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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派在19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派。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是交换价值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生产力要比交换价值和分工重要得多。“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
李斯特还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扩散有其自身规律,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来确定经济政策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生产力源于“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个因素。物质生产力包括“工业力”、“农业力”和“商业力”;精神生产力包括艺术和科学、教育、一般文化事业、国家与社会制度。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体系中,精神生产力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李斯特认为精神(非物质)生产者之所以具有生产性,是因为他们“生产了生产力”。
李斯特特别重视精神生产力对财富创造的巨大作用。他在一开始提出,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各国的情况相比就可以很明确地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的影响很大”,他将其称为“精神力量”、“精神资本”。他解释到:“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积累的结果”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他还用精神资本来解释古代国家比现在国家人手使用多,工作艰苦,个人拥有土地面积大的情况下反而吃穿却比不上现在的现象。所以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都决定于是否能够将前人的成就加以运用,并且用自己的能力来加以发扬光大。李斯特的精神生产力不仅体现在个人生产力、各种物质生产部门中,还体现在进取精神、刻苦耐劳精神、重视公道精神、自由独立精神、宗教、教育和道德状况之中。
1.精神生产力。李斯特指出“精神劳动的生产力”概念,把它看做“精神资本”。他指出:“近一千年以来在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这些方面的进步”,以及“许多世代一切发展、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积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精神生产力不仅体现在个人生产力、各种物质生产部门中,还体现在进取精神、刻苦耐劳精神、重视公道精神、自由独立精神、宗教、教育和道德状况之中。
2.自然生产力。指某地区的“现存的天然资源”。对农业而言,指土地资源的富饶程度;对工业来说,指风力、水力、矿产等工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自然生产力并不是一个恒量,它随精神生产力、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而发展。
3.物质生产力。即“工具力”或“物质资本”。它是人们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生产的“物质产品的工具(即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物质资本)。”科技与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机械力量。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二者相互促进、互相依赖、共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4。个人生产力。指个人进行财富创造性的能力。它从本质上讲源于社会,是个人通过社会教化而形成的。个人生产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一方面前者以后者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另一方面前者的充分发展是后者的最宝贵资源。
5.政治生产力。李斯特强调国家与个人的联系。政治生产力体现为:一方面政府向个人提供发挥其生产力的各种社会、政治和法律条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各项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合理地整合个人生产力,使之最大可能地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
6.国家生产力。它是第一至第四种生产力在政治生产力的整合下,形成的总体生产力。国家对各生产力的整合要综合考虑本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使国内分工和生产协作合理有序。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及理论重视的是生产力,而不是交换价值或财富。生产力是构成国家长治久安和持久繁荣的基础,特别是国家生产力,它是个人一切自由或交换的前提。
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问积压的大量工业品开始向欧洲大陆倾销。当时的德国实际上处于内部分割的局面。由于缺乏坚强的中央政权,对内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又无法达成统一御外的关税。就是到了1834年,德国建立起“统一关税同盟”后,还是采用1818年普鲁士税率。这对统一国内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保护国内工商业上并没有什么作为,特别是冶铁、纺织业受到英国严重排挤,他们呼吁关税同盟采取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一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期,亚当·斯密的学说已经征服了整个欧洲。” 尤其是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这样说,“国际贸易自由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为了顺利在德国倾销其商品,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德国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大肆兜售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以科学理论姿态诋毁德国工商业者的保护性关税的要求。而那些在英国倾销商品中可以廉价购买并从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则赞成关税同盟维持其现状。用斯密学说来支持他们国际自由贸易市场,抵制芰税保护政策。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买到其他圈家比较便宜的商品,这样比直接由本国来生产更加节约资金,降低生产费用和生产成本 在李斯特看来,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之所以能普遍流行,主要是基于斯密主义的交换价值理论框架。这种观点强调交换价值,把交换的作用高于创造的作用,从而把国际贸易看成是致富的惟一手段 要想彻底批判这种流行的曼彻斯特丰义, 有拆毁它所赖成立的理论基础,置换到一个新型理论范式上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任何新理论的产生,不仅有其现实及外部史的原因,同时也有内部史即理论内在发展逻辑的原冈。李斯特生产力理论是斯密和萨伊理论逻辑发展的结果。
自从魁奈把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来,一直都把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因而“什么是财富?谁在从事生产财富即什么是生产性劳动?”是古典经济学共同关心的主题,重农学派认为财富只是农业生产的“ 净产品”。因此,只有那些在土地上的劳动,即从事农业活动的人才是生产的 那些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诸如工业、商业以及精神劳动,如科学、艺术等等都不具有生产性。斯密坚决批判重农主义道: 这科学说最太的谬误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看做全无生产或全不生产的阶级。” 实际上。“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即通过交换而实现的。斯密修改了魁奈重农学派的财富概念,把财富看成交换价值即能交换的物品。那些能被固定的某种实物上的劳动才能被视为生产性劳动。显然,工商业是直接增加和固定在耐久物品的价值,并提供交换。所以工商业劳动当然是生产的,而精神劳动者的劳动和仆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劳务,它不能被保存卜来用于交换,所以,精神劳动不是生产的。他说,在不生产的劳动中, 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熏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一但这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象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萨伊是斯密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尽管如此,萨伊和斯密在精神劳动的生产 问题上是截然相对的。他批评斯密道,如果精冲劳动不是生产的,那么如何解释他们又如何凭借自己的劳动发财致富这一事实?萨伊认为这是由于斯密”把财富一语狭隘地限定在有形物质所具有或所体现的价值”。
这样,那些无形产品就必然不是财富的范畴。一般说来,精神生产者的劳动并不直接生产有形产品即交换价值,而是一种无形产品如理论著作、图纸等。自然地。精神生产者当然是不生产财富的 所姒要解决斯密把精神生产者的劳动作为不生产的错误,只有重新界定财富的概念。
在萨伊看来,人的劳动并不是创造物质,只不过改变已经存在的物质形态,以提供该物品所小具有的效用,或者只是扩大了原来的救用,满足人类生活需要,所以说,“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 萨伊运用他这个效用财富观来说明仆么是生产性问题,凡是生产某种效用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从事物质劳动,由于它授与物质以效用,当然是生产的。精神劳动也可以创造另一种效用。即间接地有助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如医生生产了健康,恢复了人们的劳动能力;音乐家、演员生产了愉快,给人充分休息提高人们的劳动能力等等。正是精神劳动也可以生产具有某种满足人类的效用。所以精神劳动也是牛产性的、李斯特针对斯密否定精神劳动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毫无疑问,一切财富总是由脑力和体力劳动得来的,可是,斯密“仅仅把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 ‘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眭质。医师救治了病人,倒不是属于生产阶级,相反的,一个制药工人,虽然他所生产的交换价值(丸药)在化为无价值状态以前的寿命也许只有几分钟,却是一个生产者。象牛顿、瓦特或科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造成这样滑稽的矛盾是缘于斯密的交换价值的财富观。实际上,斯密“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惟一对象,把单纯的体力劳动认为是惟一的生产力”。
至于萨伊,他的效用财富观确实试图想解释精神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这比斯密要前进一步,但他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把使用价值—— 效用当作价值本身结果效用理论导致把人类一切活动都能够解释为生产性的,因为只要人们活动产生某种有用性就可以划为生产范围。事实上萨伊也把赌博、跳舞和赛跑都看作是生产的,甚至他把妓女也纳入劳动者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他虽然批评斯密的交换价值财富观,从本质上他并没有完全摆脱交换价值财富论的影响,也就是说,他有时是站在交换价值立场上看财富的。准确地讲,他只是把斯密交换价值扩大了而已。萨伊“除了确认亚当·斯密所否认的精神劳动的生产力这一点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或独创的见解。上述这一点,根据生产力理论来说固然十分正确,不过与交换价值理论是对立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斯密的理论显然要比萨伊的完整些。” 这就是说,萨伊虽然试图纠正斯密把精神劳动排除在生产性领域之外的错误从而把精神劳动归为生产性的 可是这种做法和他的交换价值的立场相悖。这是因为,精神劳动者的消费行为确实是减少了物质生产和蓄积的总量。这样,从理论的逻辑来看,斯密把精神劳动排除在生产性领域之外反而表现了他逻辑一贯性。而萨伊既不愿彻底抛弃斯密的交换价值观,又想把精神生产归为生产性领域这种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要想解决上述中的理论困境,必然要抛弃斯密的交换价值的财富观。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对经济学说史的重大创新,著名的法国经济史专家吉德曾这样评价过,正是李斯特“阐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著作具有一种永久的理论价值,并且确立了它在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他提出了对当时的理论来说完全是新颖的两个观念。即与世界主义相对的国家主义观念,以及与交换价值相对的生产力观念。”
用生产力观点来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并不取决于一时获得的那种死板的静态的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获得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甚至为了获得生产力可以牺牲或放弃一些暂时的跟前利益。而“流行学派以单纯的价值理论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像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得到任何商品,我们不去买而动手自己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垄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内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经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
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价廉物美工业品,虽然曾有过~段美好的时光,但由于没有及时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这些国家现在已经成了英国的农业国。可见,不重视生产力只重视交换价值,这对于个人的短期利益也许有好处,但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言,不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短期的收益换来的永远是工业强国的奴隶,购买廉价外国货最终结果必然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正因为工业对于一国的生产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还处于工业发展初期的德国,国家必须采取保护幼稚工业政策,特别是对那些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工业部门。那些从英国倾销商品中获益的利益集团,不仅通过无限夸大交换价值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且有意地把贸易自由与宗教自由、内政自由混为一谈,到处宣扬国家干预会直接威胁到个人自由。由此动员拥护自由的善意的人们来反对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实行保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指出,我们不能离开国家的生产力来空谈个人自由 个人自由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的工业化。国家干预经济尽快地实行工业化,就是要增强国家的整体生产力 因而,利用国家的力量促进生产力根本不会成为公民自由的障碍,相反,它是保护和实现公民自由的物质基础。
李斯特正是运用他的新型理论范式即生产力理论,从当时的实际国情出发,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处于强势的斯密主义,在学理上为保护幼稚工业提供了理论基础。李斯特运用生产力理论范式,对关于精神劳动的生产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正是斯密的狭隘的交换价值财富观,使他无视精神劳动的生产性。这显然是与事实相背的。然而,“从生产力理论的观点来看,那些养猪的和制药丸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电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类来说,有些人能够使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继续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螳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与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的高涨。
至于萨伊,“在他这方面,并没有别的路可走,要幺接受亚当·斯密传给他的衣钵,那就是采取那种荒谬见解。认为精神劳动者是不生产的。” 可是,萨伊既然舍不得扔掉新密给他的交换价值财富观。那么要确认精神劳动的生产性这个论题,不仅与其交换册值理论逻辑相悖,而且也会导致把人类一切活动都能解释为生产性的另一种荒谬。实际上“只有当我们把国家的生产力而不只是交换价值的占有看成是国家财富时。我们方才能把精神劳动者称作是生产的。
可见,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表明,他既克服了斯密的狭隘的财富观,又克服了萨伊为把精神劳动纳入生产领域而造成的理论混乱。第一次在古典经济学视界中比较合理地解释了精神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自魁奈建立古典经济学以来,财富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焦点,生产力只是一个边缘性概念。李斯特第一次真正地把生产力引入经济学,并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动态的生产力概念置换静态的财富,把动态分析引入到了成本— —收益分析模型之中,包含了私人与社会的成本—— 收益、短期与长期的收益区分的思想,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古典经济学视野。在方法论方面,运用生产力理论,把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统一起来,从而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李斯特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并且在经济学说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特别要指出的是,正当德国理论界和舆论界大多数人投入到英国人怀抱中为其利益辩护时,李斯特能以自己的民族、国家未来发展为着眼点,运用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坚决抵制处于强势的斯密主义交换价值理论,从而代表了一种学术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