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写成于1857～1858年，1859年6月由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

　　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认为伴随着185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出现革命的新高潮。他立即着手总结自己15年来经济研究的成果，以便从思想上武装战斗的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计划,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的巨著共六分册：①资本；②土地所有制；③雇佣劳动；④国家；⑤对外贸易；⑥世界市场。本书是这部巨著的第一分册的前两章。后来马克思改变了写作这部巨著的原定计划，而着手写作《资本论》。他把本书的内容加以概括写进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并把本书称为《资本论》的“初篇”。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即《序言》、《商品》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章。

　　1.《序言》 　

　　马克思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及经过，介绍了他从19世纪40年代起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精辟的概括，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马克思在序言中得出的革命结论，对指导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序言》具有巨大的独立的科学价值。

　　2.《商品》

　　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分析商品开始而不是从分析价值开始，这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马克思揭示了商品具有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是这二者的统一。商品具有二因素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引起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同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由劳动二重性，进而考察了形成价值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大卫·李嘉图由于不理解这种性质，致使他看不到货币的本质与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定之间的联系，得出了错误的货币数量论。

　　3.《货币或简单流通》 　

　　马克思在第二章中考察交换过程时,揭示了由于商品的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货币,阐明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马克思还详细地考察了货币的各个职能，并指出货币的职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实现了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在制定他的经济学说时，一直重视把对经济范畴的探讨与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末尾都附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的历史考察，包括《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些论述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史奠定了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