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Sismondi,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是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者,也是经济浪漫主义的创始人。西斯蒙第代表性经济著作为181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其祖先原是意大利庇隆城的显贵，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衰，成为没落贵族。西斯蒙第的童年是在保守的宗法式的环境中度过的。在一所新教中学毕业后，曾在巴黎上大学。后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到里昂一家银行任小职员。后里昂发生革命，西斯蒙第逃回故里。不久，瑞士也发生革命，西斯蒙第和他的父亲因同一些贵族有密切往来而被捕入狱。出狱后西斯蒙第一家移居英国。在英国居住一年半的时间内，西斯蒙第考察工业和学习英语。1794年返回日内瓦。不久，又受革命形势的发展所迫迁居意大利。他在佛罗伦萨附近的柏石西亚购置了一所小农场，作为农庄的主人经营起来，并开始了经济理论的研究。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五年。

　　拿破仑帝国崩溃后，瑞士恢复独立。1800年西斯蒙第终于返回故乡。此后一直到他去世，基本上是在恬静的著述生涯中度过的。这期间他曾两度随一位贵夫人的旅游团赴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处游历。也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曾任日内瓦政府成员并写过一些政治论文。1803年出版《论商业财富》时，他还宣传斯密的学说。但法国大革命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分化和英国的经济危机使他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激烈反对者。1833年由于学术上的成就，他被选进法兰西道德与政治学科学院。1842年法国政府授与他十字勋章。1842年因患胃癌去世。死后，他的一批信件被他的夫人和遗嘱执行人所焚毁，这为研究他的生平和政治学术观点留下了空白。

　　西斯蒙第的前半生因欧洲革命风暴而颠沛流离。他抨击奴隶贸易，积极为赞助自由主义运动的拿破仑辩护。在“百日政变”期间还曾受到拿破仑的接见。在学术上，他一生勤于著述，受到同时代著名古典学者如李嘉图、巴顿的尊敬。

　　西斯蒙第对于把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规定为增进国民财富的流行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说财富只是一种使人们获得物质幸福的手段，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财富和人口的比例，并不在于财富本身的增进。他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手段当作目的而忘记了人。他给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研究一国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他将其《新原理》副标题叫做“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正是要表明，他的著作研究的对象和主旨是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

　　西斯蒙第首先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认为生产应服从于消费，由消费所决定。他首先从孤岛经济出发，认为在孤岛上的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消费需要而安排自己的劳动和从事生产的，消费是生产的动力，也是生产的目的，所以生产服从于消费。然后他认为这一原理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中仍然适用，表现为供给服从于需求，而需求是由收入决定的，所以“生产应该适应各种收入”。

　　西斯蒙第批判了李嘉图学派和萨伊否定经济危机的理论，反对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西斯蒙第认为，资本家为利润拼命扩大生产，但小生产的破产和社会分配不公使广大人民收入不足，收入不足使消费不足，因而一部分产品不能实现而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他最早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这是他的科学功绩。但他的危机理论仅归结为主要是生活资料消费不足，并未真正认识危机的原因。而且这种消费不足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出现。

　　西斯蒙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不会扩大，而将缩小。这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小生产者大批破产而沦为无产者，小农场、小企业为大农场、大企业所代替，两极分化加剧，分配上的不平等必然会缩小市场。少数富人增加收入会更多地用于积累以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他认为小生产者的收入和消费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柱。他断定，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日益缩小。另一方面，在追逐“商业财富”的社会中，生产却不顾市场的缩小，而盲目地扩大。商业危机正是上述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斯蒙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执政者身上，他呼吁政府干预经济。他的理想社会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即以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城市手工业为主的经济。

　　西斯蒙第认为：“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

　　“国民收入应该调节国民开支，国民开支则应在消费基金里吸收全部生产；绝对的消费决定一种相等的或者更高的再生产，再生产又产生收入。如果说迅速而完全的消费永远决定更高的再生产，财富的其他部分以一种均衡的速度按比例向前发展，并且继续逐渐地增加，国民财富才能不断增加，国家才能不断繁荣。一旦这种比例遭到破坏，国家就会灭亡。”在这里，西斯蒙第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收入恒等式的基本设想，为凯恩斯建立西方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打下基础。但是西斯蒙第事实上混淆了收入和产出相交换的意义。他说:“归根到底，本年度的生产总额始终只能替换上年度的生产总额。那么，假如生产逐渐增长，每年的替换就只能使人们每年遭受一些轻微的损失，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假如这种损失很轻微而又分担合适，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损失……但是，假如新的生产和过去的生产很不协调，资本就会枯竭，灾难就会临头，国家就不会进步，而是后退。”这里西斯蒙第把收入，看成是前一年的收入，而把产出，看成是当年的产出。并且他认为前一年的收入，要用以交换当年的产出。由于两者存在轻微的差距，以至有“轻微的损失”，如果增长过快差距过大的话，经济就要波动了。

　　事实上，只要有信贷扩张的资本预付，当年的产出即便还未实现，其要素成本，包括工人收入，已经在当年支付（相当于预付债），并可以用来购买当年的产出，抵消债权。因此经济波动的原因，不是去年的实物收入来交换今年的实物产出所导致。

　　由于西斯蒙第把增长与消费的失衡，归罪于两年间的产出总量不同，或者说，归罪于“应该用去年的收入来支付今年的生产”，所以他认为：如果资本家上年节制生产，则会节约更多的资本，可用于当年的工人工资，以及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即成为购买当年总产出的上年收入。那么上年收入与当年总产出的差距就不大，经济就能稳定发展。

　　因此，西斯蒙第认为，消费的不足，是因为缺乏资本（即上年的收入）。他说：“只有在积累资本（即以前的劳动果实）的人利用资本一方面供应原料、一方面供给工人生活资料的时候，工人才能劳动。没有需要劳动加工的原料，就不能进行劳动，不能产生成为一部分财富的任何实际利益。没有养活工人的食物，工人就决不能劳动。因此，不预先储存一笔消费品形式的资本以提供劳动的原料和工资，任何劳动都不能进行；假使工人自己出这种垫支，在这件小事上他就具有资本家和工人的双重身份了。”

　　“增加国家资本是对于劳动的莫大鼓励……资本家把这些资本发给工人，就使工人得到一项收入，因而有能力购买并消费上一年的生产，资本家在下一年的生产中也可以从工人身上得到他理应得到的，依靠收入增加的资本。”

　　“每当涉及私人利益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表示缺钱的情况都是缺乏资本而不是缺乏金钱。”

　　特别地，在征税问题上，他强调：“一切赋税必须以收入而不以资本为对象。对前者征税，国家只是支出个人所应支出的东西；对后者征税，就是毁灭应该用于维持个人和国家生存的财富……必须保持这部分产品，以维持或增加各种固定资本、一切积累起来的产品，保证或提高所有生产工人的生活。”

　　西斯蒙第虽然主张，在生产过快的情况下，会导致消费不足，但他解决的方式却是增加投资。从以上西斯蒙第对资本的看法，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与凯恩斯通过刺激投资，而不是刺激消费（至少是重点在于刺激投资），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几乎完全一样。其实西斯蒙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上年节约资本以降低下年产出，当年不节约资本以增加上年收入对当年产出的交换，这固然可以基本平衡总量。不过，当年使用这么多的资本，那下年怎么办？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都是当年的，所以能建立恒等关系。不过，其刺激投资的原理和“下年怎么办”的问题，同样存在。

　　西斯蒙第还认为，技术的进步会导致工人失业，从而需求不足。但事实上，技术的进步，需要人力去研发，这本身又增加就业机会。在非经济危机情况下，只有那种不自己研发技术，一味引进别人生产线的国家，国内才会出现大面积的失业。

　　西斯蒙第极为藐视货币，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西斯蒙第对于货币与资本收入有专门的辨析。

　　“不仅资本被估作金钱，而且实际上金钱俨然就是资本了；人类的语言也造成这两种概念的混淆，往往需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分辨出资本并不是钱……富人的收入也同样是用钱来估算的……实际上这种收入是富人用来同另一种等值的财富进行交换的那部分可消费的财富……最后，穷人的工资总是用钱来计算的，为了记住它和富人的资本是一样的……这种工资是用来交换穷人的年劳动而给予他们的那部分可消费的财富。”

　　西斯蒙第甚至认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大量输入货币会降低利率，或者认为输出货币会提高利率，都是绝大错误。” 他认为利率只与实物资本的数量有关。

　　在货币已经完全融入物价之后，利率的确与货币量无关，而取决于实物资本总量。但是，在货币大量输入或者输出之时，货币还未融入物价，此时还认为利率与货币量无关，就是错误的了。事实上，货币的骤然增多或减少，导致的利率偏离实物资本利率的反应，成为多恩布什解释汇率超调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看，在西斯蒙第时代，已经不少人提出这个汇率超调的“原因”了。 　　

　　西斯蒙第处于欧洲国家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期。他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出发，在肯定斯密提出的税收原则的基础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补充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理论，增加了四条：

　　第一，一切税收应该以税收作为课税对象，不应以资本作为课税对象，对资本课税就是毁灭用于维持个人和国家生存的财富。

　　第二，不应该以每年的总产品作为课税标准，因为总产品中除了年收之外，还包括全部流动资本。

　　第三，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课税。

　　第四，决不可以因为征税而使应纳税的财富逃到国外。西斯蒙第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税收的，认为如果对资本课税，“国家就会很快地陷于贫困、破产，甚至灭亡。”此外，为了适应资本积累的要求，他着力倡导轻税的原则。他的第三、第四条原则，补充了亚当·斯密在经济方面的空白，是一种新的贡献。

　　经济浪漫主义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企图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西斯蒙第。经济浪漫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法国和瑞士。代表了小生产者的思想感情和经济要求。它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的贫困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及其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无政府状态，财产分配的极度不平衡，继而否定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资本主义是合理的自然制度”的理论。但是，由于它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衡量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以并不了解这些矛盾的性质，也不知道这些矛盾产生的真正根源。经济浪漫主义主张，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唯一的途径是使现代社会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认为中世纪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手工业是最美好的生产方式。呼吁国家采取措施，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现宗法式的合作关系，以求得财富分配的平等和实现普遍的社会福利。经济浪漫主义尽管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矛盾，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它不懂得资本主义正是从小生产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看不到资本主义大机器是代替中世纪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最终只能流于反动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