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福利

发展型福利(Developmental Welfare)

　　发展型福利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鼓励个人要在取得福利受益资格的同时履行个人职责。发展型福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它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这种理论思想深深影响了当代许多国家的福利体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加剧，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的新的社会风险和挑战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 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和美国社会福利学者米奇利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和福利思想。吉登斯提出建设一种能增强社会包容性， 但又不限制个人对自己风险的责任， 鼓励个人积极创造的福利制度改革方向。这是一种积极福利政策， 通过改变福利国家开支的方向， 从福利消费支出， 改为教育、培训、创造就业机会等社会投资支出。除此之外，米奇利也提出了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 即把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整合起来的福利思想。上述福利思想的产生与完善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福利国家纷纷采取了积极应对新型风险和危机的措施， 改革原福利体系，将其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推动积极福利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发展型福利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 鼓励个人要在取得福利受益资格的同时履行个人职责；要求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培训和教育来增能， 解决因教育缺乏产生的社会排斥问题； 要求建立工作导向型福利政策，政府通过人力资源投资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强调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并重， 实现社会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与双赢。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是能够帮助社会成员解决实际生存发展问题的制度化、专业化服务体系，是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动态的、可持续的福利体系， 在解除社会成员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促进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并带来实质性的满足感， 增进其幸福程度， 也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国家改革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

　　养老制度是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社会福利的研究则一直被不同的范式所驱动。规范性视角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可分为制度型(Institutional)和剩余型(Residual)两类，学者们常将制度型模式与西欧国家相联，将剩余型模式与美国相联。实践证明，在不断追求经济发展以及寻求社会与经济政策相整合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种模式并不适合。发展型福利模式由此作为一种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出现，它颠覆了社会政策是单纯支出的传统观念，将再分配功能与生产性的社会投资功能整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迅速发展。　

　　1.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展型福利理论的最大贡献是突破了传统社会福利政策孤立地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弊端，揭示出二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长久以来，社会政策一直被视为经济政策的附庸，它只是通过再分配手段平衡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公正和平等问题，这种政策割裂的弊端已逐渐凸显。联合国早于1969年便由此提出社会和经济协同发展的理念，随之发展起来的发展型福利理论则集中反映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整合状态。社会政策并不意味着单纯性的支出，它也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论证莫过于Lindert的专著《增长的公共开支：18世纪以来的社会支出与经济增长》，Lindert用数据和事实颠覆了成说，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移支付的净国民成本为零，即纯再分配性质的社会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免费的午餐”。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历史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走出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的两难困境极具借鉴意义，同时也使发展型福利理论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需要特别指出，Lindert在书中基于严格的计量分析后发现，人口老龄化容易使社会达成增加社会性支出的共识，Lindert认为这种年龄效应(Age Effect)源于老年人口比其他年龄阶段人口容易获得社会福利的更多支持。尤其在中国，其传统文化中孕育着浓厚的尊老成分，即所谓的“孝文化”和“崇老文化”。尽管这一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冲击，却仍然主导中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合理、有序地增加相关的社会性支出，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整合，不仅无碍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给所有社会成员以信心。

　　2.强调社会福利的生产主义转型

　　对“生产主义”的强调是发展型福利理论及其相关社会政策的特色之一。不同于用来描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生产性社会政策(Productivist Social Policy)，这些政策往往直接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战略导向，将福利给付与劳动责任相联系，强调社会政策作为促进劳动和就业政策的工具价值，因而无法满足失业、非正式就业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的福利需求。而发展型福利的“生产主义”则更多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增进社会资本来实现，并试图将服务对象涵盖整个人口。按照Taylor Gooby的观点，“既然充分就业、通过再分配提供高水平的普遍福利已经不再可能，那么社会福利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增加个人参与经济的机会才具有可行性。”这种生产主义的发展型福利模式为促进经济增长、避免社会福利“抽干”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并扩大了能够提高社会成员“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社会投资。　　

　　3.促进福利主体的能力发展

　　传统社会福利模式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再分配手段将社会资源用于减轻人们的不幸，并保障其基本生活，这是一种事后补偿方式，其本身不能防止问题的发生。发展型福利则改变了传统社会福利模式对福利主体的维持性救助形式，其基本思路是致力于消除或减少那些会使人们陷入不幸或困境的因素，试图促使福利主体的自立自强，将社会福利的被动接受者变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在风险成为事实后再向他们提供生活保障。与之相对应，发展型福利模式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现实中的“问题人群”，而是试图寻求一种促进全体社会成员能力发展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有学者认为，对于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发展型福利政策促使福利主体自立自强的做法，不仅“远水不解近渴”，且会因对象的特殊性而丧失其有效性，因而矫治性或补缺性的福利项目永远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

　　必须说明，发展型福利模式并不否认社会总是需要救济性和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社会政策，它只是认为传统的福利模式过于强调福利供给和收入补助，而这些措施并不能促进人们对经济过程的参与以及对经济成果的分享。尤其对于一个追求可持续性的养老制度体系而言，它不是简单地使用社会资源对老年人施以救助的过程，更不是盲目地延长退休年龄或鼓励所有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老年人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只有综合运用救助性和发展性的福利工具，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融入家庭能力发展、社区功能完善的过程之中，全面增加老年人及其家庭抵抗养老风险的能力，才能真正诠释“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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