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Su Nan Model）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苏南模式”是由费孝通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 　　 　　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苏南地区毗邻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苏南地区的农民与这些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苏南地区还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祥地。早在计划经济时期，苏南地区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为发展乡镇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和必要的资金。

　　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两种路径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观原因。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南各地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明确支持，促使社队企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它们利用这一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市场空隙，迅速壮大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大量技术工人节假日到苏州、无锡等地，给苏南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

　　因此，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当时的短缺经济，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至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

　　1、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

　　2、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

　　3、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这样做的好处是：

　　1、乡镇企业可以从不多的社区积累中获取原始资本，并可以依靠“政府信用” 从银行取得贷款，还可以无偿或低成本占用社区内的土地资源，廉价使用社会区内的劳动力，从而带来创业成本的节约。

　　2、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誉，为企业取得计划外的原料，促进产品销售和处理商务纠纷，并帮助管理人员规避来自于财产转移和国家政策歧视方面的风险，这也是许多私营企业宁愿放弃部分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争当集体企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3、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4、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人们的产权意识、竞争观念比较淡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此时兴办社区成员名义所有、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社会比较容易接受。

　　此外，政企关系不明、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的特性，客观上也使社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上一些技术含量高但风险大的项目，使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先温州地区。但这种模式带来的长期结果是，集体资源实质上成为政府的资源，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民营经济、基层企业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市场活力长期受到压制。

　　在苏南，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它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而在温州，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资源共享，但如何保证在资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力一般有两种：一是“利益导向”，二是“危机导向”。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基本是出于危机导向，是迫于经济形势的要求。但由于政府利益的存在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制远不是一帆风顺。

　　1998年，随着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空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发生了本质变化，使在同一个空隙中生存的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第一次改制。当时的做法大多是把乡镇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第一次改制并未达到建立起企业内部治理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说，产权清晰了，但集体控股的存在又造成了新的政企合一，使得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开，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二次改制的实质是让市场内生的发展力量发挥作用。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的社会政策职能需要政府来承担。由此出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苏南的经济路径将与温州模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可能导致根本没有独立的“后苏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