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

刘鹤——国家多项经济政策规划的起草人

　　 刘鹤，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1952年1月25日生，北京市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长期规划室工作，参与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主持制定若干国家产业政策。1998年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2001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工作。2003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工作。参与总书记在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起草工作。

　　国家计委长期工作期间，刘鹤同志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 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曾经是国家计委“十五”计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项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信息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是国家信息行业的老兵，老兵自有老兵的风度，

　　自1987年以来，刘鹤开始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第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二，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第三，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制度的研究；第四，新经济理论和信息产业的研究；近十五年来，刘鹤发表了200篇论文，其中获得国家一等学术奖的有三篇，其中有一篇获得国务院领导的表扬。共发表专著四部，包括中国产业政策的理念和实践、中国经济高速度的增长、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发展经济理论的大势研究。

　　刘鹤是经济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中长期发展、新经济研究和公司治理结构研究，多次代表国家政府参加国际会议，并且获得好评。

• 1952年出生于北京。
• 1969年到1970年，在吉林插队
• 18岁到21岁参加了中国王牌38军
• 1976年，时年24岁的刘鹤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其间他还与人翻译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一书，开始研究中国的发展路径问题。
• 1992至1993年，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
• 1994年至199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MPA学位，兼梅森项目研究员。
• 2001年至2003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
• 2003年3月至今，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面工作。
• 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 2012年11月，当选中共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 2013年3月起，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曾下乡插队，早年与习近平相识

　　17岁的时候，他和那时候的多数城市知识年轻人一起，相应毛泽东的号召，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来到位于中国东北的省份吉林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今的中共领导人多有此经历，其中习近平和王岐山曾经在陕西插队。早在60年代，刘鹤和习近平两人在北京101中学上学时就已经相识。

　　但是刘鹤的知青生涯并不长，一年以后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王牌军——38军，中国的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电影导演冯小刚均出自这只军队。三年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先后获得获学士、管理硕士学位。从知青到当兵，进入大学学习，在那个以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时代，刘鹤的青年时代可谓顺风顺水。

　　2.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设计者和市场经济的推动者

　　随后的中国社会进入重大的转折，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掌权的邓小平将中国的发展重心重新拉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刘鹤此后的工作也和中国经济密切联系到一起并着力于经济学研究。期间翻译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一书，开始研究中国的发展路径问题。同那个时代的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们一样，他们一方面是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选择背叛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用市场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

　　1992到1993年，刘鹤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 1994年到199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MPA学位，兼梅森项目研究员。这些经历使得其能以国际化的视角来看问题。

　　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以研究政策、培养精英官员的学府，世界各国政府都选拔优秀官员前去受训。事实上，在肯尼迪学院学习期间，刘鹤就已经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刘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间主笔的《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因此被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他在计委工作，先后担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副司长。他能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作为核心发起者和主持人，刘鹤在1998年6月创办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该论坛聚集了中国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50位著名市场派经济学家，每年研讨中国重大的战略问题，并广为人知。该论坛成员中目前有5名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2名候补委员，这包括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

　　刘鹤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3.次贷危机前后的温家宝顾问，4万亿刺激计划

　　刘鹤自2003年起担任中央财经事务领导小组副主任，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虽然刘鹤被认为是一名坚定的改革者，但2009年中国政府抛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据传和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2008年9月17日，当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两天后，金融海啸即将横扫世界，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派出一位顾问，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谈应对之策，此人即刘鹤。刘鹤的校友、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托尼赛奇教授也参加了当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举行的会议。他回忆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

　　无人知晓刘鹤在给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报告中谈了什么，但是七周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重磅出台。

　　4万亿的政策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当年的“保增长”，但是其后遗症也为多方所批判。单纯大规模刺激政策和依靠银行信贷政策，而导致的金融机构杠杆过多，影子银行肆虐，地方债高企以及产能严重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对此刘鹤的看法是：“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确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做法，并不能反映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

　　4.新一轮经济改革的设计师，经济蓝图的起草者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将负责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草案，并制定中国改革路线图。据悉他已经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刘鹤认为“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必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努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而使经济转型顺利推进。”

　　如今那个农村的知识青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蓝图的起草者，他的改革思路将影响中国的未来。

　　尽管刘鹤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时表示，刘鹤认为外界对自己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幕后的决策智囊作用。

　　为了给改革的系统工程集聚智慧，刘鹤还发起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智囊团体——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该论坛成员包括吴敬琏、樊纲等中国一流经济学家，五名成员当选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两名当选候补委员，其中包括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据本报采访的多位人士回忆，这一论坛最初是由刘鹤发起的。该论坛经常举办学术会议，研讨重大经济问题。据知情人士称，论坛得出的结论常上报给中央财经办。而论坛的年会主题，更是紧扣国内外经济大势，常被视作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沙盘推演”。

　　刘鹤是论坛核心发起者和主持人，。该论坛聚集了中国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50位著名经济学家，每年研讨中国重大的战略问题，并广为人知。该论坛成员中目前有5名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2名候补委员，这包括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

　　该论坛每年定期不定期举行学术会议，对全国重大的经济问题进行闭门或公开的研讨。50人论坛完成的一些课题结论，经常会上报给中央财经办。该论坛每年的年会主题紧扣时代脉搏。比如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其年会主题是“世界经济展望与中国面对的重大问题”。2010年国家开始编制十二五规划，其年会主题是“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速再次下行，其年初年会主题是“世界动荡与中国的发展”。2013年50人论坛年会主题是“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该会议为2013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顶层设计方案，进行预热研讨。刘鹤在50人论坛会议期间插话和主题发言很少，主要是认真听取不同的观点。

　　2013年10月底，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公开信息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所谓“383”方案，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深层次体制和政策弊端，为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今后几年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1.“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政策重点没有放在扩大就业、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恶性的政治周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鹤表达了对“拉美化”问题的担忧。

　　2.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做法，并不能反映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现实。

　　—20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演讲

　　3.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比较》2012年10月刊)

　　4.全球经济何时转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牢牢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繁荣的机会。

　　—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

　　5.虽然实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推进的改革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动，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必须制定总体规划，对系统目标、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顶层设计，动员全社会成员形成深化改革的舆论共识，并以立法形式固化改革成果，其动力机制是自上而下的，虽然初始动力仍在基层，但任何局部改革实验都无法替代对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

　　—《关于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5月/20日)

　　6.中国城市化模式正面临均衡点的确定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中国不可能达到城市化模式的均衡点，政府也要发挥必要的作用，创造条件促进新的均衡。

　　—《城市化再权衡》(《中国改革》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