给的扩张都会导致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他另一项突出的理论是主张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注定了社会主义的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这个理论也被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如哈耶克）进一步阐述。

　　在Interventionism,An Economic Analysis（1940年）一书里密塞斯写道：一般人对于政治术语的使用是相当无知的。什么叫做“左派”而什么又是“右派”？为什么希特勒会是“右”，而斯大林会是“左”？谁是“反动派”和谁是“革新派”？对抗一个愚蠢的政策绝不应该被谴责，而推行会导致大混乱的“革新”绝非可取的行为。任何东西并不会因为它是新出现的、激进的、和时尚的就会被接受。“正统”的原则如果真的正统那也绝非邪恶。究竟是谁在反对劳工？是美国的那些资本家吗？还是那些企图将劳工地位降至和俄国一样水平的人？谁才是“民族主义”？是那些希望保持国家独立的人？还是那些企图将自己国家置于纳粹魔爪之下的人？

密塞斯其他的著作还包括了Human Action、Socialism,Liberalism、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Bureaucracy、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密塞斯在经济理论上的多方面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Menger）—庞巴维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和方法论之上的。与边际效用理论中杰文斯（Jevons）和瓦尔拉（Walras）的分支学派相比，奥地利学派致力于个人行为的逻辑分析，他们着重研究逐步的过程分析，而不是注重未必实际存在的静态一般均衡。而且，对奥地利学派来说，“研究目标”是从个人效用和行为到价格的非线性“因果遗传”（Causal－genetic）流动，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数学函数的相互决定。

　　密塞斯的首项开拓性成就是把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扩展至货币。在其《货币与信贷理论》一书里，他成功地把货币同微观理论结合了起来，论证货币的边际效用与其他商品的效用及货币的供给如何互相作用来决定货币价格。通过这种论证，密塞斯解决了“奥地利学派循环论证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任何因果遗传理论家都难以克服的障碍。既然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对它的需求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在交换中购买其他商品，必须保证事先存在着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才会产生对购买和持有货币的需求。那么，怎样才能解释那种购买力即货币价格的存在呢？在其“回归定理”中，密塞斯在门格尔关于货币起源见解的基础上论证说，对货币的需求可逻辑地推回至货币商品成为货币以前的“日子”，那时它有购买力只是因为它作为有价值的商品来交换，因此，任何货币在市场上都必须还原为有价值的非货币商品，而不能通过国家的强制或根据特定的社会契约来开始。

　　《货币与信贷》还有许多其他著名的贡献。虽然密塞斯的过程分析从表面上看类似于货币数量论，但它证明了货币对相对价格和收入的不可避免的非中性影响。实际上，他摧枯拉朽般地批驳了诸如费雪（Fisher）的交易方程式和稳定“价格水平”思想之类的中性货币概念。而且，密塞斯发展了现金平衡分析，这种分析不同于剑桥学派，它以个体而不是以总体为基础。密塞斯在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前，就以李嘉图（Ricardo）的商品排列方法而不是以卡塞尔的价格水平方法为基础，论述了在不兑现纸币下交换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

　　《货币与信贷》也重温了李嘉图货币学派的这种见解：货币供给数量并不比其他东西更能令人钟爱。因为货币的惟一作用是交换，货币量的增加只是使得每一货币单位的购买力降低，并不能带来社会利益。密塞斯推断说，部分的银行准备金，或者“循环信贷”，会引起通货膨胀，扭曲价格和生产。他指出，理想的银行业制度，应有100％的银行准备金，且要求保证金是标准金或标准银。另一方面，比C·A·菲利普斯（C．A．Phillips，1920年）早8年，密塞斯就指出，任何单个银行在扩大信贷时肯定应受到严格限制，以致中央银行业务的废除能扩大到消除通货膨胀性银行业的问题。

　　最后，在分析边际效用时，密塞斯吸收了他在庞巴维克研究班的一个学友切赫·弗朗兹·丘海（Czech Franz Cuhel，1907年）的见解，证明边际效用决不会是可测度的数量，相反，它只能是严格的序数主观偏好排列，因此不会存在作为边际效用之和的“总效用”，只存在依随“边际”的大小（即人们选择的实际单位）而变化的边际效用。

　　虽然庞巴维克研究班专门用了两个学期讨论《货币与信贷》，但奥地利学派还是反对这种新发展。密塞斯着手建立他自己的“新奥地利”学派，在奥地利商会办的他那著名的双周私人研究班人员是该学派的中流砥柱。主要的参加者和追随者包括F·A·哈耶克（F.A.Hayek），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威廉·勒普克（Wilhelm Ropke），理查德·冯·施特里格尔（Richard Von Strigl），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埃里克·沃格林（Erich Voegelin），格奥尔格·哈尔姆（Georg Halm），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

　　20年代密塞斯发展了起源于《货币与信贷》）他著名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与一般微观理论相结合的少数学说之一。密塞斯的“货币不恰当投资”理论是借鉴了货币学派、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威克塞尔（Wicksell）关于自然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区别等而建立起来的，它把繁荣一萧条周期看做是通货膨胀性信贷扩张的必然产物。这种扩张人为地压低利率，不仅导致在消费商品上投资不足，而且也引起在高级别资本品上不恰当的投资过度。任何信贷扩张的停止都是投资不当和缺乏足够的储蓄的结果，随之而来的衰退消除了对繁荣的扭曲，恢复健康的经济。

　　密塞斯于1926年创立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他的周期理论后来作为解释大萧条的一种见解而受到青睐，他最重要的学生和追随者是哈耶克。哈耶克曾详细说明过这个理论，1931年移居至伦敦经济学院，对正在成长中的那一代英国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幸的是，拥护凯恩斯（Keynes）革命的热潮冲掉了这种影响的大部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社会主义时，密塞斯写出了经典性的文章，证明社会主义政府无法在经济上进行核算，因此无法组织复杂的工业经济。在20年时间里，欧洲社会主义者试图驳斥密塞斯的论点，密塞斯不仅预料到他们会反驳，而且还在20世纪40年代末明确地把他们驳倒。既然社会主义无法核算，国家干预只不过是以解决问题之名行造成问题之实，那么，惟一可行、真正繁荣的经济就是自由放任。在以日益增强的中央集权经济统制和集体主义为标志的一个世纪里，密塞斯作为自由放任的坚定不移的坚持者而在学者中独树一帜。

　　奥地利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从捍卫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起步的。在日益上升的逻辑实证主义潮流中，密塞斯这时详细论述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人类行为学”。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规律是通过对一些不言而喻的公理（诸如人类生存和追求的目标）进行逻辑推论而发现的。人类行为学发展了人类个人行为的逻辑含义。历史事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复合结果，它们并不是简单一致的事件，并不像实证主义图式那样可用来“检验”理论。相反，先验的理论必须用来解释和理解历史。

　　密塞斯毕生事业的顶峰是，通过构建系统的经济理论大厦，通过完成新奥地利学派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结合，把他的方法论规则付诸实践。这篇不朽的论文首先于1940年在德国出版，后来在他的英文著作《人之行为》中加以改进和扩充。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恢复了费特（Fetter）的纯粹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它是一种主观成本理论；它着重强调损益是经济的动力，利润是对企业家进行了成功预测的报酬。尽管密塞斯在后半生遭到流放，世界和学术界都有反对他的倾向，而且他也一直只是个访问教授，但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情，努力创作，逐渐地在美国赢得一批新的追随者。自他逝世后，人们重又对他的思想和著作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包括在奥伯恩大学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