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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

于光远（Yu Guangyuan）
于光远（Yu Guangyuan）

目录

  • 1 于光远简介
  • 2 于光远生平大事记
  • 3 于光远和钱
  • 4 于光远的八字人生
  • 5 于光远研究领域
  • 6 于光远的评价
  • 7 于光远:在百科全书中崛起
  • 8 于光远的主要著作

于光远简介

　　于光远（Yu Guangyuan，1915-）中国经济学家。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中国环境战略研究中心主席、中国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会长,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顾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经济学大辞典》主编。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

　　于光远兴趣非常广泛，关心社会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脑勤、手勤、腿也勤，虽现年事虽高，但仍“坐轮椅，走天下”。近又要求自己要现代化，尝试与因特网打打交道。于光远曾经破格录取一位英语分数不够的学生为自己的硕士。传为佳话。

于光远生平大事记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于光远的八字人生

于光远研究领域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为生产力所决定，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何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先进，何种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也要运用这一标准。关于按劳分配理论，他指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1979年他提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和最终产品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同时，他将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统一起来，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是从属于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的。7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提出：计划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应当和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上的伟大变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于光远的评价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曾对于光远有过这样的评价：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可以说，这一评价基本概括了于光远为中国学术、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贡献。

　　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于光远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

　　如今，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于光远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探索半个多世纪了。从早年感应时代的召唤，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几年下放干校劳动外，他一直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

　　于光远不仅仅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学者，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他还是一个长于行动的学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于光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著名的会议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那篇后来被认为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的手写提纲就一直保存在于光远那儿。

　　从1981年起，他又利用参与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写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于光远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年-1982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去年，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他也是1955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学部委员中仅存的四位院士之一，且年龄最轻。

　　兼具深切社会与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大家

　　于光远一生著作等身，代表性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和《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等。

　　当然，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大学问家，他首先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的。2005年，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就倡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别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他至今已进行了40余年的研究，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

　　1979年以来，于光远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方面，他倡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廓清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同时，他大力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新学科的研究，比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效益学，等等。他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的建立。

　　于光远还是一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比如，关于经济效果，他提出要以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他正是从这一深层的价值理念上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是必要的。

　　关于所有制形式结构，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1997年发表的《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中，以条目的形式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观点。

　　特别是他一直高度重视唯生产力论问题，很早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他特别强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

　　于光远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1983年，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与被看作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

　　他并强调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发展商品生产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他在改革的实践中，不仅注意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注意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且十分注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就是他提出来并反复强调以其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他指出，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搞好经营不仅对于巩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而且积极从事经营能使人们有更强的改革要求。他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实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论上作了准备。

　　他还比较早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的理论，著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8)一书。此书被经济学家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5年，于光远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 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于光远:在百科全书中崛起

　　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革命家于光远在老年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满怀感触地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件小事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实这件事真是小到不能再小了。简直不能说是"事"，可以说只是一个细节。但小事不小，正是这些生活中时时碰到的细节，是机会也是成长的最好养料：它像开掘的泉眼，导致一生滔滔不绝的源泉；又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点一滴每时每刻潜入意识直至灵魂，铸成从量变到腾飞的辉煌.......

　　凛然正气　言教身传

　　于光远本名郁钟正，于1915年7月5日生于上海。父亲郁祁培出生于商业世家。时值康有为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父亲受新思想影响，不肯听家里安排学商，吵着要进洋学堂，后在姑妈的帮助下如愿以偿，这无疑为于光远的成长铺下了坚实的基石。父亲思想开放，人格正直，以自己的正直与骨气影响着儿子。母亲蒋文英在常州洋学堂读了一年书。这位成绩优秀的姑娘，并不因为中止学业而停止学习，自读了不少书，会背《唐诗》，《古文观止》等。像所有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一样，她懂得怎样养育儿子。暑假时她带他到苏州外婆家，外婆家的草地、花木还有养着的乌龟、表哥的蟋蟀，给了他童年的乐趣与知识。她还经常给儿子讲自己小时逃难的故事，因为是切身经历，讲得有情有景，于光远很爱听。母亲还讲英雄故事教育儿子要勇敢，不怕苦。故事中忧国爱民的精髓也一点点地培养了他的正义感与爱国情操。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十岁的于光远，跟着老师上街参加了抗议帝国主义杀害我国工人、抵制日货、声援工人罢工的游行，并为工人募捐。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革命活动。继而他一步步走向革命，于1937年入党，象鱼入水一样融入社会，成为党的社会活动家。

　　平等相处　　点化成金

　　于光远的父母从不打骂孩子，与他们平等相处。一次，于光远往幼稚园桌下一钻站起来时不小心将饭桌打翻。他很害怕，躲到了一间黑屋里。母亲找到了他，没有责怪他。面对母亲慈爱理解的眼神，他既感受到温情又满怀自责。从此他意识到碰到事情不能回避。

　　1921 年于光远入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小读小学。次年，父亲在三舅的婚礼间歇给儿子念了二回《三国演义》。父亲念得很吸引人，比课本单调的识字教育有趣味多了。父亲告诉他好好读书，这些故事都在书上。于光远回家立即找出了《三国演义》。有些字不识，但不影响他连猜带想地看完。这一看不可收，看完小说看弹词戏曲遂成书迷。好看的书看完了，不好看的书也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还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写的《天演论》等。到了非看书不可的地步，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也看。一句二句中看出点意思，就非常高兴。后来他谈到那时读书的体会："正像《五柳先生传》中写的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有特别的体会。"这些书全读完，他就读起父亲上江南制造局兵工专科学校时用的课本，触及了数学、几何、三角、物理这些科学知识。这在当时的得益是：小学最后一学期他随父亲赴京。在北京插班需要考试。妈妈怕他进不了北京的学校，考毕急问老师收不收？老师说："收！他的数学好极了!"

　　父亲书柜那小半柜书，成了他小学时代的知识宝库，使他走上终生受用的自学道路；同时使他开始抵制学校对他实行的某些约束。阅读父亲书柜的书，他认为这件小事对他知识的长进、能力的提高和某些思想倾向和性格形成，产生极大影响对他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后来反复讲起这件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事时说：“我受到这件小事的影响，不仅仅是直接的东西，即从我父亲藏书中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而且还获得一些融入我性格中的东西，那就是：在求知上，不怕一下子看不懂书上写的，甚至越是难懂的语言，只要看得出话里有深刻道理我就越想钻深钻透。甚至超出求知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父亲赋闲在家时，经济困难使他总想做点事赚一点钱，补贴家用。父亲试着做墨水，在玫瑰花中提取香精，用硝酸洗照相馆没用的胶卷提取金属银。这些尝试虽都没有成功，却培养了跟着父亲一起做的于光远的思考与动手能力。使他对制作产品有了浓厚的兴趣。上学时经过作坊，有时竟看得上课都迟到了。譬如看豆腐作坊，看他们水磨浸涨的黄豆，一面磨一面不断加水，然后将浆水放到大锅里煮，看一张张揭豆腐皮，看用石膏水点豆腐。这些好奇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广泛的人，对后来的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

　　大鹏展翅　　志在云天

　　于光远在上海大同大学学习时，对自然科学、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用英文看原著。

　　1931年伯父亲家办了个化学工业社生产牙膏，但牙膏没放几个月就干得挤不出来，找他解决问题。他到东方图书馆查看化工手册，建议加甘油，解决了问题。这样一来他与东方图书馆结缘，成了那里的常客。同时家族认为他十五岁就能解决问题前途无量。这给了他更多的信心，有了更高的愿望：想研究学问，使自己成为一个像牛顿、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一样的大物理学家或大哲学家。由此他要转学清华，他相信这所有名的高等学府会使他进步得更快。父母虽然认为到清华读书经济成问题，况且现在儿子的家教收益也解决了家庭的不少困难，因此抱着一种无奈的理解尊重态度。而长期开放自由的教育使于光远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主张，并在行动上喜欢自己作主，对别人怎么看不太理会。于是他向清华提出转学要求。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考他后录取了他。这时他才想到家里的经济和自己的求学费用。他循广告申请兴业银行董事长王伯元设立的奖学金。得到四百元，拿了一百多元赴京，二百多元留下补贴家用。果然清华成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

　　他特别讲求做事一定要讲道理，不讲道理或没将道理讲清楚他不干。还有下决心做的事劲头特大，很坚韧。他还看轻分数，别人都在备考，他还在学新知识。因此考分有时虽然差一些，但他说他学得多学得扎实。

　　正是这些冰冻三尺的日积月累，使他终成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革命家。

于光远的主要著作

　　于光远发表的学术著作与政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

　　1993年起，开始出版随笔散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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