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关于技术发展的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它建立在这样两个原则基础上：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其理论可分为两大类：强技术决定论和弱技术决定论。前者认为技术是决定社会发展惟一重要的因素,而后者则主张技术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代表是埃吕尔，温纳相对而言则是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者。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技术包含了某些它本来意义上的后果，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和要求，引起人和社会做特定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强加于我们的，而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技术循其自身的踪迹走向特定的方向。“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构建了整个社会”。所以，技术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成为一种自律的力量，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支配、决定社会、文化的发展。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是技术决定论的两种思想表现，前者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并给人类带来更大幸福的可靠保障，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人道的价值取向，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

　　社会建构论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价值的社会赋予，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规则、技术价值的内在禀赋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技术决定论者承认技术的社会属性存在，但是它过分强调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对于技术的社会属性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看到技术的社会属性对于技术的自然属性的制约、导引作用。如果说，技术的中立论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间的联系，那么，技术的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则是过分夸大了技术两种属性中的某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美国学者怀特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技术决定论的恰当表述。他认为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大系统，这个系统由居于结构底层的技术系统、居于结构中层的社会系统和居于结构上层的观念系统这三个亚系统构成，他写道：“我们可以把文化系统分为三个层次……这些不同的层次表明了三者在文化过程中各自的作用：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和首要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因此，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社会系统的形式，而技术和社会则共同决定着哲学的内容与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技术系统是人类用于征服自然、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生产工具是这个系统的根本标志。通过以上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表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推论：1.观念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价值就在于推动和促进技术系统的发展，凡能够推动和促进技术系统发展的就是好的观念和社会，反之不然。2.判断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变革。3.美好等于生产，生产得越多、越快，人类的幸福就越多。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表述和其推论共同构成了西方近现代发展原则的纲领。

　　批判技术决定论，并不是由于它缺乏客观性，不能与社会现实相对应，事实上，技术决定论从本能的意义上恰当地描述了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特征。并且，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活动，这种发展原则几乎被所有国家都认可了。我们现在批判它是因为它过时了，而且是有害的，它不能适应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要解决新问题，就必须批判技术决定论。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才可以彻底地抛弃它，才可以真正地理解新的发展原则。

　　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观念是逐步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有背景、有过程、有结果，可以说批判的过程也是解构的过程。技术决定论建构的背景是近代以物理学为代表的新科学。新科学成为技术决定论的背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知识上有巨大的优越性，更为主要的另一方面在于新科学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在16世纪，出现了一门新学科，就是伽利略所说的“新科学”。它既具有数学那种推理的严谨性，它所关涉的又是实质存在的物体。这门学科的知识既以严格的推理为依据，亦得到感官观察的保证，这种两端都有所凭依的知识，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就是物理学。正因为新科学在知识上有这样的优越性，所以它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以往人类的理性认识，为人类的理性打开了新的视野，神学独尊的时代开始被科学独尊的时代取代，科学逐渐取代神学成为新的知识立法者，重新为理性定义。科学成为理性的唯一形态：唯有经过科学方法的洗礼，才有资格进入理性之域。

　　新科学同时有巨大的实用性。逐渐地，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应用和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科学——技术的这种循环互动直接引发了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肇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参与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将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历史力量。

　　总之，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从学术界到一般民众都有意无意地抱有一种常识性的见解，认为以物理学为代表的新科学所揭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一种终极的实在，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都以此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来考虑问题，很少有人对这个前提本身表示怀疑。

　　这里明确地指出近代物理学奠定的这个思想背景，那就是近代的机械自然观，它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人与自然相分离，人是自然界的旁观者；二，自然界是按照数学原理设计的；三，物理世界的还原论说明；四，自然界与机器的类比。”

　　在此思想背景下，技术决定论的产生非常自然，人与自然的分离使人们以为文化是一个无需任何能动的、发展着的自然的佐助而可以自行发展的系统，科技作为其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部分能够自我决定、自我发展，能够自动创造出一个美好的属人世界。这一点无疑是受了机械决定论的影响。

　　技术决定论建构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近现代文化对自然的除魅过程，一方面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对其他文化的除魅过程。科学诞生之前，人类的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对大自然产生的影响是微小的。相反，人受到自然的束缚，对自然敬畏有加。马克思曾写到，初民“像牲畜一样”被自然界的“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所吓倒”。科学的诞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在人们的观念中，关于自然的神话逐渐消失了，随着自然力的实际被征服，世界完成了人们所说的“祛除巫魅”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力量使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终于得以昂起征服者高贵的头颅，难怪人们会对技术的力量赞叹有加了。

　　同时，由于科技力量的推动和提供了条件，资本同时渴望寻找更多的原料和市场，西方殖民活动开始了。配合这种活动，出现了技术决定论的文化观念，认为科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必然落后，欧洲人负有“帮助”落后民族，使之纳入“世界历史”体系的责任。黑格尔曾在读过1797年出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后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在他看来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终于，历史提供了这种“若干因素的结合”——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这种最强有力的语言同中国对话，迫使“天朝”屈服于西方的语言，中国终被纳入“世界历史”之中。技术决定论成为“强权即真理”的内在逻辑。

　　与以上技术决定论建构过程的两个方面相对照，使这种建构最后产生了两种结果：一，自然遭到极大破坏；二，全球社会陷入自杀性竞争。这也就是进入20世纪后期的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在这种自然观的支配下，随着生产力呈现加速增长趋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破坏也呈现加速增长，基本的事实是：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上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非再生资源，仅仅在过去二百年间就用尽或毁掉了至少一半；由于工业废物的倾入，河流遭受严重污染，使世界大多数地区自来水已不宜饮用，联合国发出警告：水将成为21世纪世界最关注的问题。按照一些环境主义学者的观点，若把无偿占有的自然资源和以后开发消费造成的环境破坏同时计入成本，以当代的可比价计算，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个亏损型体系，人类赖以生存的公共资源面临枯竭的危机。

　　在技术决定论的文化观支配下，世界近五百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个野蛮的非正义的扩张史，是在欧洲诞生、发展的殖民——资本——帝国主义文化以极为破坏性的方式摧毁世界其他文明的历史。这是一个较野蛮战胜较文明、较极端战胜较宽容文化的历史进程，弱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和扭曲，也渐次演变成为不宽容的文化。是的，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甘受“现代化”之辱——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而不同样拿起“现代化”为武器来反抗压迫和掠夺，重塑文化自尊的。

　　但是，现代化的经济范式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20%，却占有和消费着全球80%的资源。仅美国一国，就以不到5%的人口消费着世界上1/3的资源。也就是说，要在全世界实现“美国梦”，这个地球的资源只能维持八亿人的消费。这一赤裸裸的生存现状是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就能说清楚的。由于竞争的需要，许多政府通常都不愿意执行那些削弱民族工业的竞争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政策，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许多政府宁愿容忍由化肥、有毒废弃物的堆积和放射泄漏引起的严重环境退化，却不愿通过生态法令来限制经济财富的创造。军备和战争本来是人类自相残杀的行为，全世界每年直接和间接投入的资金竟达到一万亿美元，而全世界每年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不到此数的百分之一，可见本末倒置到何等程度。

　　技术决定论就是这样以近代物理学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背景，伴随对自然和文化的除魅过程建构起来的。它的错误就在于由这种决定论必然推出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价值一元论的根本追求和迷人之处在于，它并不宣称只要一种价值和不要其他价值，相反，它宣称要一切价值而且许诺总有一天所有价值都可以实现。科学登上历史舞台后，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者对技术系统的价值推崇倍至，认为只要实现了技术系统不断发展的需要，其他价值也都迟早会实现。不是像有些论者认为的那样，技术决定论者是见物不见人，相反，他们认为物就是人，实现了物的目的，人的目的就也会自然地实现。在此过程中，虽然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最终一切都会如愿以偿，技术系统的自身发展逻辑与人的价值在虚幻的未来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就是技术决定论者所设计的发展前景。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前景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以能够最好地适应、激发、强化、促进技术系统的发展为荣的，但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并未带来人类的解放，反而制造了生存的危机。技术决定论下的文化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残暴的巨无霸，逞着动物似的本能横行肆虐，再精致不过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观念系统也不过是服务于技术系统的自身发展逻辑而已，整体来看，这种文化是弱智的、非理性的。

　　文化一元论认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都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被以“历史的统一性”为名纳入了技术决定论的观念体系，全球的经济竞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文明的冲突将不可避免，而这种冲突毁灭的将是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整个地球。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一再强调科技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目的并不是批评科学或者是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们。科技是中立的，是人类的工具，而且凭借科技来生存是人类的天命。问题在于人们对科技的认识和应用。人类不会也不应该回到动物式的本能生存。实际上，反观怀特所谈意义上的文化系统，也就是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我们发现人类离动物并不遥远。人类社会还在通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且，由于人类拥有比动物强大得多的生存手段——动物依靠它们的肉体器官，而人类依靠技术系统。人类对于物质的贪婪无度，以及自相残杀的规模与程度，较动物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在这个文化系统中，迄今为止，技术系统的力量是过于强大了，也就是说，人类还没有超出本能意义上的生存取向。人类之为人类的特质，人类的理性，包含着善与美的理性，而非纯工具的理性，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