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行动理论

沟通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沟通行动理论是德国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提出的理论。哈贝马斯是杰出而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影响力在2O世纪7O年代时已经遍布了欧美。在最近二三十年，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标志之一，此学说涉及非常广泛，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哈氏所提出的理论在20世纪中后期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与世界主导思想相反的。这些学术思潮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运动，还有人们的生活意识上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相互影响、协调发展。例如：近几年来特别流行的“文化多元论 ，将学术层面的理念逐渐与政治、社会、生活等等领域结合起来。而哈氏的 沟通行动理论”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提出来了，并且得到强烈的关注。其中还具有非常争议的部分是因为他企图以普遍性的方式打造一种“规范基础”，来对现代社会中的结构进行分析、批判、描述等等。对于哈氏来讲，沟通行动理论是与现代化世界相融合的必然产物。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科技和生产力进步了，发达的社会对人的统治不再是赤裸裸的，而是科学地、温情脉脉地操纵人的心理，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不仅给人带来了物质享受，同时又建造了一个铁笼把人困于其中。韦伯和法兰克福的前辈们对于此社会状况都走向了悲观主义，认为人类无法走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这个矛盾境地。但哈贝马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可以走出，不能以悲观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不合理想象，而是应该采取一种分析视角解决问题，即沟通行动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以往对行动的研究侧重于行动者本身的目的合理性，但是个人的行动是社会性的，是需要和他人互动的，而非个体的，因此，哈贝马斯提出沟通行动这一概念

　　“沟通行动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行动。沟通的目的是行动者为了协调相互的行动而进行的，这种行动以语言为中介，通过相互沟通而达到。”沟通行动以语言为中介，因此要对语言进行分析。吸收前人关于语言分析的研究成果，哈提出了自己的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的任务就是说明言语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言语有效性基础是什么，揭示沟通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是什么。”

　　包括可领会性要求，就是说言语者必须选择一个可让对方领会的表达以便让听者理解；真实性要求，即陈述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真诚性要求，真诚的表达以便使听者能够相信说话者的话语。正确性要求，意思是言语者要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为了进一步说明沟通行动，哈通过与其他三种行动进行比较：一种是目的行动，行动者通过选择一定的有效手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种手段，而实现某种目的的行动。第二种是规范调节行动，行动者作为社会角色的扮演者同他所属的社会世界发生关系，或者同他通过规范调节的人际关系的世界发生关系。第三种是戏剧行动，是指在公共场合有意识地展示自己的主观情感、品质、愿望等主观性的行动，让观众看到并接受，核心是自我展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是两个以上行动者通过语言交流寻求相互理解、共同合作、协调相互关系的行动。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这三个世界作为理解和解释的框架，并且还有语言世界，具有反思性。以上三种行动没有包含合理性的所有要求是片面的。第一种行动中语言是工具的，第二种语言只是作为传播的媒体不重视语言的其他功能，第三种只重视语言的展示个人魅力作用，忽视语言的认知功能和调节人际关系功能，但是沟通行动模式把语言首先作为直接理解的一种媒体，语言的所有功能在这种行动模式中得到充分运用，只有在沟通行动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表达等功能。

　　在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中，生活世界是沟通行动得以实现的背景和前提。生活世界和沟通行动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沟通行动是在生活世界进行的，生活世界使人类理性地进行沟通成为可能。沟通者进行没有制约的沟通和诚实对话，并达成相互理解与共识，是因为每人都拥有一定的背景资料和知识作为指导，使得沟通成为可能。这种背景资料和知识便是哈所说的生活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沟通得以实现的先验场所。沟通者正是在这个场所里交流沟通，互相理解表达他们的要求，取得共识。另一方面，沟通行动的同时促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沟通行动能够促进这三种结构的转变和发展。首先，在文化层面上，沟通行动将彼此的文化互相交流，产生新的文化。其次，在社会层面上，沟通行动不但能够调节不同的认识和行为，并且有助于促使社会协调和整合。最后，在人格层面上，沟通行动可以实现社会教化的目的，促进个人自我观念的整合与建构。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主要体现在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文化、社会、人格的相互关系上，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文化、社会与人格这三个结构随着人类的发展，不再接受具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控制，而是各自独立起来，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人们建立自我认知，不再依赖于世界观中的具体内容，而是依赖于一些形式因素。符号在生产的反思性，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反思日益占据主要位置。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时间上表明人与人的沟通更多的是依赖于理性的讨论而不是受制于外在的强制力。体制理性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社会的“平等式部落社会”，第二阶段是“阶层部落社会”，第三阶段是“政治阶级分层社会”，第四阶段是“经济阶级结构社会”。

　　在前两个社会中，生活世界和体制并没有分开，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同时发生的，可以说体制的发展是以生活世界里的符号作为基础的，在那样的社会中，不存在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困境。但是到了后两个社会，政治权威的出现导致权力不是来自世袭集团或家族，而是建立在司法制裁之上。权力机制和亲族结构分离，形成了国家。结果语言结构代替了神话色彩的世界观，即人们的日常事务的共识通过语言对话而达到的。在这种结构中，金钱变成了主宰社会的机制。金钱制约人类行动或生活世界。国家机关则是通过科层制的行政构架影响人的沟通行为。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危机，导致人们精神上的苍白和人情的冷漠。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建立“沟通行动理论”来调整生活世界理性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协调这些社会矛盾，并通过对社会的重新再整合，重新规范社会秩序和建立新的社会规则，来扭转西方社会发展之路，走到用“沟通理性”使人性得到解放的理想社会之路。

　　现代社会一方面使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自主性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系统对人的制约也在不断加强。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指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给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现代社会制约人的行动的主要的手段是金钱和权力。人们逐渐习惯于把周围的环境，包括其他人在内都是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殖民化”。金钱与权力代替了语言沟通，沟通行动的动机不再是取得沟通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而是为了满足经验层面的物欲。尽管生活世界在当代受到系统入侵的严重威胁，但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并不能由此对人类文明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沟通的合理化，也就是让对话主体之间在没有任何内外强制力的情况下进行真诚的对话，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沟通。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不仅是从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的行动出发，而且是通过此能够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