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高峰

　　失业高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失业率在某一时段内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进而对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如同恶性通货膨胀一样。

　　引起失业高峰的主要原因是：

　　(1)经济衰退、劳动力需求减少，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

　　(2)人口增长尤其是劳动力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3)隐性失业显性化；

　　(4)劳动力流动困难，劳动力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要求。

　　中国的第一次失业高峰出现在建国初期,1949-1952各年城镇公开失业人口分别是474.2万、437.6万、400.6万、376.6万人,前后两年的失业率分别为23%和13.2%,造成这种异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有:(1)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统治的结果。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城乡手工业,打击和排挤了民族工商业,致使大批农民、工人流落街头;(2)新政权对旧政府的改组产生了一些新失业。

　　第二次失业高峰出现在60年代初。鉴于1956年第一次招工失控的教训,党中央曾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通过了控制劳动力盲目增长的重要文件并想方设法安置剩下的200万失业人员,但时隔两月,由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高潮的掀起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全国迅速呈现出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假象。于是,从1958-1960年城镇职工人数增加了2500多万,其中就有1430万来自农村,仅1958年一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就增加了2000万职工,等于前8年净增职工人数总和的1.2倍,造成了我国劳动力管理史上的第二次招工失控。1961年5月21日-6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人口2000万,本年内减少1000万。其中1962年上半年就减少700万人,而职工占500万人以上。

　　第三次失业高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1966年5月-1976年10月十年间,每年大约有220万“与新中国同龄”的城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但却碰上了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的古怪年代,“上山下乡”成了他们就业的惟一出路。但在“文革”前,上山下乡是城市就业的辅助手段,基本上是贯彻自愿原则的,累计共有129万人。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口号,于是强制性的(当时政策规定:不下乡的知青,在城镇不得分配任何工作)、目的在于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从上山下乡解决就业的效果来看,可以说劳而无功,一方面,由于城镇青年基本上都上山下乡去了(从1962-1979年末,全国累计有1766万人),城镇企业单位只能从农村招收职工。在新增职工3700万人中,从农村招收了1400万(包括下乡知青600万和农民800万),而在这10年间正好约有800万城镇知青留在了农村,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现象。这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逆城市化”、“逆工业化”、旷日持久且耗资数亿(100亿元)的徒劳不仅没有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反而激化了就业矛盾,为下一次失业高峰的到来埋下了重大隐患。

　　第四次失业高峰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其直接原因是1978年底中央从原则上放弃了上山下乡的方向后,大量下乡的知青的蜂拥回城。当时,需要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人员达到1500万以上,实际待业率高达13.6%。但其还有更深层次的主要原因:(1)人口增长失控。1949年我国有5.4亿人,到1979年已增加到9.7亿人,30年净增4.3亿,导致了“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3亿人”的后果。同时,中国人口增长的两次高峰(1950-1958年出生1.87亿人和1962-1975年出生3.55亿人)被集中到同一个时期(1976-1991年)就业(上山下乡的知青等于延迟了10年就业),压力可想而知;(2)中国“一大二公”体制下的“统包统配”劳动就业制度长期推行导致了大量的人在职而无事可干,而许多适合于集体、个体生产经营的行业却不允许干,这就人为地堵塞了就业的多种渠道;(3)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使中国工业投资中的90%投向重工业,导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严重萎缩。

　　第五次失业高峰出现在1989-1991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中国政府利用制度创新成功地安置城镇劳动力达7800万人,城镇失业率从1979年的5.4%(实际失业率为13.6%)下降到1988年的2.0%,成绩斐然。然而80年代末,中国的就业形势又严峻起来,1989年需要安置的城镇就业人员为1050万人,但实际只安置了300万人,实际安置率只有30%,1990年需安置人员达1200-1250万人。这次失业高峰的成因主要是:(1)宏观经济管理不当;(2)“民工潮”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