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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思,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农场主家庭里。 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获学士学位。随后就去了美国伯克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深造农业经济,1933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县支出》)。在伯克利学习期间,加尔布雷思认真研读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凡勃伦的著作。凯恩斯的思想曾经对青年时期的加尔布雷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34年,加尔布雷思来到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农业经济学,同时还担任住宿生的学监。在哈佛工作期间,加尔布雷思结识了约瑟夫•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兄弟,后来与他们交往甚密。 1961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对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历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和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加尔布雷思还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财富》杂志的编辑。从 1949年就开始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1961~1963年期间受命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为哈佛大学保罗•M. 沃伯格讲座经济学名誉教授。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40年里,他笔耕不辍,撰写了三十多部著作,可谓是著作等身。
加尔布雷思早期虽受凡勃伦的影响,但并不属于制度学派。当时,他更多地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曾与人合著了《现代竞争与实业政策》一书。这本书已经反映出加尔布雷思过人的见解,他认为现代工业组织的行为应该有别于资本家个体,大公司不必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自己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参见本文集《传统观念概念》、《消费者主权神话》和《社会均衡状况》)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丰富,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受生产者的支配以及把物质享受当作了幸福,并且提出应该重新评价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问题的观点。在《新工业国》(参见本文集《技术要求》、《技术型组织》或译《技术结构阶层》和《一般激励理论》)中,加尔布雷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实际掌握着现代公司权力的观点。
权力转移轮、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
作为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秉承和发展了“凡勃伦传统”,从权力转移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新工业国和二元体系的理论。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论,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会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谁掌握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工业化时期的最重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因此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在后工业化时期,资本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地位被技术(加尔布雷思所指的技术其实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在内的专门知识)取而代之,所以社会权力落到了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阶层在内的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手中。
在后工业化时期,企业特别是大公司内部的利益和权力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时期,最关心企业(或公司)前途的是资本家。而在后工业化时期,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得没有掌握专门知识的资本家(即股东)已经无权过问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他们对公司的关心也不再专一不变:哪家公司更有前途,他们就购买哪家公司的股票。而技术专家却成了公司的实际主宰,他们与公司的利益休戚相关,已经与公司结为命运共同体。加尔布雷思把由技术专家掌管的大公司称为 “成熟公司”,而把由“成熟公司”构成的新经济体称为“新工业国”。
加尔布雷思从现代公司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出发,提出了“生产者主权”论。“生产者主权”是一个与“消费者主权”相对立的概念。消费者主权是指在商品市场上消费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状况,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决策决定着生产者生产什么;而生产者主权则是指生产者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并控制价格,消费者要根据生产者的意志来进行购买和消费。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设计和生产产品,并控制着产品销售价格,然后通过庞大的广告、通讯网络和推销机构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公司还对政府进行游说,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这就是“生产者主权”论的主要内容。
加尔布雷思在分析了企业(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后,以美国为例进一步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二元体系论是加尔布雷思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他认为二元体系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丰裕社会”仍然存在贫困、资源配置失调等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一千多家大公司所构成的计划体系与数以万计的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所构成的市场体系两部分组成。上面所揭示的“权力转移”、“目标变化”以及“生产者主权”现象都发生在计划体系内部;而在市场体系内部,权力仍然掌握在企业主手中,企业还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首要目标,消费者主权仍占据重要地位,生产者依旧听命于市场。加尔布雷思认为,构成二元体系的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其权力是不平等的,因而导致收入上的不平等。市场体系不得不按照计划体系所规定的价格来采购投入品,而在向计划体系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也只能被动接受由该体系操纵的价格;市场体系受到了计划体系的掠夺。由于计划体系力量强大,而市场体系力量弱小,因此在社会经济中,前者居于强势地位,而后者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加尔布雷思指出,应该减弱计划体系的权力,而扩大市场体系的权力;应该对计划体系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大公司通过哄抬物价的方式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把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作为目标。他所谓的权力均等化,就是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的地位,而权力均等化又被认为是收入均等化的前提。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其实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会走向趋同,只要进行社会改革就能够实现“新社会主义”。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趋同是现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计划终究要取代市场。其具体表现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价;技术阶层终将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必将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加尔布雷思认为,通过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能够在这两个部门实现权力和收入均等化,从而实现“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看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一般发展趋势,如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过,他为解决这对矛盾所开的处方(如国家负责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等)也许只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却达不到根治的目的。
还有《经济发展》、《经济学、和平与欢笑》、《神秘的货币》等。同时,加尔布雷思对一些经济学前辈——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术语的贡献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的基础,卡尔·马克思影响深远的不同观点(加尔布雷思承认,马克思并不是他经济学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但任何学者都不能忽视马克思的存在),托尔斯坦·凡勃伦傲慢、独特的观点,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有着自己看法的一些文章。2004年由霍顿•密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最新出版的小册子《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就是其中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