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一1527年)

　　1469年5月3日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1527年6月22日去世。他的故乡佛罗伦萨以及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在十四五世纪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最初萌芽之地。在文艺复兴时期，它的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吸引了整个欧洲，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脱离封建分裂状态：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波利王国和教皇辖地等五个主要国家，还有许多小的封建领地，为着疆土扩张问题利用雇佣军长期互相征伐，直到1454年缔结洛迪条约为止。马基雅维利就在意大利一个比较安宁时期出生、成长，直到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他的前半生处在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后半生则处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在意大利角逐的战争时期。马基雅维利的祖辈是佛罗伦萨贵族，曾经出过13名政府首长就是正义旗手（Gonfalonieri）和53名执政官（Priori)。他的父亲贝尔那多是一名律师（法学博士），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在桑·阿诺村（San Casiano）附近薄有地产。母亲能作诗。他有弟妹。一家六口，并非富有。约在1495年或1496年，马基雅维利开始在共和国政府里担任助理员（Coadiutore) 1498年6月19日马基雅维利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第二秘书厅秘书长；随后于7月14日又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简称“十人委员会”）秘书，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Signorh）领导下负责办理外交与军政事务，当时他才29岁。其间曾多次作为共和国使节出访国外。直到1512年佛罗伦萨覆灭，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国政界一直活跃了14年。

　　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深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摆脱外国侵略，结束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在他看来，君主国是最理想的。政治法律手段和军事措施是他关注的唯一中心议题，而且他将这种统治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马基雅维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而且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开。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全部建筑在现实的人性之上。他主张人性侧重于恶，即“性恶论”，还说人性是丑恶的，而明智的统治者正是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他强调，政府必须保障个人财产和人身的安全作为最高的目标。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由一个人单独建立，而他所制定的法律和创立的政府便决定了他的臣民的民族特性。他还不适当地夸大立法者的作用，说法律制定者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社会的建筑师。他强调，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缔造者，他不仅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且由于道德是来源于法律，也就不受道德的约束。衡量统治者的政治标准只有一个：亦即他所从事的增强、扩大和保持国家权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他说，要建立任何一种秩序，唯一的方法是建立君主专制的政府

　　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褒贬不同：有人说他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也有的人说他是一个满怀激情的爱国者，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还有人说他是一个政治阴谋家，是一个地道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等等。但“马基雅维利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从而摆脱神学的束缚”（马克思语），这就是他进步之处。

　　文艺复兴虽然没产生重要的理论哲学家，却在政治哲学中造就了卓越无比的一人——尼科罗·马基雅维利。一般人惊讶他荒谬绝伦，已成惯例；他有时候也的确是荒谬惊人。但是，旁的人假使同他一样免除欺瞒人的假道学，有不少个会同样如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学问，拿他对事务的亲身经验作基础，力求说明为达到既定目的所需用的手段，而不讲那目的该看成是善是恶这个问题。他偶而听任自己谈到他希求的目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完全能鼓掌称赞的一种目的。惯常加到他名字上的毁谤，一大部分出于恼恨人坦白自供坏事的伪君子的愤慨。固然，真正需要批评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是当时时代的表现。对于政治中的不诚实这种在思想上的诚实，在其它任何时代或其它任何国度都是不大可能的事，也许在希腊，从智师派学者受了理论教育、由小城邦战争得到实际磨炼的那些人属于例外；小城邦间的战争，在古典的希腊正如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和个人天才自然伴连着的政治背景。

　　马基雅维利二十多岁的时候，萨万纳罗拉主宰弗罗棱斯；这人的悲惨下场显然给了马基雅维利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说：“一切武装的先知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失败了 ”，随即举萨万纳罗拉作为后一类人中的实例。在相反方面他说到摩西、居鲁士、泰修思和罗缪鲁斯。

　　不提基督，这正是文艺复兴的表征。

　　萨万纳罗拉刚被处刑后，马基雅维利在弗罗棱斯政府中得到一个次等职位（1498）。他在政府继续供职，时时担任重要的外交使节，直到1512年梅狄奇家复辟；那时，他由于一贯和梅狄奇家作对而被捕，但是得到开释，准他在弗罗棱斯近乡过退隐生活。因为别无工作，于是从事著述。他的最出名的著作《邦主鉴》（ThePrince）是1513年写的，由于他希望讨得梅狄奇家的欢心（事实证明是空希望），题献给罗伦佐二世。本书的语调也许多少可归之于这个实际意图；他同时在撰写的那部较长的作品《罗马史论》（Discourses），显著地带着更多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色彩。他在《邦主鉴》的开首说，这本书里他不打算谈共和国，因为已在别处讨论过共和国了。不并读《罗马史论》的人，对他的学说往往容易得出一个很偏颇的看法。

　　马基雅维利既然没能取得同梅狄奇家的和解，不得已继续著述。他隐居终身，死在查理五世的军队洗劫罗马那一年。

　　这年可以看成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死亡的一年。

　　《邦主鉴》这本书旨在根据史实及当时的事件，揭明公国是怎样得来的、怎样保住的、怎样失掉的。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提供许多个大小实例。邦主没几人是合法的，甚至在不少情况下，连教皇也凭仗贿买手段获得选任。那时候到达成功的常则和时代变得较稳定后的成功常则是不尽一样的，因为象那种凶残和不讲信义的行为假若在十八或十九世纪，会让人丧失成功资格，当时却没哪个为之感到愤慨。或许我们这时代的人又比较会赏识马基雅维利，因为当代有一些最可注目的成功，都是仗着和文艺复兴时在意大利使用过的任何方法一样卑鄙的方法取得的。想来马基雅维利这位政略艺术鉴赏家，总要给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1934年的纳粹清党及慕尼黑协定后的背信喝彩叫好吧。

　　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凯萨·鲍吉亚大受颂扬。凯萨的问题是个难问题：第一，要通过哥哥一死，自己成为父亲的王业壮志唯一的受益人；第二，要假借教皇的名义用武力征服一些领地，这些领地在亚历山大死后必须归他个人所有，不属教皇领；第三，要操纵枢机会，使下一代教皇是他的同党。

　　凯萨追求这个困难目的，手腕非常老练；马基雅维利说，从他的实践，新起的邦主应当吸取箴训。不错，凯萨失败了，然而只“由于命运意外不吉”。恰巧在他父亲死的时候，他也病势危笃。待他病好过来，他的敌人已经纠合起自己的兵力，他的冤家对头已经当选为教皇。在这次选举的那天，凯萨告诉马基雅维利，他对一切全有了准备，“只是万万没想到，在父亲死的时候他自己也几乎要死。”

　　马基雅维利深切知道他的种种恶行，却这样下结语：“如此，回顾公［凯萨］的全部行为，我找不出丝毫可指责的地方；反而像我在前面所说，我感觉理当把他看成是一切靠命运、藉他人武力掌握到大权的人要效法的榜样。”

　　书中有一章：“论教会公国”，很有味；据《罗马史论》里所讲的话看来，这一章分明隐瞒了马基雅维利的部分思想。隐瞒的理由当然在于《邦主鉴》特意要讨好梅狄奇家，而且当书脱稿的时候，一个梅狄奇家的人又刚刚作了教皇（列奥十世）。他在《邦主鉴》中说，关于教会公国，唯一困难就在获取，因为既取得后，便受到古来的宗教习惯庇护，有这些宗教习惯，教会公国邦主不管如何作为也能保住大权。这种邦主不必要有军队（马基雅维利如此说），因为“他们为人心不能普及的崇高大义所支持”。他们“受神的称扬与维护”，“议论他们，那恐怕是狂妄无知的人办的事”。他继续写道，虽说如此，仍旧容人考问，亚历山大六世把教皇俗权如此扩大，凭的是什么手段。

　　《罗马史论》中关于教皇权力的议论比较详尽，也比较真诚。在这里，他首先把著名人物排成道德上的七级。他说，最上等人是宗教始祖；其次是君主国或共和国的奠定者；然后是文人。这些人是好人，而破坏宗教的、颠覆共和国或王国的、以及与美德或学问为敌的人是恶人。凡建立专制政治的人非善类，包括凯撒在内；从相反方面讲，布鲁图斯是好人。（这种见解与但丁的见解之间的分歧，显示出古典文学的影响）。他主张宗教在国家中应当占显要地位，这并不以宗教的真实性为理由，而是把它当作社会联结纽带；罗马人做得对：他们假装信占卜，惩治那些轻视占卜的。马基雅维利对当时的教会有两点指责：第一，教会通过自己的恶行，伤害了宗教信仰；第二，教皇的俗权及俗权引起的政策，妨碍意大利统一。这两点指责表说得很痛切有力：“人同我们的宗教首脑罗马教会越接近，信仰越不虔诚。……它的毁灭和惩罚临前了。……我们意大利人亏赖罗马教会和它的祭司，才成了不敬神的败类；但是我们还受它一件更大的恩惠，一件终将成为我们毁灭根苗的恩惠，那就是这教会使我们国家弄成四分按这样几段文字看来，必须认为马基雅维利赞赏凯萨·鲍吉亚，无非是赞赏他的手腕，不是赞赏他的目的。在文艺复兴时代，人对高妙手腕和带来名声的行为备极赞叹。这类感情当然向来一直就存在；拿破仑的敌人中有不少热烈叹服他是个将才。但是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意大利，对于机巧的那种准艺术欣赏式的赞美，大大超过以前和以后各世纪。要是把这种赞美跟马基雅维利认为重要的大政治目标看成一致，那就错了。爱手腕和求意大利统一的爱国愿望，这两样事在他的心中并存着，毫不融会。所以他能够颂扬凯萨·鲍吉亚的精明，却怪罪他不该让意大利闹得分崩离析。应当设想，依他之见十全的人物就是论手段聪敏而无忌惮如同凯萨·鲍吉亚，但是抱着不同目标的人。《邦主鉴》结尾声声动人地呼吁梅狄奇家将意大利从“蛮人”（即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人的统治“发恶臭”。他预料人担当这种事业，不会是出于非自私的动机，而会是出于爱权势心，更重的是好名望心。

　　关于邦主的行为方面，《邦主鉴》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作邦主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要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像狮子。书中有一章（第十八章），标题是“邦主必如何守信义”。里面讲，在守信有好处时，邦主应当守信，否则不要守信。邦主有时候必须不讲信义。

　　“但是必须会把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作惯于混充善者、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人们全那么头脑简单、那么容易顺从眼前需要，因此欺骗人的人总会找到愿意受欺骗的人。我只举一个近代的实例。亚历山大六世除骗人外一事不干，他旁的什么事也不想，却还找得到骗人的机会。再没有谁比他更会下保证，或者比他发更大的誓来断言事情，可是再也没有谁比他更不遵守保证和誓言了。然而因为他深懂得事理的这一面，他的欺骗百发百中。所以说，为邦主的并不必要条条具备上述的品质［各种传统美德］，但是非常有必要显得好像有这些品质。”

　　他接下去说，最主要的是邦主应当显得虔信宗教。《罗马史论》在名义上是对李微历史著作的论评；它的语调与《邦主鉴》大不相同。有整章整章，看起来几乎像出自孟德斯鸠的手笔；这书的大部分让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来读也会赞许。明言阐述了“约制与均衡”说。君主、贵族和平民皆应在宪法中各占一份；“那么这三个势力就会彼此交互约制住。”莱库格斯确立的斯巴达宪法最佳，因为它体现了顶完全的均衡；梭伦的宪法过分民主，结果造成比西斯垂塔斯的僭主政治。罗马的共和政体是好政体，这由于元老院和平民的冲突。

　　书中通篇使用“自由”这个词指某种宝贵的东西，不过究竟何所指并不十分清楚。这名词当然是从古代接手来的，又传给十八、十九世纪。塔斯卡尼保持下来自由，因为那里没有城堡和君子。（“君子”（Gentlemen）当然是误译，却是个令人开心的误译。）看来他认为要实现政治自由，公民必须具备某种个人美德。据他说，唯独在德意志，正直和敬神仍旧普遍，所以在德意志有许多共和国。一般讲，民众比君主贤达而且比较有恒性，尽管李微和大多数其他著述家抱相反主张。常言说：“民之声即神之声”，这话也不乏正当理由。

　　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共和时代的政治思想，到十五世纪如何又获得在希腊自亚历山大以来、在罗马自奥古斯都以来就不再有的现实意义，说来有趣。新柏拉图主义者、阿拉伯人、经院哲学家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抱热烈兴趣，但是却根本不注意他们的政治作品，原因是城邦时代的政治制度已经完全绝迹了。在意大利城邦制的成长与文艺复兴同时并起，因此人文主义者便能够从共和时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政治理论有所收获。对“自由”的爱好，及“约制与均衡”说，由古代传给文艺复兴时期，又主要从文艺复兴时期传给近代，固然近代也直接承继了古代。马基雅维利的这一面，和《邦主鉴》里那种比较闻名的“不道德的”主义，至少是同样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决不拿基督教义上的或圣经上的根据当作政治议论的基础。中古的著述家抱有“合法”权力的想法，所谓合法权力即教皇和皇帝的权力，或者由这些人来的权力。北方的著述家们甚至后来直到洛克，还论说伊甸乐园里发生的事情，以为他们由此能给某些种权力的“合法”性找到证据。在马基雅维利却没这样的概念。权力归于自由竞争中有手段抓到权力的人。他对平民政治的爱好并非出自什么“权利”观念，而是由于观察到平民政治不像专制政治那样残酷、专横和动乱不定。

　　现在试给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中“道德的”部分和“不道德的”部分作一个（他本人原来未作的）综合。下文里我不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意见，而是表达他本人或明言或隐含的意见。

　　政治上的好事是有一些，其中这三样特别重要：民族独立，安全，和井然有序的政治组织。最良好的政治组织是在君主、贵族和民众之间，依各自的实际力量为准来分配法权的政治组织，因为在这种政治组织下革命难成功，于是就可能有稳定；但是为稳定着想，多给民众一些权力总是明智的。

　　关于目的便是如此。

　　但是在政治上还有手段问题。用注定要失败的方法追求某个政治目标，徒劳无益；即便认为目的是好的，也必须选取可以实现它的相当手段。手段问题能够不管目的或善或恶，按纯粹的科学方式处理。“成功”意思指达到你的目的，不管是什么目的。假若世间有一门“成功学”，按恶人的成功去研究，可以和按善人的成功去研究同样研究得好——实际上更好，因为成功的罪人实例比成功的圣贤实例尤其繁多。然而这门学问一旦建立起来，对圣贤和对罪人同样有用，因人圣贤如果涉足政治，必定同罪人一样，希图成功。

　　问题归根结底是力量的问题。为达到某个政治目的，这类或那类的力量总不可缺少。这件简单明白的事实被“正义必将战胜”或“罪恶的胜利不久长”等诸如此类的口号掩饰住了。即便你所认为的正义一方真战胜，那也因为该方拥有优势力量之故。是的，力量常常依靠舆论，舆论又靠宣传；而且当然，表面显得比你的敌对者有道德在宣传上是有利点，而显得有道德的一个方法就是真有道德。因为这个理由，胜利说不定往往落在具备公众所认为的道德最充分的一方。马基雅维利以为这不独是十六世纪时宗教改革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还是十一、十二、十三世纪当中教会权力增长的重要因素，他这意见我们倒也必得认可。但是关于这点有若干重大限制。第一，抓到权力的人，能够操纵宣传使自己一派人显得有道德；例如，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中，恐怕谁也不能提亚历山大六世的罪恶。第二，有些个混乱时期，明白露骨的无赖行径屡屡成功；马基雅维利的时期正是这样的时期。在这种时代，往往有一种迅速增长的人性为己观，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它是合算的，一般人就看得下去。照马基雅维利自己讲，哪怕在这种时代，当着无知大众也宜摆出一副道德面孔。

　　这问题还能够更进一步来看。马基雅维利持这个意见：文明人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他说，假使有人在今天想建立共和国，会发觉在山民中比在大城市的人中容易做，因为后一种人恐怕已经腐化了。即便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这人的最聪明的行动方针仍要随他须驾驭的民众来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引起人人激愤，但是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才让众人激愤得酿成宗教改革。当路德开始叛教之际，教皇的收入想必要超过当初亚历山大六世和尤理乌斯二世倘如品德较好，教皇应有的收入；假若这点是实，便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性为己观而致。可见，政治家如果依靠有道德的民众，他们的行为比在依靠对道德问题漠不关心的民众时要良好；他们在若有罪行就能够广泛传知的社会里，比在有他们掌握下的严厉检查制度的社会里，行为也要良好。当然，其伪善总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通过适当制度能使成功的程度大大缩小。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也如同大部分古代人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方面不免肤浅。他满脑子是莱库格斯和梭伦一类的大制法者，而想当然这种人不大管以前的社会情况，就创立一个完完整整的社会。把社会看作是有机生长体，政治家对它仅能起有限影响，这种社会概念主要是近代的概念，进化论又大大加强了这个概念。这概念从柏拉图那里找不到，从马基雅维利那里同样也找不到。

　　然而，也许不妨这样主张：进化论的社会观纵使在过去合乎实情，今天已不再适用，对现在和未来讲，却必须另换一个远为机械论的看法。在俄国和德国创造出了新的社会，简直仿佛神话人物莱库格斯据说创造斯巴达国体的情况一般。古代的制法者是仁慈的神话，现代的制法者是令人恐悚的现实。这世界已经比向来更类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现代人谁希望驳他的哲学，必须作一番超过十九世纪时似乎有必要作的深思。

　　马基雅维利主要理论是“政治无道德”的政治权术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一系列对于获取和掌握政府权力的建议。许多世纪以来，人们把那些为达到自己目的，缺乏对常规道德的关心，而不惜在人际关系中使用欺诈和机会主义手段，审视和摆布别人的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曾有研究表明，在组织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政治行为高度相关，它是许多组织中具有政治行为的良好预报器。

　　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有《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和《君主论》。其中《君主论》的影响最大。

　　其他的著作

• 《论战争艺术》 (Dell’arte della guerra) 1519-1520
•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ell’Alemagna) 1508-1512
• 《关于法国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i Francia) 1510
• 《佛罗伦萨史》 (Istorie fiorentine) 1521-1525

　　剧本

• 《曼佗罗花》
• 《克丽齐娅》

　　29岁的马基雅维利当上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第二国务秘书。在任职期间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有过会面。10年的外交经验，广泛与极权人物的接触与交流，使得马基雅维利能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观察与思考他们与他们的经验教训，这些思考使他在《君主论》中的观点日趋形成。1512年，意大利被西班牙军队打败，佛罗伦萨共和国宣告瓦解，马基雅维利不仅丢掉了职务还被判入狱，交了一大笔罚金，生活穷困潦倒。在这种环境下，在他目击了当时意大利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侵凌的状态，他为之痛心疾首，急于谋求意大利统一与强盛。开始更系统的反省早年的外交经验、反省历史教训、以及国家管理事物的规则。在一个圣诞节完成了那本伟大的小书《君主论》。

　　《君主论》一书可以说是一部西方的“厚黑学” ，他在书中给君主下了一个定义：“一个合格的君主应当兼具狐狸与狮子的性格，应当根据环境的需要对德行和恶行作出明智的和强有力的灵活运用。”书中运用大量的历史史实，阐述了君主国的治理原则和为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权的斗争方法，指明了君主怎样才能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教导君主应该如何进行统治，甚至教他们如何生活。他希望借这本书引起美第奇君主对他的注意，他在书中的献辞中声称要证明自己是美第奇政府的忠实臣民。然而结果失望，这本书没有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好运。马基雅维利从此放弃了从政的希望，将自己视为一个文人。这本书后来从西方到东方，宗教界、政界、学术领域和社会上广泛引起了各种强烈的反响，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称为最有影响和最畅销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

　　　《君主论》观点之一：政治就是为本国国家谋利益的政治理论。他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并增加国家的政治权力，而这一目标能否成功，乃是衡量评判政治家成败的标准。他十分明确地声称：每一个人必须把他对国家的义务置于所有其他义务和一切考虑之上。他认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国家的安危，为此要勇于作出必要的决策。至于决策的道德评价并不重要，诸如是否公正、人道或残忍，光荣或耻辱，都可置之不顾。对于近邻的弱小国家应该保护，但不加强他们的实力，要设法削弱他们当中实力较强的国家。他的这个观点来源于罗马法则：谁让别人强大，谁就是自取灭亡。书中还列举了法国国王路易在意大利的作法，称其失败的原因就是违背了这个原则。

　　《君主论》观点之二：国家政治制度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其存在本身。这个观点的含义不是道德标准，不是民意（公意）标准，现实性就是合理性。他的名言是：“专制是一种强烈的政治药剂，含有毒素，但有时不得不用。”他认为：政体必须与国情相配合，不同国情需要不同的政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因为环境与各种情况不同，必须有不同的政治组织和形式。在一般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中，共和国是最好的，而且也是唯一可能的政体。但是专制政治，在以下两种特殊情况下也是必要的：1、为了创建一个新国家；2、为了改造一个腐败的国家。

　　《君主论》观点之三：主张罗马的独裁制即“狄克推多制”。马基雅维利认为，治国者、政治家必须掌握统治的技术。关于国家立法，他曾对君主提出这样的建议：1、一个共和国要维持长治久安，其宪法必须具有弹性。因为假如宪法不具有弹性，则难免作法自缚。在国家情形变迁时，宪法逐渐与实际需要不能协调，可能成为导致国家衰亡的根源。2、一个共和国必须规定在国家危急时，设置一个能应付紧急状态从而行使绝对权力的官员。他说：一个共和国日常的政治，因为要调和许多意见，不免柔弱而迟缓。所以特别需要在宪法中规定，遇到国家面临危急时可以让最高权力者便宜行事，采取敏捷而有效的行动。倘若宪法中没有这种集中权力的规定，则一旦遇紧急状态来临，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甚至可以不顾宪法而采取。他主张的罗马的独裁制即“狄克推多制”就是罗马共和宪法的最大成功要素之一，它使得权力得以集中，使罗马成就了世界霸权的伟业。! 美国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评价：“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和他的哲学的真实意义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他被视作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又是一个满怀激情的爱国者，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善于理解权力的政治谋略家，但又是一个最早期的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曾经对《君主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马基雅维利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从而摆脱神学的束缚”这就是他进步之处。从但丁神坛走下的马基雅维利，开始面对历史史实的时侯，人类毕竟是向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说《君主论》一书是马基维利用以阐述君主治国之道的著作，《李维史论》一书便是马基维利用以替共和国政体辩护的著作。《李维史论》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描述共和国应该如何成立、架构，也包括了对权力的制衡与分立、政治权力分立的好处、以及共和国比君主国优秀之处。这些历史教训的涵盖范围在今天就有如六个世纪前一样广泛，其中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原则也可以在今天的许多民主国家里发现。

　　有如《李维史论》一书中所阐述的：

• “事实上，当政体中的宪法分别维持一个君主、一个贵族、以及人民的权力时，三者便会互相监督和制衡彼此。”
• “无庸置疑的这些手段[攫取权力的手段]对于所有文明的生命都是残忍而具毁灭性的，无论基督徒或全人类，每个人都应该尽力避免。事实上，一个普通市民的生命要比一个以大量他人生命做为统治代价的君王要来的有价值多了。”
• “一个秩序井然的共和国从不需要诉诸于在宪法以外的政治手段…”
• “人民的政府要比君主的政府好的多了。”
• “如果我们将人民犯下的错误与君主犯下的错误、以及他们决策的优劣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人民总是倾向做出正确而荣耀的决定。”
• “一个仅以管理人民为己任的政府，永远不需担忧人民会打算或有能力反抗政府…”
• “没有一个君主可以透过让自己遭人民痛恨而得利。”

　　对于马基维利的两本著作的另一种解释是，《君主论》是他为了讨好美第奇家族以取得政治职位才写下的著作，而《李维史论》一书才是马基维利真正的政治巨作。

　　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创建一门独立的政治科学，但是他确实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的开山鼻祖，而其被人广为称道的《君主论》并不能代表他的思想，如在书中《论教会的君主国》一章中，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故意对罗马天主教会避而不谈。

　　始终不要忘记，《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献给梅迪奇家族的一本对君王的谏言，尽管这是他在多年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用主义原则，但并没有体现其政治理想。实际上，如果最后一章对梅迪奇的呼吁中一些内容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位马志尼主义者（主张意大利统一的爱国者）。

　　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初有体现，对其后法国的卢梭，也有很深的影响。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多次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

• 马基雅维利主义
•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管理四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